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宗教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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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对翻译研究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宗教文化的体现《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美国废奴文学的丰碑式小说。其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斯托夫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文化的影响，其兄弟都是颇具名望的牧师。她的丈夫卡尔文斯托是神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所以说，斯托夫人的一生都与基督文化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第二，对于这部为废奴运动振臂高呼的代表杰作，当作者涉及创作它的动力时，说这曾源于1851年2月的一天，她在教堂领圣餐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幕情景：一个垂死的黑人一边受着狠狠的鞭打，一边还为折磨自己的人祈祷。这幅图像迫使她奋笔疾书，她感到写书的人不是她，而是“上帝”。第三，就小说自身而言，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创作风格也处处彰显宗教意识。鉴于原作中突出的宗教特色，对它的翻译固然也分外重要。阐释学认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理解和解释。理解者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特有的视域都会在对原作阐释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二、宗教文化重构对比研究

原作中宗教主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分散于整部小说的各个章节，笔者对此作了总结，试图从宗教词汇和宗教人物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不同译者是如何移植原作中的宗教主题信息的。笔者从十多个译本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为研究范本，它们分别是清末林纾和魏易的合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黄继忠和90年代末期王家湘的译本。例1：‘Mother’sbar’lsislikedatarwidder’sMas’rGeorgewasreading’boutindegoodbook-deyneverfails,’saidMose,asidetoPete.林译：省译黄译：“妈妈的木桶就跟乔治少爷在圣书里念到的那个寡妇的坛子一样——真有灵验，”摩西轻轻对彼得说。）（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第十七章：“上帝降灾于基列地方，嘱咐先知以利亚往撒拉法去避灾，并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他，寡妇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但吃了许多日子，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译:“妈妈的大桶就像乔治少爷给我们读的《圣经》里的那个寡妇的木桶——有求必应，”摩西对彼得说。例2：Therewereothers,whichmadeincessantmentionof‘Jordan’sbanks’,and‘Canaan’sfield’,andthe‘NewJerusalem’.林译：省译黄译：另外还有好几首圣歌，里面不断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王译：还有别的一些圣歌，经常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上述两例中涌现出了诸如“Jordan’sbanks”，“Canaan’sfield”，“NewJerusalem”和“bout”几个非常典型的宗教词汇，它们均出于《圣经》，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

林纾对于这几处宗教词汇进行了省略，没有体现在译文里。之所以如此，林纾认为：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圣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另外林纾译此书的目的旨在借助域外小说来创立有助世道人心的“新小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通过对外国小说内容和意境革新，达到“以彼新理，助我行文”的目的。可见，林纾并非无意忽视原作中的宗教内容，他是有意而为之，视情节与他的翻译目的为一体，认为与自己翻译目的关联不大的情节，便予以省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位译者均采用直译，但是翻译方法不尽相同。80年代初的中国国门刚刚打开，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才刚刚开始，黄继忠对译文的解释要比王家湘详细许多，甚至不惜泼墨，借助注释准确完整地传递外来宗教文化。除了上述多样的宗教词汇，与故事情节紧密相关的小说中很多人物也都深深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主人公Tom就是个十足的基督信徒。小说第4章里Tom正式登场。作者对于Tom的出场俨然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气息，身上无处不透射出基督教徒的优良品质：仁慈、博爱和虔诚。对于这种宗教教义的宣传，林纾认为这无益于他的翻译需要，所以义无返顾地省略了。林纾为了使译本能起到对当时中国读者爱国之心的呼唤作用，让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小说中描写的“黑奴”有相似之处，在第38章里，描述Tom因受残暴奴隶主SimonLegnee折磨而陷入绝望，正当此时God出现在他面前，安慰他，使他终于度过了危机，战胜了自我这一段描述，林纾就在译本中对人物息息相关的宗教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充满勇气，定能闯过难关，战胜邪恶。

相比之下，黄继忠的译文则用词规整，句式整齐，如：胸襟宽广、道德高尚、单纯诚恳、无与伦比、不假思索等，具有典型的归化翻译特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版Tom大叔的形象。王译倾向口语化，现代气息浓重，翻译更加贴切，符合人物形象。对于人物的宗教意识，小说中几位圣洁、温柔、虔诚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也是一大亮点。如：Mrs.Shelby,Eliza,Eva等。小说开篇对于Mrs.Shelby做了这样的描述：例3：Mrs.Shelbywasawomenofa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林译：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硁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荐其仁爱。黄译：无论就其智慧或德性而言，谢尔贝太太说得上是个高贵的妇人。她不但天生气度宽宏（这是坎特基如女共有的特征），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宗教信念，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它们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王译：谢尔比太太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都属上乘。她不仅具有人们认作是肯塔基女人的特点的天生的宽宏与慷慨之心，而且有很高的道德和宗教意识和原则性，并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把这些付诸实施取得实效。从例3中不难看出，原文中具有极度博爱精神的Mrs.Shelby在林译的笔下被描绘成一名温婉贤惠的大家闺秀。其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又不乏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气息，这些既是林纾想要传达的，又是符合当时读者期待的。黄译和王译这里均将Mrs.Shelby高雅、聪慧、宽厚、慷慨的形象展现出来了，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黄继忠在句式和词序方面进行了调整，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而王家湘偏重直译，将原文内容与形式完完全全介绍给读者。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位译者由于自身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个人所带的“偏见”和视域的不同，对原作进行了以原作为中心但又发挥了个人能动性的理解和解释。林纾的文言译文虽然对于现代读者显得艰涩难懂，而且对原文信息进行了不少的改动，或增加或大幅删减，然而这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在那个年代的读者群中林纾的译文大获成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效应。黄继忠和王家湘都对原文的信息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传递。不同的是，黄译顺应时展，注重中国读者的思维模式，采用中国读者耳熟能详、富含中国特色的表达形式，翻译策略上倾向于归化策略。尽管文中包含了一些看来不合时宜的词汇和表达，但这对于刚刚经历冲击的读者来说，已无异于大胆创新，为他们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继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祖国大地以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一次成了改变中国的思想解放之旅。我国同外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社会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同时，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甚至学科间的界限在日益模糊，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也被大大地浓缩了，信息的传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整个世界日渐成了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带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交流，而实现这种交流最常用的手段无疑是语言，翻译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或缺了。王家湘借助异化策略最大限度地向读者传递西方宗教文化。

作者：周彦军 单位：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