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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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再分配机制。从社会群体来看，收入增长较快的群体和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减少的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及缺乏再分配机制。回顾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分配的不均衡与再分配体制的缺乏却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分配的不均衡使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也因此受到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提出缘起的背景下，按照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定型—推广三阶段划分法，可基本得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处在探索阶段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性认知的精确表述。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转轨时期、市场体制初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个时期。在这四次演变历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力不足，对国外技术严重依赖；内部消费力不足，严重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业市场混乱，劳动力供需矛盾尖锐；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国民收入难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由此使得社会紧张感高涨。因此，为使我国经济取得更长远的健康发展，从理论和现实角度看，都必须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1高涨的社会紧张感

1.1贫富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高度平均的社会骤然演变成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引发了高度的社会紧张感。

1.2地区差距的扩大

推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动力是地区间竞争，可以说，没有地区间的激烈竞争就没有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问题是地区间竞争也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与大城市群的大发展相比，内陆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产业衰退、人口流出的艰难局面。对于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缺乏有效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在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常常不得不拿财政换项目，拿土地换发展。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缺乏履行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充足财源，许多地区的财政长期依赖被称为“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相关收入。无节制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给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助长了社会紧张。

1.3全民最低保障制度的欠缺

由于中国还不存在覆盖全民的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最低保障体系，无法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特别是在收入上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没有能够真正富裕起来的社会基层群体中储聚的不满和不安正在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1.4社会分裂的固定化

城市化政策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个利益群体。这两个利益群体原本分别居住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然而随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和摩擦更加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紧张，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社会机制。首先需要废除户籍制度，恢复中国社会的融合。在此前提下，建立起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全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适当的再分配。通过这些措施缓和中国社会的龟裂，缓解国民的不安，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还需要建立起中央政府主导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保证国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实行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杜绝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抑制无节制的官制乱开发。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中国需要转换社会发展的目标。

2转换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

2.1提高国民收入

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2.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2.3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一方面严重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讯、文化、传媒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打破垄断，缓和管制，让服务业能够真正地回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甚至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潜在空间，是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总之，实现模式转换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抛弃增长中心主义的思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和实施新的政绩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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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圭武.谨防“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发展观察，2010（9）:95.

作者:段庭钢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