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实效主义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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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的三分法

首先就是关于经济学要怎么分？一般的经济学教材是两分法，就是将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我的划分是三分法：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实效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老凯恩斯曾经有与我类似的分法，就是分为实证科学、规范科学和艺术(art)，也有人把art翻译为工程学。因为经济学界中很多人把三者混在一起，实证的与规范的不分，规范的与工程学不分，造成很多混乱。所以老凯恩斯的建议就是把应该把这三个截然分开。经济学只研究实证问题。这个传统被米尔顿弗里德曼所继承，弗里德曼有一篇著名论文，叫《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这么强调的。所以说，在经济学里面，有一种实证经济学传统。我认为，他们强调要区分三者，并且强调实证经济学的重要性，在当时是必要的。为什么呢？以前的学问家都叫哲学家，但后来分化了，研究得更加透彻了，但对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研究，分本身最后还是为了更完整地看这个人和这个社会。实证经济学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博弈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我认为是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实效主义经济学的时候了。实效主义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实证科学研究的是“这个社会是什么”，规范经济学研究的是“应该是什么”实效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求我们利用实证经济学的规律去实现规范经济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之所以提出实效主义经济学源于我这10年来一直研究法律经济学。因为法律经济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去实现法律的价值。所以，我把经济学分为三大块：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实效主义经济学。为何要特别强调实效主义经济学呢？因为，科学有几大功能，首先是描述，即是什么。第二是解释，即为什么。解释完了是预测。但我们说，这三种功能都属于实证科学。这种实证科学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是什么、为什么和预测将来怎样只是我们为了控制未来。预测明天可以干什么，举例说，明天的结果很糟糕。就像算命的一样，算到40岁有个结，但算命先生总有方法可以渡过这个难关。科学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实证研究是为了如何控制。这是科学的第四个功能——控制功能。那么，法律以及一般的制度，是怎么控制这个社会呢？使得他朝向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就是说去实现我们的理想呢？这就是实效主义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二、实效主义哲学与逻辑方法

实效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效主义哲学。实效主义是皮尔斯提出来的。皮尔斯最初把他的哲学叫Pragmatism(实用主义)。我们都知道詹姆斯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家。詹姆斯把皮尔斯的哲学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比如说心理学、宗教那些去了。而皮尔斯是个科学家、化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很多人接受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但皮尔斯发现他的哲学跟詹姆斯的有很大不同。后来在1905年的时候，皮尔斯给他的哲学重新起了个名称Pragmaticism，这个名称后来被中国人翻译为了“实效主义”。实效主义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皮尔斯说，“这种崭新的理论的最为令人瞩目的特征，正在于它确认在理性认知和理性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认为目标和手段是不可分离的，就是强调这个。这就是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关于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是何关系？我写过一篇文章《从意义到实效——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发表在《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在这个基础上，我又系统整理了实效主义逻辑方法，写成《论实效主义的探效逻辑》，发表在《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基本思路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你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你到底要干嘛。我们要进行论证目标的正当性，要论证其可行性。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就要看我们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我们能想象出的各种各样的制度，与目标之间是何关系。如何考虑呢？每个制度是有不同的后果的。比如说平均分配是什么后果，比如说把财富全部给聪明人又是何后果？这些后果与目标之间是何关系？根据这种目标和他的后果之间的契合度来选择制度。有的时候目标与制度的后果是完全一致的，有的时候可能是相近的，通过这种考察来选择制度。当然，我们一开始只是预期的。要真正有效，我们要通过实证的检验。选择这个制度后，我们去实验，看看到底能否实现原初目标？如果实现了，那么以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就用这个制度。如果不是，我们要考虑很多问题了，这个目标是不是过高，这个实证规律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约束条件有问题？约束条件是不是跟你所想的现实不一样？

三、实效主义新猫论

实效主义的哲学和逻辑方法是从美国来的，那么中国有没有这个实效主义呢？我一直对邓小平理论感兴趣，自1996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都一直带在身边。后来我发现其实邓小平理论就是实效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去发掘邓小平理论背后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把邓小平理论定位为实用主义，但我会说明为什么应该叫做实效主义？邓小平的理论有很多啦，诸如“猫论”、“摸论”、“不争论”、“三个有利于”等等，但邓小平最核心的理论就是猫论。大家都知道“猫论”，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如何理解“猫论”呢？对个人来说，老鼠就是钱；对政府来说，老鼠就是GDP了。对于这个猫论，很多人都盯到老鼠和猫。其实这句话里面有三个东西。第一是目标，就是捉老鼠。手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买老鼠夹子，但我们也可以去市场买猫。你到了市场后，卖猫的说，这个猫会捉老鼠，买回来后，让猫去捉了。最核心的东西是捉到老鼠，说的就是实际效果。所以，“猫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目标、手段和实效。“猫论”有点像数学里的函数关系。目标相当于应变量，手段相当于自变量。如果仅看猫论里的一句话，是看不出什么来的。邓小平“猫论”中的猫，你们想想是什么猫？实际上是农村的猫。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买猫是捉老鼠的，结果买了猫捉到了老鼠，就产生了实际效果。但城市人买猫一般不是捉老鼠的，是作为宠物的。这样一来，我在邓小平的猫论后面加了一句话，就是农村实用猫。对于城市猫，我们可以说，“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叫做实效主义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里面的函数关系，强调了最核心的是实效。目标可以不一样，农民买猫是捉老鼠，城市人买猫是作为宠物。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这两句话里面最核心的是目标如何通过手段去实现。实效主义新猫论的实质就是通过最优的手段实现目标。

四、实效主义经济学

实效主义的核心就是如何利用实证的规律去实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从实证到规范。现代学科分化，老死不相往来，经济学强调的是实证规律。法律人则强调社会应该怎样，好像法律出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发现有时候实没有法律可能还好一些，有了法律可能更糟糕。为何出现这个情况？因为立法者不知道社会的人是如何行为的。所以我强调，我们的立法要真正达到实际效果，首先要知道社会上的人是如何行为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我们要通过实证来进行立法，来达到法律的预期的目标。正好我研究法律经济学，就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实效主义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是经济政策实施后与预期目标相差很远，甚至背道而驰。在我国，既有一套正式规则，另外还有一套潜规则，真正有效的是潜规则，因为潜规则符合各方的利益追求，遵守潜规则的人是理性的。很多人经常批评潜规则，说其怎么不好，怎么不对。但是问题不出在这个潜规则上，也不出在遵守潜规则的人身上，而是出在建立正式规则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现实的人如何是行为的，以至于正式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建立正式规则的时候，你要研究社会规律，使得立法目标成为博弈均衡，正式规则实施后的结果就像潜规则的一样运行，我们都去遵守正式规则。在实效主义看来，人们普遍不遵守的规则不是真正的制度，尽管国家颁布了。在我们国家，真正的制度就是潜规则。潜规则是各方博弈的均衡，与我们正式规则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常常是背离的。这就提出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问题。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机制设计理论大师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就是明证。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声明指出，机制设计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市场机制无效，帮助人们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政策手段和决策过程。机制设计理论正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融合，可以说是实效主义经济学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就假定潜在的不遵守规则的人是理性人，让制度作为一种奖惩机制来实现规范目标，让目标成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与一致预测性是等价的。纳什均衡可以使得立法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一致成为可能。就会出现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偏离这个均衡的局面。如果一个规则不构成纳什均衡，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违背这个协议。所以说，我们的立法目标，一定要与其预期的结果一致，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这就是纳什均衡的立法意义。有的博弈均衡的状态是我们社会所预求的，有的则不是。社会所欲求的，我们就上升为法律。如果不是社会所欲求的，我们就通过立法设计，来改变原来的均衡状态，使得新的均衡适合我们所欲求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就提出了“博弈兴邦”的命题。我们一般的博弈论教材很多都是数学，好像博弈论就是数学。一般市面上流行的就是《博弈生存》之类的。博弈生存主要强调博弈论就是个人的策略学。还有人把博弈论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策略学，比如《厚黑学》联系起来。实际上博弈论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均衡。博弈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人们自然博弈时的尴尬状态，以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达到国家和谐的状态。这就叫“博弈兴邦”。我们研究博弈论是为了研究国家总体利益达到最大化。但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应该基于个体追求自身最大化，也就是要满足激励相容原则。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写了一个博弈兴邦系列，已经发表了三篇。

五、实效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我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实效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我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北京共识与中国奇迹的问题。第二是邓小平的实效主义改革哲学，第三是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效。中国奇迹包含三方面，GDP持续快速增长，两极分化以及短期行为。如何解释中国奇迹？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和政府大力干预经济。我在《改革内参》上写了一篇文章《检视北京共识》，提出了另外三个因素。但跟雷默的三个实际上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可交易的弹性双轨制。我们国家这30年很多制度都是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是弹性的，可以交易的。可交易的弹性双轨制使得我们掌握资源的官员和跟官员有关系的人发财，因为双轨制给打通了，进行交易，结果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第二个是强者产权和强者保护模式。我们的很多立法是粗线条的。粗线条的法律，粗线条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何后果呢？按照卡拉布雷西的理论，没有界定的产权，强者取胜：没有界定产权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产权就没有人去攫取呢？肯定是是强者取胜，即强者获得了这种权利。按照卡拉布雷西的理论，即使界定了这个权利，但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仍然是强者取胜。我们国家很多法律是有意地模糊。非常突出的一个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土地产权是最不清楚的，不知道到底是属于谁的。我在《法治周末》上著文指出，农村土地产权实际上是三有：国家有一点，集体有一点，农户有一点。那么，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呢？肯定是强者取胜了，最后的强者肯定是国家，所以是国家获胜。政府可以任意征地，因为所有权中最核心的权利是处分权，这个权利实际上是给国家的，国家就可以征地的。所以，我们前三十年权利界定的模式就是强者界定模式和强者保护模式。第三个是“包产要X”。张五常仅仅说“包产到县”。张五常认为，所有的县都是经济体，政府变成了像企业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不仅包产到县，还包产到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是利益分层的经济体，后果就是官商结合模式。大家看看，“北京共识”三条，加上我所说的这三条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上这6条啊，实现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怎么解释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认为真正能解释清楚的是邓小平理论。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已经设计了这个，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结果通过这些具体的制度确实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我们的深圳就是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典型。问题在于，邓小平的设计不只是这一条，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就是要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上面的制度只是实现了前面的目标，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目标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就应该围绕实现目标。邓小平理论就是实效主义。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发生改变了，因为邓小平的设想里面，从20世纪末开始，就要考虑两极分化的问题。他当时只是说要让富的地区多纳点税。要消除两极分化，比让一部分、一部分地区是先富起来是更难的。从理论上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是很容易的，就像马太效应说的道理，让聪明人拥有资源，财富的增长会成几何级数。

人们现在为什么争论“中国的改革是不是错了？”这要看目标，如果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来看，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按共同富裕看，改革是非常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仍然要遵循实效主义哲学。只是目标不同，相应的手段也应该是不同的。原来农民买猫捉老鼠，他的猫能捉老鼠是好猫。城市人买的猫，只会捉老鼠就不是好猫了。颠倒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能否真正达到这个实际效果呢？为此，我提出应该坚持科学发展实效观。主要强调通过制度设计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里涉及到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问题。在坚持市场经济制度情况下关注公平的问题。为什么应该关注社会保障？我提出了制度侵权理论，比如说张三打了李四，张三就侵犯了李四的权利了。如果按照科斯的理论，两人之间的侵犯是相互性的。张三打了李四，到底是李四对还是张三对呢？你开始不要说，有可能是李四该打的。所以我们说张三打李四，张三应该赔钱给李四，这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所以侵权的主体实际上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实际上任何制度，并非天经地义具有正当性，因为制度的优劣在于其能否实现目标。张维迎说，市场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他最近出版的书叫做《市场的逻辑》，我读了后发现，应该改为《市场的信仰》。任何制度并非天经地义具有正当性，在社会上任何制度都可以的。只不过我们要知道，各种制度实施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不同制度下的社会是不一样的。你们看，在有的制度里面，力气大的，可以得利。有的制度里面，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有的制度里面，智商高是最重要的。这个失败者实际上是制度的牺牲品。是制度侵犯了他，如果换了个制度，可能原来是失败者，现在变成了胜利者。换位思考实际就是这样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但如果容许暴力取胜的话，可能就是失败者。市场制度确实能够使得财富的增长比较快，但市场制度应该给予失败者以补偿，失败者同时给予市场制度以正当性。市场里面所得的那份不是你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的，是因为有人失败了。所以要给失败者以补偿的。我们既要强调市场经济的优点，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应该给市场制度的失败者以补偿。当然，这涉及到怎么样设计制度。

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需要很多的制度设计。我在此提三个。我国确实应该是多种所有制，但应该是明晰的多种所有制。因为混合最大的问题是不清不楚的。不清楚就会混水摸鱼，最终就成了智商高的强者得到了里面的财富。第二是刚性的法治，而不是现在的模糊产权。现在很多法律是不清不楚，是弹性的法。第三，应该强调通过法律规范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当然一谈到要实现这些东西，离开了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涉及到政治改革的问题。我之所以提出实效主义新猫论，有两个动因，一个是经济改革的转变，不是以GDP的增长为目标的，而是要消除两级分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另一个关涉政治改革上的思想解放。因为经济改革涉及到相应的政治改革。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目标是三个有利于。现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都困在这个地方，哪些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哪些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姓资姓社的理论再次困扰政治体制改革。例如，三权分立，美国正在使用呢，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呢？按照我前面所讲的，实效主义就是论证目标正当性，手段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所以实效主义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制，可以设计各式各样的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网上有人就提到，可否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呢？哪部分人应该先民主起来呢？我们说深圳是经济特区，现在问题是深圳有无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特区呢？我们可以说，作为经济特区，哪个政府都在争取办经济特区。但要划个政治特区，领导们就不一定同意。政治特区推行起来就特别困难。我跟很多官员接触过，他们都说，他们也都知道制度的缺陷，但如果是他们当了领导，他们就喜欢这个制度。深圳能否作为一个政治特区。我们到底看眼前的利益还是看长远的利益？如果只是看眼前的利益，我们肯定不会同意做政治特区的实验。但如果是看长远的利益，就有可能。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美国是移民国家。中国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特区的实验，深圳是首选的。因为深圳是面向未来的城市，特别强调大胆地闯。通过仔细研究发现，陈云的猫论和邓小平的猫论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谨慎，后者是大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效。当我们谈到改革问题时常常把“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与“改革的效果如何”分开，而在实效主义看来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是对于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如果不满意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欲求，而更好的欲求能否实现是与改革的路径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路径有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是指向更好的欲求的，而不是相反。最终的判断是改革以后的实际效果。所以改革时我们应该考虑改革的路径与预期效果，否则，很可能改革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此时就不如不改。实事求效对应实效主义经济学，实事求是对应的就是实证主义经济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求是作为“行动的向导”：“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的“实事求是”在经济学上的对应物就是实证经济学。邓小平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再次确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也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为什么要通过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张，我们解释世界、发现真理是为了改造世界，保证改造世界成功，而改造世界能否成功需要实践检验。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是追求目的性的，改造世界能否成功最后要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一致，实效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强调实效标准并不否定实践标准，因为实践是达到实效的必经之路，但是实效标准内容更加丰富。实效标准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实践标准。实效标准要求首先要确立改革目标，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时，我们不能有任何禁忌，只要是能够最好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取，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最后，通过实践检验看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是否一致，实效是最终的标准。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更应该强调实效的重要性；不仅要实事求是，而且要实事求效。简言之，我们应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通过实践检验这些规律的真理性。所以，实效标准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的丰富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应该作为新时代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中，经济发展规律是实证经济学关注的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则是规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提倡实事求是，正是为了实事求效。我在党校讲课的时候，看到石头上都写着“实事求是”，那么这个实事求是可否换为实事求效呢？实事求效能否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