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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衢州古称西安,位于浙江西部,钱塘江上游,在省内毗邻金华、丽水、杭州,省外与江西、福建、安徽相接,是浙江的交通要塞。衢州境内平原占15%,丘陵占36%,山地占49%,虽然降水充足,但耕地面积较为匮乏,因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发展的并不繁荣,清代周召在《赠邑侯遂李公序》中写道:“西安居浙东偏,地硗民瘁,又界闽豫孔道,号称难治久矣。”在明清时期,衢州的社会结构以小家庭为主,这使得建筑结构以“三间搭两厢”的天井式建筑结构为基本单元,并且建筑的装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衢州地区的社会文化。文章运用定性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衢州地区古建筑装饰中的人物纹样进行分析,究其来源与特征,以期对衢州地区的文化脉络进行梳理,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理解。
1衢州地区古建筑装饰中的人物纹样概述
衢州地区目前留存的古建筑种类主要是祠堂与民居,风格与徽派建筑相近,始建年代在元代到清代之间,大多在清代有修葺。在衢州六县中均有古建筑分布,其中龙游、江山地区保留的相对完好,且元明清代均有留存,故本次调查主要以柯城(古峥嵘山地区)、龙游、江山地区的民居、祠堂、戏场为样本。目前衢州地区古建筑中的装饰部件保存得并不完整,主要是人物纹样的面部缺失情况比较严重,有的被利器刮去面部,也有的整个头部缺失。人物纹样主要以三雕的形式装饰在建筑上,赋予建筑空间独特的文化含义。三雕即木雕、石雕、砖雕,衢州地区的古建筑以徽派建筑为主,三雕的技艺也与徽派三雕有相当的关联。工艺上看主要有圆雕、浮雕、透雕、镂雕。圆雕主要运用在撑拱的装饰上,人物的正面处理得相对精致,背面相对简单;浮雕大量运用在雀替和梁架上,有的地方可以看作是彩绘的变体形式;镂雕透雕主要应用在石雕装饰中,且多位于建筑的外立面,在建筑内部的装饰中较为罕见。从建筑的整体布局上看,天井四周的牛腿基本都用人物纹样作装饰,其次最靠近中轴线的两侧梁架和雀替上人物纹的数量较多,越靠近则人物纹越少。衢州地区古建筑使用的人物纹样装饰题材丰富、工艺多样,且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自古以来衢州地区的儒风浓厚,在南宋孔氏南迁赐居衢州之后更盛,并有了“东南阙里”一说。有史料记载,当时衢州地区的书院画院多达二十余处,且这些建筑上“科举之文直刻镂藻饰”[1]。遗憾的是这些建筑都没有留存。儒文化对建筑装饰的风格也有深远的影响,目前留存的古建筑装饰中仍有许多人物纹样,其图像学含义即儒家宣传的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并且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2衢州地区古建筑装饰中人物纹样的分类与特征
在研究期间,笔者对衢州柯城、衢江、龙游、江山地区留存的古建筑进行田野考察,发现众多人物纹样,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这些纹样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吉祥人物纹样、戏曲及故事人物纹样、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纹样。文章选取了其中年代清晰、保存完好、且有代表性的几处纹样做代表性叙述。
2.1吉祥人物纹样
在清代的装饰艺术中,素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因而吉祥人物纹样也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人物纹样。在衢州地区各种类型的古建筑中也多有应用,且装饰在不同的建筑部件上。典型的吉祥人物纹样有:福禄寿、八仙等。张氏宗祠始建于元末,清康熙年间重建大修。四寿纹牛腿上半部分正面分别有一处变体的寿字,两侧也有人物纹,都是一叟一童的人物形象,背景皆是田园农舍,取“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之意;牛腿下半部分是四寿人物圆雕,代表寿的仙人在前,果实累累的桃树在后。此处的四寿和其他地区的寿星形象相仿,都是长髯老者,手执木杖,开口大笑。其中有两位戴冠,这样的形象设计比较少见。在这四处人物纹牛腿的设计中综合采用了圆雕、浮雕、镂雕、透雕的技巧,雕刻工艺十分精湛,人物手中的盒子和桃树下的栏杆都用极细的线条雕刻卍字曲水纹装饰,足见当时工匠的精巧。同样的寿星纹样在航埠镇畲族蓝氏宗祠中有不同的设计。纹样的位置紧贴山墙,工艺相对简单,仅使用浅浮雕的技法。设计者以祥云做背景,寿星骑梅花鹿,长髯大腹,一手执杖一手握桃,开怀大笑,在附近的梁架上有“福寿康宁”的字样。《北川蓝氏宗谱》记载:蓝氏于元末明初从福建迁入,该处宗祠始建于崇祯年间重修于咸丰七年[2]。笔者调查发现蓝氏宗祠中的人物纹样头部普遍较大,线条都比较粗犷,与常山地区叶氏建筑群中的相似,应当是受到衢州地区流行的木偶戏的影响。八仙纹也是衢州地区常见的吉祥人物纹样,在其他地区八仙往往被简化成暗八仙以器物纹样出现,但在衢州地区八仙纹还是以人物的形式用于装饰居多,而器物纹样的选用通常使用杂宝纹,且这些杂宝纹多与南孔宗庙中装饰的杂宝纹相同。八处人物纹样位于马氏宗祠天井的两侧,八仙法器易于辨认。设计者显然同时也考虑到了功能性的因素,坐骑的前腿部与人物的头部是两个受力点,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了这点使人物有前倾的动势。
2.2戏曲和故事人物纹样
古时衢州地区的戏曲文化十分繁荣,西安高腔是衢州地区的特色,字多腔少,一泄而尽,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是婺剧的一种。婺剧表演以武功见长,演员的动作尽量夸张,手势动作“大花过头,老生平耳,小生平肩,花旦平乳,小花平脐”[3]。如此一来衢州地区的戏曲人物纹样也具备了地区性的特色。在龙游劳氏民居的雀替上有一处“古城会”人物纹样,主要使用镂雕,以婺剧《古城会》为题材。《古城会》讲述的是关羽暂降曹操后往河北寻兄的故事,此处关蔡二人的兵器部分缺失,但人物形象仍可以辨认。戏曲人物纹样还以壁画的形式应用在建筑装饰中。在江山市廿八都文昌宫中就有清代壁画婺剧《传胪记》,绘于清宣统元年,作者是龙泉县八都镇画师吴兰亭等人。除此之外,廿八都还有约二十多处以戏曲故事为题材的壁画[4]。除戏曲人物外还有以传说故事作为题材的纹样,典型的有张良进履和二十四孝等。在龙游劳氏民居的雀替上和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格扇裙板上都有“张良进履”纹样,但在形式上有差别。相比之下,衢州地区的张良进履图画面背景相对复杂,留白较少。二十四孝的故事也作为图案也被大量运用在衢州地区的建筑上。清末航埠镇陈家祠堂门楼上的《二十四孝》人物纹样局部,二十四孝被分为六组装饰在门楼各处,门楼上还有“伦纪”“纲常”的字样。
2.3现实生活题材的纹样
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纹样也常常装饰在衢州地区的古建筑上。龙游清末龚氏民居梁枋上的《全家福》。此处纹样位于大门后的梁上。纹样的边框设计成梁柱的形式,并有雀替装饰,在梁的正中挂牌匾,上有“全家福”的字样,纹样的主体部分是十个人物,五男五女各处一边,面向画面正中间桌子上的香炉。男女皆盛装,表情喜悦,最年长的坐于桌后,最年轻的跪于桌前,中年人站于两侧。最左侧三女的头部缺失,其他人物保存相对完整。这处全家福雕刻的风格和现在的全家福照片颇为类似,其中的人物都身着盛装,其用意也是为了展示家族人丁兴旺,门庭显赫。在衢州地区的民居中类似的纹样非常多,纹样的形式构图和纹样所处的位置大多相同,应当可以认为这些纹样具备合家安乐、人丁兴旺的作用。图6是位于龙游滋树堂天井四角的牛腿,牛腿上的人物纹样描绘的是龙游商帮繁荣的景象。整体看牛腿被设计成楼阁,分为两层,下层正面有一人高举元宝,上层正面有一人手捧大鲤鱼,寓意“富贵有余”;上下二层侧面各有三人载歌载舞画面十分热闹。图7是龙游聚星堂雀替上的人物纹样,聚星堂始建于清代早期,其寓意为“贤才聚集之地”。在此建筑中存在多处书生人物纹样,此处纹样中书生带小生帽,形象与民间故事中的江南才子相仿,手执书卷坐于桌前,目视天空,表现的是读书人的气质。据笔者调查发现,衢州地区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纹样中描绘生产活动的只占少数,多数是描绘读书人的题材,这可能与儒家文化在衢州地区的影响有关,在开化霞山郑宅大院内有楹联:“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由此可见儒家价值的普及让衢州地区尤为重仕抑商,龙游商帮的衰败也有此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些人物纹样的题材涵盖甚广,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清时期衢州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及人文观念。
3衢州地区古建筑中人物纹样的社会功能
装饰并非罪恶,从古至今,这些古建筑装饰中的人物纹样始终是衢州地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3.1教育与审美功能
教育与审美是这些人物纹样承担的重要功能。在建筑上装饰人物纹样需要雕刻或者彩绘,这些工艺与文字记载相比无疑繁琐得多,但这些纹样与建筑融为一体,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嘉靖府志录宋《重建衢州府学记》中写道:“圣贤之学姑为假借之具,必将与朋友讲习,谓如是为忠,如是为孝,如是为礼义廉耻,如是为功名事业,养以浩然,触类而长。”这样的理论显然也运用在了建筑装饰上。
3.2宣泄与补偿功能
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本能,但现实空间往往并不美满,因此人们常常构建虚幻的空间进行情感的宣泄与补偿活动。这些活动消解了部分的社会压力,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福禄寿之类的吉祥纹样更多的是承载了建筑主人的情感寄托。长寿始终是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因此几乎在所有的建筑上都有或多或少表现寿的题材,或以人物纹样的形式出现,或以文字变体的形式出现。这种装饰很大程度上是对心理的一种补偿,这些人物纹样给了建筑的使用者情感上的激励,人为虚构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3.3经济功能
人物纹样比其他纹样更加复杂,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要求工匠有一定的艺术素养,这就导致了人物纹样设计制作的成本比其他纹样更为高昂。笔者发现人物纹样出现最多的建筑往往是家族祠堂,且宗祠中的人物纹样普遍多于支祠,其次是显贵人物的民居,在普通民居中人物纹样并不多见,有的仅仅在天井四侧的牛腿上有装饰,且设计简单,工艺粗糙,这应当是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制约。显然,这些人物纹样成为了人们炫耀财富与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财富与地位的攀比中也促进了衢州地区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这也解释了衢州地区商业繁荣与三雕艺术迅速发展的时间基本吻合的现象。
4衢州地区古建筑中人物纹样设计的影响因素
衢州地区的文化环境十分复杂,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作用于古建筑装饰中,使其具有了独特的风格,这些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4.1孔氏南迁与儒学文化影响
宋高宗时衍圣公孔端友率孔氏随宋室南迁,赐居于衢州,自南宋始,衢州州学与孔氏南宗家庙长期合一。宝佑元年,孔洙任衢州通判,而后建孔氏南宗菱湖家庙,自此,县学孔庙、府学孔庙与孔氏家庙并存于衢州,形成“一城三孔庙”的特殊格局,足见衢州官民对儒学文化的推崇。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宋代衢州地区的进士共有773人,状元4人,官至副宰相以上的7人。即使到了不重科举的元代,衢州的进士数量依旧列省内前茅[5]。在明清时期,由于传统经济形态的变革,统治者在文化上的控制上也登峰造极,儒家思想和价值观被广泛宣传。古衢州峥嵘山明伦堂上有一楹联:“修其天舜,教以人伦”,天地君亲师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制约,而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在府山上也有一联:“南望柯山常仰仙风瑞霭,北连孔府时聆玉振金声。”柯山即烂柯山,相传是衢州地区的仙人洞府,是衢州地区最有灵气之处,将孔府与之匹配可见儒学在衢州人心中的地位。
4.2繁荣的戏曲文化影响
衢州地区的民俗文化十分繁荣,其中对建筑艺术具有最直接影响的是戏曲文化。每逢诸如二月二、三月三之类农历节日和各大庙会还有各家喜事,都会请戏班来到祠堂戏场唱戏,有时早晚各一场。在衢州地区的古戏台上曾有一楹联:“一部廿四史演成今古传奇,英雄事业,儿女情怀,都付与红牙檀板;百年三千场留此春秋佳话,美人钗钿,名流群屐,谁和得白雪阳春”。这既体现了衢州地区戏曲演艺之盛,又体现了戏曲演艺的题材之广。在衢州地区的祠堂戏场建筑中有众多题材不明的戏曲人物纹样。祠堂戏场是戏曲文化活跃的空间,需要靠建筑装饰来营造这样的场域。祠堂和戏场建筑有意识地选用戏曲题材的人物纹样,且不重视其背后的寓意,仅仅表现戏曲故事本身与表演者的精湛演技。可以发现这些纹样中的人物大多身着华美的戏服,姿势优美,但没有鲜明的人物特点,其作用显然不是为了表现故事题材或是宣扬道义,而是为了表现戏曲表演的形式,重现听戏曲时的享受。
4.3龙游商帮的积极影响
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帮、徽商和龙游商帮,有谚语流传:“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龙游商帮的代表傅暹曾两次受到乾隆帝的接见,并“御赐八品顶戴,绢绵米肉养老银牌”“称荣乡里”[6]。龙游三门源的叶氏建筑群是清道光二十六年叶鹤天中恩贡后耗巨资兴建,原主体建筑五幢,现存其三,门额分别题为“荆花永茂”“环渚生春”“芝兰入室”,各有七处砖雕。其中“荆花永茂”的七处砖雕分别是:“过江杀将”“虹霓关”“白猿教刀”“长坂坡”“渭水访贤”“黄鹤楼”“三气周瑜”。“环渚生春”的七处砖雕分别是:“铁笼山”“刘备招亲”“义释黄忠”“龙凤阁”“雌雄鞭”“雪里访普”“回荆州”。“芝兰入室”的九处砖雕分别是:“打金枝”“尉迟恭救驾”“分水钗”“紫金关”“赵颜求寿”“过五关”“打花鼓”“金牛岭”“四进士”。这些纹样皆出自婺剧,是衢州地区常用的人物纹样题材[7]。这些砖雕都采用镂雕工艺,人物逼真传神并且具有衢州地区木偶戏的特色,可以认定为衢州地区的工匠设计制作。衢州商人在致富后纷纷回归故乡兴建土木,建造民居、祠堂、书院、会馆,如江山廿八都姜家大院、龙游傅家大院、龙游三门源叶氏建筑群等等。这些民居的装饰错彩镂金、雕镂满眼,人物纹样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究其原因多是龙游商帮炫耀门庭显赫的需求体现。
结语
衢州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使得衢州地区古建筑中的人物纹样有地域性的特征,这些人物纹样从侧面反映了古代衢州人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也体现了衢州地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当代史。”这些人物纹样使过去与现在的视域相重合,其起源、形态、内容、功能贯穿了衢州地区人们的生活体系,既是衢州地区社会族群记忆的重要范畴,也是衢州地区地域文化的积淀,在如今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下,这些物化的历史同时也是衢州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明崇祯]汪庆百《重修衢州府学碑记》.
[2]巫少飞.蓝氏宗祠:我省保存最为完整的畲族宗祠[N].衢州日报,2015-12-07.
[3]钱兴地.试论婺剧的儿童情趣[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3-59.
[4]洪明骏.浙江江山市廿八都古镇清代民间戏曲壁画考述[D].杭州师范大学,2013.
[5]汪筱联,叶裕龙.峥嵘山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133.
[6]叶卫霞.论龙游商帮对衢州古建筑的影响[J].装饰,2012(3):69-71.
[7]林伟民.衢州记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248.
作者:王浩威 袁宣萍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