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全文(5篇)

1.转换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发展目标的转变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

1.1提高国民收入

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1.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1.3发展第三产业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供给层面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我国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必将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张发挥重要作用。但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也会伴随阵痛。当前房地产业面临复杂局面，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诱因。这要求我们在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除考虑短期的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外，更多的要结合结构性的供给调控刺激政策，尤其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升段在促进经济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如通过收购兼并手段重组产能过剩产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和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组合创新，化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创造良好条件。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赖以支撑的正要素投入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长期形成的人口结构，为我国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一度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趋于减弱。与此同时，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确保粮食安全的共同需求，土地要素成本上升也属必然趋势。另外，我国经济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也倒逼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不可再生资源成本和价格波动也会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挑战。

二、创新引领焕发新活力

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唯有靠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来保持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立足当下，面向长远，以国家启动的“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切实推进创新引领发展战略。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极大改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释放改革红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PPP（政府和市场协同，Public-Private-Parternership的字母缩写）投资模式的推广，在市场准入方面探索推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会逐步破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提升市场经济效率。通过技术创新不仅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甚至革命，为经济发展和增长带来新动力、注入新活力，而且会引发产业组织生态的新气象、新面貌。如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的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跨界融合发展可一扫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雾霾”，是经济呈现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浪潮。如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大规模生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而生物医药技术的突破也会对人的生命健康带来福音。而且我国以某些领域的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完全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国际性的引领和跨越。如面对德国提出含有互联网因素的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由德国政府提出的高科技战略），清华大学专家提出进一步提出含有金融元素的工业4.5，笔者也倡导移动互联网（信息）、移动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与移动能联网（持续能源）融合创新的M立方（M3）产业模式等。其实，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物质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甚至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潜在可能性。

清华大学专家最近在暗物质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科技大学专家发现暗物质与人体疾病的关联，存在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交叉创新的可能契机。因此，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的静态比较优势，必将逐步转化为中国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重大历史转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含义非常丰富，还包括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格局谋划和战略创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的全球化进程，更多是在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和规则下的参与和适应，我国无疑是收益者，但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无疑也受到国际经济霸权尤其是货币金融和信息资源等的制约。面临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和文化大国，我国应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塑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谋划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通过推进相关各国交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绿色与和平的方式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跨境合作转移，不仅会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提升并跨境转移过剩产能，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效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为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做出贡献。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下，国内的经济空间格局也必然会进一步优化，两岸四地的合作会更加紧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会面临新的契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也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新亮点。创新引领还包括国家治理理念和体系的更新，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良法善治，构建多元立体治理体系，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良好运行环境。在经济上逐步建立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权力“正面清单模式”，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逐步推广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模式”，法无禁止则可为，并通过完善国有资本收益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等方式有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切实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福祉，面对经济增长新常态，构建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新心态。

作者：左传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分析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历了规律性的演变。Kuznets(1971)对经济增长中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概括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从初级阶段转到高级阶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实。本文应用了经济增长核算检验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劳动和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总量生产函数，以度量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残差，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技术进步，表示投入保持不变时的产出增长。假设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K、L、A分别为时间t时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技术水平。生产函数对时间t求导，所有项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变量的增长率，α为劳动生产弹性，β为资本生产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弹性的和等于1。左右两边减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时间的变化下增长率的差可近似为差的增长率，上式可以近似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应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国1800－196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间，资本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同时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生产率;而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经济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间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贡献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可见，美国经济增长历程符合Kuznets(1971)总结出的阶段规律，在工业初期增长依靠资本表现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长依靠技术表现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成功地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如苏联就陷入了初级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转变到高级阶段(Ofer，1987)。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这种规律性的转变，以及能否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呢?我们应用上面的增长核算检验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产出Y选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义GDP和基于1978年不变价格的GDP指数，可以计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计算公式如下:各年实际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数/759．9劳动L选用就业人员总数，为了与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对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底就业人员总数与上一年人数进行算数平均，从而得到年中就业人员总数。资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具体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It为在t期时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为t期的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用统计年鉴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来衡量当期投入生产并对产出有贡献的投入It。衡量价格指数最合适的指标是统计年鉴1991年起开始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1990年以前的指标只能用其他的价格指数来替代，本文采用投资隐含平减价格指数来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至于折旧率，则没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统计年鉴中指出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只能应用规定的统一折旧率。鉴于此种情况，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计方法，设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资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产，在Holz(2006)的设定中λ=14，这样的假设避免了引入固定折旧率所带来的误差。根据这种方法本文计算出2004以后的资本存量。在模型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和为1，因此计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知道了资本收入份额。本文采用李宾(2009)的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α，具体思路是分别计算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总再除以当年的名义GDP。农村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运用以上数据和方法对2007年以后的时间序列加以补全，结果见表3。

(三)结果分析

将得到的数据带入增长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本文将中国经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几个阶段，应用上面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每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平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对应，198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第一个峰值;1985－1988年间，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从而促使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1989－1991年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僵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上升到60%左右，不过随后呈现出下降趋势;1996－2000年间，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个谷底;2001－2006年间，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回升，并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2007－2012年间，随着北京申奥的成功，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了新一轮的资本投入，资本劳动比率大幅度超出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为负值，同时相对贡献率降至最低。改革30多年来，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起伏，但没有使经济持续增长，这说明改革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只起到一次性推动作用，而随着改革空间变小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变弱。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率逐年递增，而资本产出比率则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来又呈现出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Kuznets(1971)的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先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然后又转回到了初级阶段，而在中国的高级阶段期间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达到60%并没有达到像在美国高级阶段中的80%左右，从而表现出一种混合类型的增长模式。下面本文解释这种增长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转变到高级阶段的增长方式。

1引言

鉴于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将面临着化石能源供给约束，有必要就化石能源供给约束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做出科学评估.然而，已有研究都是基于通过能源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转换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减少能源需求从而减少002排放的思路进行,没有考虑化石能源供给约束的影响.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能源进口的限制因氣但没有充分考虑国内能源供给的约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构建了包含资源耗竭模块的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模拟了能源供给约束下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长期趋势,探讨了如何通过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控制C02排放，希冀为中国制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参考.

2研究方法

2.1模型构建

1)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

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是基于动态CGE模型开发的,参考文献,在生产技术模块中加入能源模块.模型使用多层嵌套的模型结构,并用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来描述能源之间、能源和资本、劳动之间以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模型假设中间投入品之间，中间投入品与资本-劳动力-能源复合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此时CES函数转换为列昂惕夫(Leontief)形式.大多数部门的生产结构如图1所示.但对于炼焦业和燃煤发电技术、石油加工业和燃袖发电技术、天然气发电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是上述行业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很难被其它的中间投入品或生产要素所替代，釆用Leontief函数形式来衡量原材料与其它投入品之间的关系.模型包括38个部门，2组居民家庭(城市和农村)，3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电力部门拆分为八项发电技术[2Q],能源要素投入来自八个能源部门.模拟的基准年份为2007年.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SAM)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的海关、税收、国际收支和资金流量等数据编制；能源消耗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302排放因子参考文献;生产要素之间替代弹性的设定参考文献[18，19]的参数设定，进口与国产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参考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第六版中经验值设定;行业劳动力的数据来自《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模型的动态化通过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要素技术进步来实现.2007年一2011年的相关经济参数根据基年的数据并基于经济发展实际值的拟合反演进行了校正.

2)耗竭资源供给模块

一、财税改革的路径

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决定的财税改革的方案中，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包括现代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整，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财税改革。路径总体上是通过先行立法、局部试点以及全面推进来实现改革目标和任务。从先行立法来看，2014年已经完成了一些比较重大的立法改革步骤，比如，预算法经历4次修订，2014年8月底已经通过了新的预算法修订案;再比如，现在酝酿并准备紧锣密鼓推进的税收征管法修订，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审议和通过;正在积极进行组织起草的房地产税法等等。所以，这一轮改革的路径很重要的特点是立法先行。同时要进行一些试点。比如，在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了以后，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发债的试点工作，进一步贯彻修订的立法改革措施。推进“营改增”改革，由部分行业逐步向更多的行业推进。预算制度改革正在贯彻落实预算法规定的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原则，推动预算会计改革，将管理会计引入政府会计核算，这都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改革。

二、新常态经济下的财税发展特点

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的平稳增长从1994～2012年的10多年中，财政的税收收入多数年份以明显高于GDP增速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见表1)，因此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得到提高。1994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0.64%，到2012年提高到19.4%。在经济转向新常态后，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宏观税负将趋于稳定，即不再继续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速度将告别旧常态经济下的高速增长，转向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的税收平稳增长态势。这一变化将使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得以稳定，并使一些行业的企业税收负担减轻，居民的税收实际负担通过物价的稳定得到实惠。2013年开始到2014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2013年税收增长率已经降到一位数，2014年前三季度税收增长7.4%，与GDP增速基本同步。

三、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部门利益能否突破。2013年财政金库中的沉淀资金在年底前大致在3万多亿元左右，今年据媒体报道:财政金库的沉淀资金到9月底已经达到18万亿元多(《机关团体存款增至近20万亿》，《报刊文摘》2014年11月12日)。这些沉淀资金是由于分配方面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以无法及时支出和使用，而存款在政府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账户里。一方面是财政存在大量赤字，有些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缺资金的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财政金库还存在大量的沉淀资金，这本身就反映了财政分配的不合理和支出结构存在问题。想要重新分配利用好这些资金，就牵扯到一些部门利益的突破和调整，需要通过改革，运用零基预算方法，削减一部分部门和单位的经费规模，将财政资金运用到真正需要的支出方向，为此还需要改革和突破部门利益的勇气、决心和确实行动。第二个挑战，公共设施投资、公益性投资的供给体制改革。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改革和处理，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已经推进得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一个新的地方公共设施投资的体制，确实存在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制度建设需要解决。财政部现在希望运用PTT模式来解决政府融资问题，但这只能解决部分有现金流回报的项目融资，并不是全部项目的融资。政府对公共设施项目投资体系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解决的问题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新的体制和机制重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和经济增长速度显然会受到影响。目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与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有着一定的关系。下一步城镇化的推进，主要是地方政府来落实，如果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政府在那观望和徘徊，会直接影响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所以这方面财税体制改革的挑战是很严峻的。第三个方面是“营改增”的挑战，直观上看“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制改革问题，但实质上牵涉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乃至税收征管模式和征管机构变化等体制问题。原来的营业税占地方财政税收的40%～50%，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将不复存在，如何设立新的地方税主体税种，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如何完善分税制体制，需要统筹策划和安排。再就是税收征管模式的变化和征管机构的变化。现实当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比如说，地方税务局由于“营改增”以后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企业户征管业务转给了国税局，国税局的业务量迅速增加，国税局在原有编制和人员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搞好税收征管，地税局的工作如何与国税局进行衔接等等。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国税局与地税局进行业务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否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合并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可行，会带来什么新问题，都值得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都对下一步的“营改增”向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金融行业推进构成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迎接挑战，完成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

作者：倪红日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