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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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莎士比亚悲剧错综复杂的语言符号，有一个探索的切面值得关注———基督教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亦即信仰与理性力量对比的变化。当然，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格局中，信仰与理性是密不可分并且常常相互重叠的，信仰需要理性来连缀和填补，而理性则需要在信仰的关照下实现升华与飞跃;然而本文所探讨的是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异的一面，是二者相对独立的核心区域，以及由此而来的二者关系中的斗争性的一面。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统一性是其内心，矛盾的斗争性是其外表，由外及内，由外在表现可以窥见行为见诸内在精神。因而，以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为切面探讨莎士比亚悲剧，无论是对于莎士比亚悲剧研究本身，还是对于社会思想史研究，都有一定意义。

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权力在古罗马时期登上欧洲主流历史的舞台，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取得统治地位，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生活上千年，尤其是在中世纪，其地位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欧洲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直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的南方萌芽时，基督教才遇到了实际的挑战，而其作为绝对主导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机构的地位才逐渐瓦解。基督教从绝对地位向相对地位的过渡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和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复兴的洋洋春潮、宗教改革的疾风骤雨和启蒙运动的智慧闪光纷至沓来，使欧洲思想文化演进与嬗变的舞台上流光溢彩，万象纷呈，而作为欧洲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基层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其现代转型，在光与智的闪光中、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形成了其现代形态。透过种种思潮和主张的层层迷雾，可以看到，此时期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尽可以还原为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而这种范式更替则应归因于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构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自从人类的主观思维能力与客观世界遭逢之初，信仰与理性就成为了人类主观世界的两根柱子，支撑着人类的精神大厦。随着精神大厦结构的改进与内容的演进，信仰与理性这两根柱子的受力情况与历史使命也处于变化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即构成了人类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理性是主观与客观之契合性映照的影像，是人类现世进步的直接动力与现世成就的直接表现。然而，理性的历史有限性与人类趋真诉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精神大厦的另一根柱子———信仰的必要性。两根柱子之间的平衡与合理的力量分担保障了人类思想的平衡，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会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爆发出新的智慧火花，为人类思想的不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随着基督教的现代转型，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理性的权重增加了，信仰的权重相应缩小了。基督教，作为以信仰为基本凝聚力量和核心要素的观念体系与社会体系，对于理性的兼容性提升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教派别之一自然神论很明显地揭示了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信仰———理性关系的变化，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和讨论的切入点。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引述了英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兰塞(IanRamsey)对自然神论核心观念的论断:“自然神论者中，托兰德和廷得尔是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辩护基督教合乎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基督教的独特性完全删除而已。只有合乎理性的地方，基督教才是可信的，并且基督教只有重复简单无比的信念和道德格言的地方才是合理的;这些信念的格言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得到的，如果他们有能力和时间独立研究一个哲学观点的话。再说一次，他们辩护基督教合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它稀释得面目全非。”［1］574可见，自然神论已经把理性和信仰的比例增大到了基督教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如果继续提高，它就不能再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了。自然神论对在理性环境中可以自证的命题的强调，以及其对基督教信仰的高度精简表明近代西方思想家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影响和科学技术的现实力量的作用下，在其基督教文化传统不致割裂的前提下，被动接受同时也主动参与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可以说，包括自然神论在内的基督教近现代思想流派联动于建诸理性权威和自然科学新成就之上的现代文明进程，参与实现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促成了基督教现代转型。

莎士比亚悲剧式人文主义———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象牙塔之镜

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集中表现在自然神论的理论和实践，却远远不仅限于此，而是发生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和曲折的整个戏剧性历史进程中，在此时期几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宗教、哲学主张中表现出来，成为基督教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重要实现形式。在上述社会思潮与宗教、哲学主张中，集中表现于悲剧艺术里的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文以莎士比亚悲剧为主要资源，希冀挖掘文学遗产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资源，因而不着重对上述历史时期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进行探讨，而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与莎士比亚悲剧正面和全面相和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并以此为中间途径探索体现于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希图获得最大限度展现莎士比亚悲剧宗教内涵的思想切面。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人文主义则是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最夺目的一面大旗。肖四新先生在《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中论述了人文主义的四种主要形态:“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四种形态呈现出来:一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意大利为代表，具有意大利式的感性色彩，可以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欧文•白壁德称之为‘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二是指在意大利萌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它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启发下，主张通过回归原初基督教教义改造教会，一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圣经人文主义。三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出现的人文主义，具有怀疑、忧郁与内省特征，主要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一般称为怀疑论人文主义。因为蒙田是怀疑论者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称为蒙田式人文主义。而莎士比亚以戏剧的形式，对两个多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反思，意识到意大利人文主义带来了情欲泛滥与道德堕落，试图用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内涵来矫正它所带来的危机。同时又意识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对上帝的本体论依恋，而试图对其进行矫正，所以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3-44信仰与理性，作为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的两个主体，就像人类智慧的两把利剑，而二剑的争锋则是人类思想以及人类文明得以在斗争中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上述人文主义的四种表现形态实际上是信仰与理性在斗争与合作过程中击打出的四朵智慧火花。火花的微光虽然无法完全照亮中世纪宗教蒙昧的黑暗，然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莎士比亚式的人文主义，作为四种形态中最晚出现和最成熟的一种，从前发思潮的失误与偏颇中吸取了教训，在理论的反拨与再反拨中获得了裨益并发展出了比较合理的思想形态。可以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4。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并非完全排斥基督教，也并非完全尊奉基督教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基督教的成分，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革新的因素。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体现了理性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而莎士比亚基督教思想本身也体现了理性地位的上升。可见，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形成于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其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都显示出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了以这种关系变化为主要方面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悲剧是莎士比亚获得很大成就的文学体裁，集中反映了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莎士比亚悲剧构成的象牙塔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人世界，而是玲珑剔透洞见思想奇葩的人文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以及全欧洲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

希望明灭在疑云中间———困惑于哈姆莱特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哈姆雷特之困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乃至其全部戏剧作品中最富盛名的。该剧的地位与声誉既来自于其娴熟优雅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其对人类内心世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微妙传神的再现，更来自于其对欧洲基督教现代转型期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领悟与表现。忧郁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各国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赋予其不消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多舛的命运和悲苦的境遇促成了哈姆莱特的悲剧，而决定他灭亡的，正如对于绝大多数将亡的人和事物一样，必然是一股来自内部的力量。在哈姆莱特疑云遍布、愁思难释的心胸间，何种因素或者说何种心理现实在造化的巉岩上镌写下了他的宿命之符呢?要探究某种心理事实，需要首先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思想意识环境。在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基督教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训诫的光彩，透过中世纪的迷雾，仍然照射在包括哈姆莱特的所有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欧洲人的心中，因而基督教思想是哈姆莱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环境。有学者结合前人论述，分析了在哈姆莱特身上体现出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因素:“第一，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认为，上帝应该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第二，哈姆雷特(笔者注:即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孤独感也是我们阅读全剧后的最大印象，这一点也与加尔文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有极大关系……这‘必然给笃信其宗教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3］66-67可见，哈姆雷特浸染于基督教思想的大环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思想倾向，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倾向。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适应现代需要而进行内部改良的结果，在局部强化了理性的作用而削弱了信仰的作用，给予了个人更多合乎普适理性与普遍情感的关怀;然而，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信仰相对于理性处于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思想体系。可见，这种内部改良造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但变化的幅度不大。相对于内部改良，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外部改良更加引人注目;而基督教从其外部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从人文主义思潮，则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现代转型动力，促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较大程度上的变化。哈姆莱特的基督教观念，无论是天主教观念，还是新教从天主教继承和改造的观念，抑或是新教从原初基督教重新发现的观念，都是以信仰这一思维样式为主体的，理性要么缺失，要么只是起着调剂和连缀的作用。只有当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思考和行动时，理性才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来。按照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哈姆莱特“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3］66，矢志不渝地执行父亲亡魂的复仇谕令。信仰要求他遵循现世的理性去完成现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与理性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在他寻求复仇的过程中，痛苦却变幻着形态向他袭来。首先，如前所述，哈姆莱特是孤独的，他承受着一种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他的结局，不管是悲剧式的还是悲喜剧式的，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无法洞悉，却要默默接受，在幻灭的亲情中挥泪舞剑而前行。没有人能帮助他，母亲不能，朝臣不能，甚至霍拉旭也不能，而他们本身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哈姆莱特的烦忧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的处境是比他最终的死亡更大的悲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悲剧。如此，哈姆莱特现世努力的意义在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氛围中被解构了，作为基督徒的哈姆莱特，虽然体现了宗教改革中理性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对于现世责任的关注，仍然更多的是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哈姆莱特在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身处世的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为一种世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人文主义提倡理性，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上，或者回避信仰与理性在权威上的比例关系。理性肯定现实世界中的因果性，认为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因而是动力之源，而这种动力之源在理性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意义，不再附属于某种既定的与先验的安排。按照人文主义和理性的要求，哈姆莱特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宗教的预定论欲使他成为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他在巨大的孤独与无助中冥思和延宕，踟蹰前行。母亲是他在人世上最亲的亲人，然而母亲背叛了父亲而嫁给了弑君者，亵渎了一位妻子、母亲和王后的尊严。他对母亲既爱又恨，连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痛苦，似乎在冥冥中召示着他预定的悲剧结局。对于他而言，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把握的幸福本身已经是苦难，他不能用可能得救的明灭希望给自己以有效的安慰。然而，理性的力量仍然在争取着他，他本身的踌躇与寡断显示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艰难性与反复性。痛苦中的哈姆莱特独白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4］330不堪折磨的哈姆莱特痛不欲生，考虑自杀的可能性，然而他又犹豫了。或许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摆脱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得到永久的解脱，这是理性从现实因果性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信仰的世界中，现世是短暂的和过程性的，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彼岸的永福才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自绝意味着背叛上帝的谕令，藐视上帝的权威，得到的只有永劫。这是信仰与理性的又一轮较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信仰救了哈姆莱特的命。然而，信仰不能彻底拯救他。从整体上看他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信仰与理性的角力中表征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才能像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为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昭示一条路，为现代西方人描绘一条得救之道。

鲜血洒落在至亲侧间———迷失于李尔王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李尔王之惑

莎士比亚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李尔王》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政治的悲剧。在《李尔王》中有两个话语权力的轴心。一方面，李尔王笃信亲情，把女儿的爱看作高于其他一切现世诉求的珍宝。这本没有错，但是李尔王对于亲情的理解和处理具有看重直观设定、拒斥理性分析的特点。在该剧起始部分，李尔王完全从直接表达亲情的一时的话语，而不是从间接表达亲情的长期的行动来判定三个女儿的亲疏孝逆，注重客体呈现的直观性而忽视主体鉴别的可靠性。如此，心肠狠毒的戈纳瑞和里甘被视为孝女而获得大片国土，而温良孝顺的科迪利娅却被视为忤逆不孝的女儿而失去了全部的继承权。李尔王对于亲情的态度本身不涉及宗教，却带有着信仰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质———一步式思维、拒绝理性推理、将主体意向的盲目坚定性视为一种形而上之美和伦理美。然而，理性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势头攻入李尔王的心扉。“孝女”的忤逆使他无法拒绝对于原有“信仰”的怀疑。他申斥，他争辩，他竭力修补其原有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漏洞，然而左支右绌、于事无补。伴随着暴风雨的嘶鸣，李尔王也在怒吼:“吹吧，风啊!吹破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直到淹没我们教堂的尖顶和房上的风信标吧!你思想一样迅捷的硫磺电火，劈开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我的白发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粗壮的圆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一下子散尽摧毁制造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吧!”［5］54-55李尔王的怒吼从表面上看是破坏性的，他呼唤大雨淹没尖塔和风标，淹没原有的心灵制高点和价值尺度;他呼唤电火和霹雳毁灭自身甚至也毁灭人类。实际上，这种破坏性中也寓含着建设性，李尔王的暴怒体现了他对于他固有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强烈依恋。他希望重建信仰主导的价值体系，希望重建他所深信的亲情的真实性，然而他的希望在现实中被击得粉碎，他的“孝女”的“亲情”在理性的阳光下丑态毕露;他只有以毁灭性的呼喊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悲戚。他的痛苦不仅仅源于信仰对他的背叛，更源于他对于信仰的眷恋，他不能接受戈纳瑞和里甘忤逆不孝的现实，只能在暴风雨与疯癫中逃避。信仰与理性的斗争是世界观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剧烈性，而新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建设是一个伴随着破坏与幻灭的痛苦过程。上述深刻的剧烈性与痛苦体验正是在李尔王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后，李尔王终于意识到了科迪利娅的仁孝，理性获得了胜利，这体现了新教伦理中理性地位的上升，更体现了这也是人文主义尊重真实人性与理性关照的伦理观的胜利。在另一个层面上，虽然李尔王和科迪利娅遭遇了悲剧性结局，亲情作为一种精神却获得了胜利，这是一种沐浴在理性阳光中的亲情，象征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中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关系。如同之前那种虚妄的亲情表征着一种缺乏理性兼容性的信仰，这种笃实的亲情也表征着一种信仰，一种允许理性发挥更多作用的开放式的信仰;如此，同时，信仰也以一种转化了的形式得以延续。总之，在《李尔王》中，信仰与理性的斗争以亲情的隐喻方式得以再现于文本。然而，科迪利娅毕竟不免一死，走向不可知之维，全剧在悲戚与宁静中终了，似乎对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演进的前景欲说还休，余韵无穷。

结语:戏剧文本中的宗教哲学———文学沃土中的思想奇葩

《哈姆雷特》和《李尔王》这两部悲剧反映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新格局，一种理性地位相对提升、信仰作用相对下降的新格局。这种提升与下降不是机械式的，而是有机的，经过这种变化，理性与信仰处于更加和谐的关系中，两者都得到了各自意义上的发展。两剧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他们的困惑与迷失则反映了上述嬗变过程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其实，莎翁四大悲剧中的另外两部《麦克白》和《奥瑟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麦克白权欲熏心，为了攫取更高的权力残忍地将国王杀死，由此种下了悲剧的种子。麦克白的悲剧源于其对于权力的贪婪与迷恋。麦克白对于权力的迷恋与信仰当然是不同的。从伦理学上说，信仰是引导人向善的，而对于权力的迷恋是引诱人作恶的。从形而上学上说，信仰是与彼岸世界相连结的，而对于权力的迷恋则是聚焦于现世的利益。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权力迷恋与信仰也有着某种联系，权力迷恋显示出一步式思维和放弃理性推理的特征，这是信仰这种思维方式也具有的。相应地，麦克白所处的苏格兰政治体系则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原则与政治逻辑，体现了理性的力量。麦克白与他的反对力量的斗争代表了权力迷恋与当时的政治体系的斗争，隐喻了信仰与理性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的斗争，而麦克白最终的惨败预示了理性力量的增长和信仰力量的消减。在《奥瑟罗》中，奥瑟罗对于忠贞爱情的执著是一种带有盲目色彩的执著，同样具有一步式思维和放弃理性推理的特点。面对奸人伊阿古的挑拨离间，奥瑟罗未能依靠理性的力量辨明是非，未能依靠符合理性的观察与推理分清真假。正是因为对于爱情的执著态度中的那种奥瑟罗式的盲目性，这位悲剧主人公最终听信了谗言，亲手杀死了贤淑的妻子苔丝德蒙娜，从而走向了忠贞感情的反面，走向了执著态度的反面。奥瑟罗的悲剧表现了在理性能动作用缺失的情况下人可能遭遇的悲剧，从反面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理性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期是以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以或者说信仰与理性的话语权力再重新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理性权威的提高是基督教现代转型的标志，然而这种变化既不是主要体现在宗教改革这种信仰优化的内部改良，更而是主要体现在基督教的外部改良，即基督教思想体系对人文主义等近现性化思潮的宽容性与兼容性的提升上。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作品，体现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中，信仰的作用被弱化了，理性的作用被强化了，信仰与理性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关系。凭借理性的力量，近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强有力地推进了文明进程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基督教也发展出了其现代模式，实现了其现代转型，使自身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保证了其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莎士比亚悲剧，将一种开放性的、外向型的宗教哲学理念寓于戏剧文本之中，在一片文学沃土上开放出了朵朵思想奇葩。（本文作者：刘磊 单位：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