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建筑群的单体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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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楼与牌楼所围的方形院落中，有东西两座辕门，东连金牛道，西通褒斜道，是当年出秦入蜀的必经之道，乐楼前广场上，一对石旗杆高耸而立，每根旗杆中上部各安装有两个“月斗”相衔接，雕刻工艺精湛，蔚为壮观，使广场又多了几分威严;同时在空间延展上又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使广场在视野上更显开阔。钟鼓楼建于琴楼两侧，均为两层六角攒尖顶，始建于公元263年，历代多有修葺，这里的钟鼓楼方位不同于传统的钟鼓楼建筑的方位，即东面为钟楼，西面为鼓楼，取晨钟暮鼓之意，而这里的钟楼位于西面，而鼓楼则位于东面，意为诸葛亮不忘北伐，统一汉室，故而西钟东鼓，钟楼内部悬挂一顶明朝万历年间铸造的洪钟;“六有书房”“静观精舍”与过楼、厢房列于主要建筑的两侧，琴台与仿草庐分别在大殿的东西两侧，素装淡雅、小巧精致，与大殿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突出主体建筑的同时又互不干扰，通过对比打破了单调、沉闷和呆板的感觉，既控制了整个空间的视觉中心又使得群体建筑富于变化;拜殿、大殿与崇圣祠在布局上又体现了“入门为中庭，继而是大殿，殿后为寝”的道教建筑特点;东南方向上的第三平台结合造园技术开辟了一座竹水相闻的园林景观，园内布置了水池、叠石、曲桥、小径等小景自然延伸了空间，园中的最高点处，建有一座观江楼，方形重檐攒点式建筑，它是武侯祠与外部环境联系的一个枢纽，是将整个建筑群推向高潮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环境经营与建筑布局整体统一的具体体现;登楼观江，视野开阔，内景与外景有机的结合，过渡自然，更体现了《园冶》中“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宗旨;根据堪舆学选址的神气性，以“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风水格局使整个建筑群的空间布置顺从山川地势从收到方，既层次鲜明，又结合自然。

武侯祠建筑群的单体建筑

1乐楼

1)结构与构造。乐楼是人们在每年春祭与秋祭期间演戏的舞台，“始建于景耀六年，历代都有修葺，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落架大修”［4］，现在的戏楼面阔3间，进深3间，中间为表演区，两边为耳房，台面正中置有木扇屏风分隔前后台，整体立于长13．5m，宽9m，高1．7m的台基之上，重檐歇山屋顶，灰色筒瓦覆盖;举折高大，岀檐深远，柱础石为下方上圆的双层鼓镜石，柱头无斗拱，帮助起翘的是檐柱上部的四道斜撑拱(见图1)，檐柱上托住柱头枋、栏额枋、平板枋和挑檐枋。2)装饰与艺术。平板枋上装饰五攒一斗二升麻叶拱，各枋面部均有花卉和人物彩绘，大都体现了道教追求吉祥如意、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思想，例如福禄寿三老图、松鹤龟不老物;撑拱上浮雕戏剧人物，从彩绘服饰来看，富有羌族文化特色，也为研究汉水流域羌人活动提供了依据。

2拜殿与大殿

结构与构造。拜殿又称献殿，是拜谒祭祀诸葛亮的地方，三间厅堂，无门窗及檐墙，四架梁卷棚式硬山建筑，是大殿的附属建筑;殿内靠山墙及正面檐下，碑石林立，屋架和檐柱悬挂匾额和对联。拜殿两端梢间设置顺梁，然后在其上栽立雷公柱和角背，雷公柱上施太平梁，太平梁承托平行的脊檩，再在两脊檩上安置弧形“罗锅檩”，形成屋顶卷棚脊;枋、檩、梁上饰以旋子彩画和道教代表性图案。拜殿与大殿中隔约2m，安置诸葛亮神像，是整个祠院的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九檩大式殿堂，从大殿青砖墙壁上可见，最后一次维修是在嘉庆八年，实际上1973年国家对武侯祠大殿进行了改建，后移2m多，抬高近1m，也就是现在的位置;在此之前大殿也有过几次大的维修。大殿台基高约45cm，青砖包砌，上施素柱础石，下方上圆，覆盆状，檐柱柱径均在40cm以上，与顺梁及仿木卯榫结合，上施普柏枋，在檐檩与普柏枋之间安置斗拱，平身科与柱头科均为一斗二升麻叶拱，“转角科为单踩单昂斗拱”［1］，昂为典型的南方风头昂，转角拱上承金柱上的穿插枋，支撑老角梁和子角梁，使屋角层层向上向外起翘(侧角生起)，形成戗脊;碧色琉璃瓦覆盖屋顶，山面博风板宽大厚实，悬鱼、惹草雕刻细腻，由于斗拱使用简单，且前后不带檐廊，使得屋面较为平缓，出檐较短，但屋顶大吻与三叉宝顶的使用以及戗脊上自由布置的仙人走兽，使整个建筑于庄重沉稳中不失灵活性，大殿内部金柱、脊柱与梁、檩、枋木卯榫结合，无斗拱(见图2)，为防止柱子因穿插梁、枋的剪力作用破坏，柱子上部不同程度的施以铁箍;大殿采用减柱造式柱网，即去掉室内一部分金柱，加长横梁跨度，但檐柱保持不变，扩大了内部空间，这种柱网形式既保证了结构的稳定性，又可改善室内布置的灵活度;殿内去掉了两根金柱与脊柱(见图3)，为安置塑像神龛留出了空间，“主体采用露明法(彻上露明造)”［2］;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的九檩大式殿堂相比，该殿角柱无侧角。

装饰与艺术。大殿内外的装饰和山门一样，色彩以冷色为主，暖色为辅，冷暖对比，素雅清静，梁、檩、枋上绘有苏州彩画和旋子彩画;神龛上部为镂雕牡丹纹，下置天弯罩，神龛中的藻井形式为平綦，方格内为圆形，周围一圈如意状云纹，“神龛正上方高悬嘉庆皇帝御书的九龙金匾‘忠冠云霄’一方”［4］，其价值不仅在于皇帝御书，更在于九龙框架的雕刻艺术。

建筑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

武侯祠整个建筑群由若干个单体建筑与走廊、围墙环绕成七进院落，前后相连，左右相通，经过前院到达后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使视线富于变化，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这种布局正是强调“尊者居中”的等级严格的儒家礼制制度，突显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不仅具有礼的特性，而且兼备乐的意蕴;同时，祠内木刻对联和石刻碑文无不折射着传统儒家文化中诗书礼义的道德观念;整个建筑群的选址遵循堪舆学理念，使建筑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以枕山、环水、面屏的空间布局形式处理，使气聚而不散;园林景观遵循以山水为主、自然为本、建筑为从的设计思路，化大为小，融于自然，通过观江楼的视窗，使建筑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利用汉江与定军山作背景，将小园林中有限的空间范围推向广袤无垠的自然风光，以建筑为中介，将人与自然高度融为一体，体现了“道在山林”“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对造园技术的影响。

结语

从武侯祠建筑群的平面布局以及祠内主要建筑的平面布局、结构形式和装饰彩画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传统建筑一脉相承，与民间建筑相比，它有庄严肃穆的一面，较清明清大式建筑做法，它又有自由灵活的一面;祠内除了诗词、书法、绘画艺术之外，还有建筑、雕塑艺术，前后并重才能使艺术渐臻佳境;碑石甚多，唯唐碑与明碑最为珍贵，武侯祠现存唐以来碑刻近百通，其中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记并序》碑，“是全国各地武侯祠墓中最早的一块唐碑”［4］，它比成都武侯祠中的唐元和四年(809)所刻立的“三绝碑”还早14年，该碑刻立于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一年(795)，正文记载795年维修武侯祠一事，其碑帽、碑阴、碑侧刻满了唐、宋、元、明题刻，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可想而知，但两者的保护措施似乎并不与其价值成正比;建筑以木构架为骨干，青砖砌墙壁，屋顶样式繁多，在直立厚重的墙壁和宽阔明台的衬托下，整座建筑群稳定庄重，形成了曲与直，静与动，刚与柔的和谐美，它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了实证，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本文作者：康宝祥、符炫、陈文强 单位：陕西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