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生态化发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中国经济生态化发展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难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科学范式，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关人与自然的分析既有哲学理论层面的关注，又有生态政治经济学、生态社会主义层面的关注，三个视角的统一赋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初步形成了一套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政策模式，为实现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永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哲学；范式；经济生态化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多维界定

生态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别人只看到人与物之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围绕着人、自然、经济、社会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观点、科学论断，建构了一个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生态哲学理论。

1.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唯物的自然观。在马克思之前，长时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目的论的“存在之巨链”思想，即自然神学。在自然神学中，人与自然没有先后之分，都归于上帝意志。这种自然神学的最大敌人，“从一开始，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1]。早在还是一名大学预科生的时候，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后来又把伊壁鸠鲁主义选定为博士论文主题，最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强调人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就已经存在。作为自然界进化结果之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由此，先在的、客观的自然，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唯物主义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然的奴隶，与之相反，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拥有对自然的巨大能动性。

2.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构架：辩证的自然观。辩证法，就其根本来说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3]的方法。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的见解”与“辩证法的见解”[4]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总是在日月不同辉、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各种事物的联系和区别、生成和消逝、前进和后退之间，都有着普遍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5]。比如在人对自然的劳动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6]。这一观点贯穿于整个马克思生态哲学，既强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又强调对其的否定理解，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既强调量变又强调质变。可以说,辩证法赋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实践论取向：人化的自然观。在马克思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具体化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包括了“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化”，而实践则是两者统一的中介。人对自然的实践，是多种形态的对象性关系的综合运用，不论是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是直观、愿望、互动、爱等等，每种形态都是在展现人的实践力量。人通过实践占有了的、正在占有的自然界，就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所考察的自然界，正是这个人化的自然。只有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那些与人类主体不存在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则“是抽象的东西”[2]，事实上等于无。

4.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历史论维度：社会的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其他自然观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7]。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特征，就在于强调自然界的演变一直是在人类活动和实践中发展演变的。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始终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展开语境。“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2]，每一世代的实践活动，每一世代所创造的材料、资金，每一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等等，都是其改造所处自然的结果，也是其下一世代改造所处自然的条件。一个世代接一个世代的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就构成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与自然界演变历史，两者不可分割、不可脱离。

二、认识和改变世界的科学范式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先进性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指导人们去改变世界。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关人、自然、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除了哲学理论层面的关注，还有政治经济学层面和社会政治革命层面的关注。这三个视角的统一，给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生态哲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视角：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与动物的生产不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体现人类的本质。但在现实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却令人遗憾地走向了异化，导致“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举了很多实例，例如在北美洲，南部大地主掠夺性的耕作让土地耗尽了地力，无法再种植棉花[5]；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等毁林造地，结果使这些地方成为了不毛之地[5]。这样的惨痛教训，历史上不断上演，现时代仍在不断发生。因此马克思强调，真正的人的生产，不仅要再生产人自身——延续人类物种，而且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让自然界得以真正的复活。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正是生态危机的源起；既重视前者又重视后者，才能实现人与自然长期共存。

2.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8]。但一旦自然被资本所利用，劳动、自然、价值之间的关系就走向了异化，自然界越来越成为资本家追逐超额利润的重要源泉。因此必然发生的是，资本家会想尽办法去控制自然界，以榨取超额利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再从自然界的美和独特性去看待自然界，他们的眼里只有占有、垄断、利用、商业价值、超额利润等等。采用各种手段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成为资本的自觉追求，自然界的一切都沦为谋利的工具。

3.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视角：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要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对立看不到解决的可能。私有财产和异化，是一对相互纠缠、相互成就的生死冤家。要解决异化问题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度就必须扬弃异化，“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因此，必须从解决人与人的冲突入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但不论是解决人与人的冲突，还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都必须与向新的社会制度的过渡相一致。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扬弃异化和扬弃私有制就是一回事，就能够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

三、经济生态化：马克思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用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和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遇到的生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以习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积极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解”。

1.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哲学理念。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论，就是实现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指南，就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和时代化成果。早在2013年，就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10]。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1]重要论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正式进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标志着其成为中国治国理政指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人类、动植物、山水林田湖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众多关系、各个部分并存互存，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受到破坏，其他部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虽然人类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人类永远不能将自己定位为可以外在、超越、凌驾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他者”，“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9]。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必须遵从生态化规则。人类的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种是“种的繁衍”[12]。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不能严重失衡，否则就会损害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近代以来，正是由于人类向自然的过度干预和肆意索取，才导致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由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求，也就是所强调的“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1]。尊重、顺应、保护这三个词里，蕴含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2.美丽中国：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远景目标。按照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观点，只要人类存在，与自然打交道就是一个永恒课题，人类会执着地把自然界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但与动物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按照“美的规律”来认识和改变世界，事实上就是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诗意表达。在当代中国，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就是从政策层面确立的建设“美丽中国”这个远景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13]，党的报告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专门作为一个部分进行阐述，充分表明了“美丽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位置。美丽中国是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形象论述，内在地蕴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这些年来，从三北防护林、三江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到环保督查、“蓝天保卫战”等铁腕治污行动，美丽中国愿景正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3.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顶层架构。经济生态化发展落实在治国理政的政策框架之中，就是“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人在自然面前似乎占据了完全的主动地位。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现实正是如此，人类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遭受着生态退化、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现代文明苦果。生态文明，正是对工业文明之异化的一种超越和扬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更高级形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正式提出了包括“绿色”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党的报告，专门以很大篇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部署。在实践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断显现。比如，“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6.7%，森林覆盖率提高2.16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13]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3%、31.3%和31.9%。[11]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这些进展和成就，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真理力量。

4.两个“绿色方式”：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现实路径。无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指导理念，还是美丽中国的政策愿景，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都必须细化为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报告三次谈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马克思生态哲学来理解，绿色发展方式对准的是过度生产、异化生产，绿色生活方式对准的是过度消费、异化消费。两个“绿色方式”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具体化、落地化、生活化，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提供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路径支撑。影响和制约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统一的，二者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二者的统一形态，决定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样态，进而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未来姿态。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异化的生活方式不断蔓延，并牵引和强化着外延式、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人们生产和消费得越多，自然界的付出和伤害也就越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形成两个“绿色方式”，也就抓住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牛鼻子。近年来，从光盘行动到反对奢侈浪费，从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正一步一步细化落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经济生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联邦德国]A•施密特.欧力同、吴仲昉译.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党的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卢安妮 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