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心态的构成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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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庙的教职人员的来源和素质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五台山，比如大佛山天宁寺的主持和金村镇东岳庙的主持就来自五台山；道教教职人员或来自本地，或来自外省各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职人员由本地人和其他县区的人担任，有时在不同县区轮换。这些教职人员深入农村，广收信徒，讲经说法做法事，加速了宗教在农村的传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山西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呈现出有快有慢的特征。由于山西省的道教教职人员严重缺乏，很多道教场历史上划归文物部门而难以索还，道教文化又崇尚退隐和避世等原因，道教在山西的发展最为缓慢；由于佛教历史上存在久远，来自五台山等地的僧侣向各地扩散，佛教文化具有普渡众生的开放性，又有简便易行的修持方法，发展速度比较快；天主教主要通过亲情血缘关系传播，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基督教的发展速度最快，这与教职人员和信徒善于走村入户进行宣传等有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农民宗教信众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一些地方热衷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人为地扩大了宗教影响。有些人热衷于求神拜佛、扩建寺庙和教堂，热衷于传播宗教，助推了宗教的发展。各种宗教信徒，特别是农村基督教信徒，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如全省基督教信教群众1995年底约206　208人，2008年底增至640　634人，十余年间信教群众增长了43万余人，平均每年以23．7％的速度增长。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道教文化已深深扎根民间，农民的道教信仰较为普遍，对道教的神灵如老君爷、龙王爷、关老爷、送子娘娘、文曲星等多有认知，但信仰的程度因人而异，有时也从现实需要出发；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也较为普遍，信仰程度和认知程度多数较浅，大多持功利主义的态度，但虔信者也不在少数；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注重宗教宣传和教化，虔信者相对较多。天主教的家庭教育，对于年轻人及其后代的影响较大。总的来看，比较虔诚的农民宗教信众，文化程度较低、农村妇女、年龄大的所占比例较多。这与农村精神文化贫乏、年老体弱者留守农村缺乏关照、农民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等现状密切相关。

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构成要素

（一）信则灵验的接受心态

心诚则灵，信则灵，是宗教信徒持有的一种重要文化心态。信包括信教主、信教义和信教规等，基本信念包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因信得福、因信祛祸、因信免灾等。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一方面转化成为对宗教典籍的敬持和对教职人员的遵从和奉献，另一方面转化为斋戒、祷告和念诵等宗教活动，再一方面转化为内心的信念和祈愿。信灵由此变成对神灵和宗教信条的奉献、企盼、坚守和履践，而至于能否得到信灵的功效，信众往往会反省自身是否真的虔信和忠诚，是否有违背教义的言语和行为，是否有足够的尊敬和奉献。如结论是否定性的，便会增强虔诚，做出忏悔，增加奉献。当然广大农民信众的虔诚度并不整齐划一，虔信者中也不乏有改信他教和不再信教者，往往导致与原先的宗教组织成员形成某种紧张关系。

（二）正邪有别的认同心态

各宗教组织为了增强自身的吸引力，维护自身的纯洁性，防止信众叛教或者改信他教，往往宣扬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真神，自己信奉的教是唯一能够带给人真理和幸福的教，教徒不得信其他教的邪神。这一点在基督教和天主教那里体现得最明显，从而形成宗教和文化的冲突。佛教徒讲求圆融无碍，最初也由外方传入，对于其他宗教一般不置可否。但由于佛教在历史上也有排斥异己的情况发生，现实中需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领地，因此也难免对其他宗教存有嫌隙。道教徒以本土宗教自居，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快速发展心存忧虑，也希望能够快速地发展自己。此外，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以教主和教徒的师生关系以及佛教教主和道教人物的真实性，宣扬佛教道教的真实性，言外之意也有批判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父圣子关系的虚妄性之意。

（三）亲爱和谐的交往心态

宗教给予信徒的另一回馈是拥有爱心，爱的观念和爱的教育源于宗教教义，并由此衍生出无量度人、普度众生、扶弱济贫、无私奉献等价值观念。当然，各宗教也与时俱进地宣扬和谐，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呼应。宗教信徒的爱心并不停留在心灵和口头的层面上，他们也付诸行动。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和蔼可亲地待人接物，能在教友之间互帮互助，能在汶川地震之类的重大灾害发生后发起捐助。有些宗教组织也发起或参与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调节社会矛盾和邻里纠纷、办养老院和孤儿院等事务中，显示自己的爱心，也因此有信徒将所属宗教组织称为爱的组织。

（四）幸福平安的祈愿心态

应当说去苦至乐是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中的共同观念，幸福和平安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义中的观念。但在农民信众的思想观念中，幸福、平安、快乐是相同的和至上的。而至于幸福在哪里，不同的信众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幸福在来生或天堂，有些认为幸福在此世和今生。认为在来生或天堂者，往往认同灵魂转世，有些天主教徒甚至认为人会像耶稣基督那样死而复生。而至于幸福的获得，例如庄稼收成的好坏、生意收入的多少、身体状况的好坏、婚姻生育的结果等，信徒们在肯定人力所为的同时，也会诉诸于主或神的恩赐与福佑。事先会向主和神祈祷祈愿，事后会向主或神进献还愿。

（五）倾诉苦难的调节心态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无疑属于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民的收入水平、住房和出行条件、医疗卫生条件等总体上得到了改善。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煤炭行业资源整合、城乡二元体制未能彻底破除、农民的科技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总体的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农民不仅面临着佛教所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的人生之苦，而且面临着市场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居家创业缺少项目和支持、年轻力壮者外出艰难打拼、老人孩童无人照料、子女求学花费大、疑难杂症难以治愈等的困窘，农民宗教信徒面对这些窘困，往往会诉诸神灵和宗教组织成员，以求得到某些帮助和支持，得到心灵的抚慰和缓释。

（六）善恶有报的回报心态

宗教在农村地区发挥了道德教化和劝人向善的功能。佛教和道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道德戒律，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的道德戒律，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善上天堂、作恶下地狱的业报轮回观念，对于农民道德观念的生成，对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道德观念在信教农民身上发挥的作用，一些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反映，信教的人善于自律，比较守信，悔过意识强，犯罪率低。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宗教伦理在信教农民身上形成了一种文化软实力。他们可以在种种艰难困苦面前奋力拼搏，也可以在知其不可的情况下保持克己、平和、纯朴的心态安身立命，哪怕善报不是来自今世而是来生。

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调适路径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宗教的幸福，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虚幻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了调适宗教的路径就是按照世俗化的要求培育人的现代性。姜义华认为现代性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民主化和俗世化相表里，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在《论宗教问题》中指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郑永廷和江传月等学者也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元政治主导与宗教多样化发展。”［4］这就表明，中国公民包括信教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社会主义规范下的现代性，调适宗教的路径就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信教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相适应。

（一）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经济调适

应当明确的是，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经济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毋庸置疑，中国农民不可能依靠拜财神、观音、佛爷和上帝，不可能依靠一些宗教组织的施惠，不可能像有些村干部想把教堂开发成旅游景点那样，从根本上富裕起来。而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发展生产，才能使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生活变得更加宽裕。为此，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在村农民自主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城里人、企业家和大学生等到农村置业创业。要在已经取得的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生产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科技下乡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继续加强财政和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贯彻落实。要以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重要途径，改变农村原子化的生产方式。以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为原则，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治理和分配结构，防止由政府支持的农村生产建设项目为少数人独享独占。

（二）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政治调适

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规范下的现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依法治国。农村基层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基石，农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信教自由，但党章要求共产党员不得信教。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农村村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保证了信教农民可以公民身份参与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但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势力尤其是境外的宗教势力不得干涉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鉴于此，对于农村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信教的或支持他人信教的，可以劝其退教，要求其不得支持他人信教。对于不肯退教或继续支持他人信教的，可以要求其退党退职。对于借助宗教势力尤其是境外势力参与选举，取得领导职务的，可以剥夺其参选资格，罢免其领导职务。对于农村宗教力量强大而党组织力量薄弱的村庄，可以采用上级部门委派干部入村、任用大学生村官、让村民脱教入党等方式，培育和壮大农村党组织的力量，开展对农村村民的民主和法制教育。

（三）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文化调适

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虽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村文化的引领作用，并不否认宗教文化对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发挥某些接引作用，对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能发挥某些补益作用，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无疑不能以宗教理论为指导，不能以宗教理想作为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以宗教的世界性、宗教价值观的普世性、宗教思想的消极退守因素否定爱国主义和改革开放，不能以宗教的清规戒律作为现代人必须完全恪守的行为准则。而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村文化的引领作用，就必须以国家力量加强先进文化向农村地区的传播，推进优秀科技、教育、文化资源向农村转移，消除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要充分发挥党政组织、企事业单位、媒体网络、宣讲团体等的优势，深入持久地开展走基层和服务基层活动，帮助农民掌握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信息，了解和落实党的惠农政策。要加快农村图书室和信息库的建设，要积极推动优秀电影、歌舞、音乐、戏剧等进农村，要扶持开发农村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从而建设文明乡风，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四）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社会调适

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规定下的现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实现社会和谐。农村社会的和谐是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农村社会的和谐，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宗教的爱心互助以及人与人和身与心的调节上。从根本上来说，农村社会的和谐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加强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式实现。单就农村社会建设而言，要继续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高中以上阶段的教育和推广职业教育，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向农村回流和转移；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在鼓励和支持一部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也鼓励和支持农民、农民工、大学生和城里人在农村创业置业；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农民收入相对比下滑的趋势；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为农民的生产经营、养老、医疗等提供保障，动员社会力量在农村创办养老院和托儿所等；要完善基层党政组织、派出所和人民法院等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方式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渗透、分裂和颠覆活动。

（五）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生态调适

中国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规定下的现代性，其基本要求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来看，农村的生态环境与城市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农药化肥的使用、耕地林地的被占、落后产能向农村转移等，都使农村的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有毒有害物质通过空气、水、蔬菜和食品等向外传播。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无疑不能停留在宗教学者的智识运动以及少数宗教信徒节食和善举的水平上，更不可能依靠祭拜龙王爷等神灵实现，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此要继续加强农村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和防风固沙等基础工程的建设，要实现农村地区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并淘汰落后产能，要大力推行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要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绿色清洁能源，还农村地区以秀美山川，使农村地区成为令人神往的一方净土。

（六）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宗教调适

中国信教农民的现代性，必须是在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规范下的现代性，其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体现出国家对公民信仰权利的尊重，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体现出避免矛盾冲突的社会要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体现出宗教的属地性和国家主权原则。要保障农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既要保障农民的信教自由，也要保障农民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农民信教，也不得以非法方式向农民传教；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既要维护农村各宗教的相对独立，也要维护农村宗教生态的总体平衡。要积极推动各宗教的对话和交流，防止宗教极端主义的一味排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既要求农民宗教信徒坚持爱国爱教，也允许农民宗教信徒以合法的途径参与国际交流。要避免接受境外势力的捐赠，防范分裂和颠覆国家的图谋。在农村地区传教的宗教教职人员，当然也要遵守以上规范，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结语

马克思所谓的宗教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可以理解为理想完满与现实不完满的差异。宗教用想象和隐喻方式编制了天国的完满，然而理性地看来，人类只能一代又一代地运用实践方式建筑尘世的完满，这就决定了对农民宗教文化心态的调适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社会生产的每一次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管理方式的每一次改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每一次提高，国计民生的每一次改善，都是由不完满朝着完满的进步。当然这需要包括信教农民和宗教教职人员在内的全人类共同担当，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当。（本文作者：田云刚、张元洁、王蕊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