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论文全文(5篇)

一、当前辽宁农村宗教信仰发展现状及主要特征

1、农村宗教建筑增多，宗教活动频繁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督教堂的广泛兴建。在辽宁农村，教民集资兴建的基督教堂赫然而立，教堂里不时传出的诵经声与赞美诗，活动也十分频繁，如阅读《圣经》、祷告、聚会以及每周的礼拜活动。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辽宁一些地区出现了滥建寺庙、道观及祠堂的现象。有些地方新建了大量庙宇，不仅建筑面积大，且设施齐全、装饰华丽，修建费用多直接来自农民。在一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农村地区，为发展旅游业，兴建的寺庙、佛像更是难以计数。同时，宗教活动的内容也相当繁杂，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诵经、烧香等佛事活动，至于佛诞、菩萨诞等重大节日则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宗教建筑的增多及宗教活动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宗教信仰需求的增加。

2、农民信教呈现“四多”状态

辽宁农村地区信教者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辽南地区信教群众中，女教徒占到了 70%以上。第二是老年信徒多。80 年代以来，变革的农村给老人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使得他们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第三是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第四，文盲多。宗教信徒总体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特别是农村教徒。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对一些神怪传说、迷信活动缺乏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往往从宗教方面的知识里寻求答案。这为农村地区一些地方打着“宗教”的招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也为“邪教 " 的出现培植了深厚的土壤。

二、当前辽宁地区农民“信教热”的原因分析

宗教的根源是来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当前部分农民走向宗教并引发了“信教热”的现象，其原因虽是错综复杂的，但必然都源于农民的现世生活世界。总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宗教信仰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农民信教的原因

贾名党（2011）在考察安徽省农村各类宗教信徒现状后，发现女性占其中的绝大多数。贾名党并从经济学角度剖析她们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要体现为追寻致富意愿、教育设施落后、文化建设荒废、自由市场波及、基层管理缺失、宗教组织经济刺激等。李新霞（2011）则认为，当前农民热衷于信教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督教产生和成长前提条件已经形成，那就是较为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大环境；二是这些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与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荒芜和娱乐活动匮乏的状况下，选择信仰某种宗教是一种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三是农村社会中医疗保障的低水平使很多生病却无法得到医治的农民转向信仰宗教；四是农民在农村基层组织作用不断弱化的状况下缺乏一定的组织依赖与心理归属。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在客观上为农村地区宗教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必要的机会。

（二）农村宗教信仰的特点及功能

邱新有（2007）等人通过对江西铁村的实地调查，从信仰个体的角度将我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认为中国农村宗教信仰个体的基本特征是信仰的意志较为脆弱、信仰的动机比较功利，甚至无法准确把握教义，所选择的信仰对象具有多样性等四个方面。姜裕富（2013）认为我国农村宗教信仰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在地域的分布方面，还是在年龄、知识、性别结构等方面，农村宗教信仰的兴盛总体上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差异明显；第二，众多的村民是由于灾难、疾病、敛财、从众、精神空虚等因素而加入当地宗教团体的，因此使农村宗教信仰出现功利性特征；第三，农村区域的宗教信仰多数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因为当地宗教组织建设薄弱、自主能力差，很难有计划地推进工作，组织日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也就使农村宗教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自发性特征。陈朝晖（2013）指出，宗教在农村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促进乡村道德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推进信徒心理调试，缓和各类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分教徒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李新霞（2011）则认为，基督教有着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的作用；基督教团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

（三）农村宗教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伟（2014）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宗教的发展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混乱现象较为明显，乱建庙宇乱造神像、假僧假道乱做佛道事、对不信教者散布谣言等现象时有发生；工作系统和网络不健全，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对宗教工作不去管、不想管现象较为突出，宗教管理工作的具体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民间宗教各自为政，缺乏引导；夸大民间宗教的作用，当前有些信教人员口头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信仰自由”、“宗教内部事务是独立的”，不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相应监督与领导。陈朝晖（2013）认为，教徒精神容易在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中被控制甚至被利用；教徒可能会因为对基督的虔诚信仰而排斥党和政府的监督引导；很多的家庭聚会因为活动地点是在最基层、最善良的村民家中，不仅较为隐蔽，而且数量可观，这也导致政府监管困难，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贫穷和愚昧是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贫困自始以来就是我国农民皈依宗教的深刻根源。李春光（2002）通过总结认为，只有不断强化农民的经济意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教徒人数的下降，事实也印证了发展地方经济能够有效地避免农民盲目地进行宗教活动。李宇征（2010）直言不讳地指出，应对农村宗教信仰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是基础；妥善处理政教关系是关键；拓展公共领域是核心；规范约束宗教团体的越轨行为是前提。

本文作者：权麟春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从国际环境来看，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势力你争我斗，为了党派利益不择手段；思想导向一度混乱，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冲击，部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动摇。从国内环境来看，现如今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原有一部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随之解构，价值取向多元化、道德价值观念复杂化，在正确的思维观念不断涌现的同时，各种错误的观念和各种危机意识也在悄悄地涌动。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失范使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个别学生甚至产生了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济与道德、政治、自然环境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德”“得”分离，存在着严重的二律背反。

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体制壁垒分明，道德滑坡，良知沦丧，诚信缺失等丑恶现象卷土重来，权钱交易、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导致大部分人们出现心理阵痛和极度的心理不平衡。而大学生的认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还不能做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当内心矛盾并产生强烈冲突时，往往会以消极的态度选择逃避现实，进而投向宗教的怀抱。

在“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宗教”的调查中，信仰宗教的88人中有66人选择了“通过家庭成员了解”这一选项，“信仰宗教的原因”调查中，选择“受家庭或别人影响”的68人，远远高于其他原因，这说明了民族和家庭的影响仍是大学生信仰宗教的主要因素。另一项调查显示，自己身边的信仰者对大学生的信仰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同龄人在心理特点、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比较接近，在大学读书阶段远离父母和家庭，经常打交道的不外乎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互之间容易耳濡目染，相互影响。某一个学生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周围的同学或朋友会受这些同学的影响，自己无意中也会参加各种宗教活动，逐步认可并信奉宗教。在“你身边的信仰者（包括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影响大吗？”的调查中，选择“影响大”的19人，占5.3%；“多少有些影响”的227人，占63.8%；“没有任何影响”的110人，占30.9%。“有影响”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影响”的比例。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大学生对人生终极关怀的孜孜以求，在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追寻和探究中出现了信仰真空的时候，宗教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学生选择宗教信仰作为自己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解读方式，希望从中得到心灵慰藉和精神皈依。大学生群体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同步发育的青春萌动期，他们渴望交往，但现实中却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漠，难以沟通，难以敞开自己的心扉，交往的过程常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与困惑。由于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等因素的不同，对待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甚至会得出截然对立的答案。同时人生阅历中的坎坷际遇也可能改变他们的心路历程，个别同学家境贫寒等不利于成长的因素，容易产生自卑感、孤独感等，现实社会生活中“身不由己”的尴尬处境又压抑了这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如果周围的人对他们关心不够或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都有可能对宗教产生兴趣，进而信奉宗教。另外，加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奥秘还没有被人类所揭示并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的异己性和盲目性。相信“鬼神”、“天堂”等诸如之类的说法吗？学生选择“相信”的30人，占8.4%；“不相信”的172人，占48.3%；“半信半疑”的150人，占42.1%；“说不清楚”的4人，占1.2%。在“你算过命或求过签吗？”的调查中，回答“经常去”的15人，占4.2%；“去过几次”的138人，占38.8%；“没有过，但想去”的72人，占20.2%；“没有去过，也不想去”的131人，占36.8%。这两道题说明了部分学生对于异己的东西还是抱着相信或者半信半疑的态度，企图依赖超自然的力量去实现自己所希冀的美好愿望。除此之外，极少部分的大学生对宗教的信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正是由于在国际国内“宗教升温”的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信仰宗教的人数越来越多，比例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国教育、文化、宗教部门的极大关注。但是，大学生信奉宗教的特殊经历，使其宗教观念、宗教行为等方面与普通信教群众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该牢牢把握党的宗教政策和大学的育人目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宗教观教育。由于他们已经信奉宗教，“生米已做成熟饭”，所以只能依法加强对大学生宗教事务的管理，正确引导宗教信仰者。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对这些信教的大学生要运用正确、有效、合理的手段引导、规范、管理好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简单地打压，也不能疏于管理。当然，也不能只是消极被动地应付，而应该主动出击，努力引导宗教信仰向道德建设的现实转换。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降低大学生信教比例

本文作者：陈桂炳 单位：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

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关系

无论是旧版的《辞海》，还是最新版的《辞海》，均没“封建迷信”这一词条。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把封建迷信解释为：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鬼神等的愚昧思想，即泛指受封建思想支配的盲目信仰或崇拜。

最早把民间信仰作为学术对象纳入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是建立于1920年代的中国民俗学，虽然当时已开始使用“民间的信仰”、“民众信仰”、“民间宗教”等术语，但较为普遍使用的是具有贬义色彩的“迷信”一词。由于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科学，是指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破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反对落后的鬼神迷信，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所讲的“迷信”，显然就是“封建迷信”，许多研究的出发点多是针对信仰活动中被视为反科学的成分———迷信而加以描述与批判，同时又力争把其研究对象与社会上所指称的“迷信”有所区别。例如顾颉刚先生在《妙峰山》中即说“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抹杀的”④；容肇祖先生在《迷信与传说》中强调研究民俗学离不开中国的迷信，“拼命高呼打倒某种迷信的时候，往往自己却背上了一种其它的迷信”⑤；江绍原先生在《中国礼俗迷信》中指出，应该详加考察“迷信”这个概名的“来源和历史、意义与内容”⑥。虽然在1930年代已有些学者采用来自日本的“民间信仰”一词来取代“迷信”二字，但由于这个从海外引进的学术概念，使人觉得过于价值中立，有悖于是时国人破除一切迷信风俗的热忱，不合时宜，故未能成为我国民俗学界的常用术语而得到推广。可见，作为现代学术语言，民间信仰在其初创之始就是从“迷信”概念被界定的。一直到今天，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还出于传统的思维惯性，把“民间信仰”等同于“封建迷信”而加以批判。

其实，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是被视为“淫祀”。《礼记•曲礼下》规定：合乎礼而纳入祀典的就是“正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⑦。淫祀是相对于正祀而言的，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非制度的民间信仰。“迷信”一词为舶来品，在魏晋以来的汉译佛经和中国佛典中已偶尔出现，但那都属于佛经格义而作宗派哲理的阐释。它未见于中国古代传统文献之中，如东汉的无神论代表作———王充《论衡》就未曾出现过此词。从正祀与淫祀之对立（即官方宗教同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之二分）关系看，至少在明代万历以前还未出现有用汉语“迷信”一词以界定“淫祀”的性质。现有不少论著指出中国民间信仰之被定为“迷信”，乃始于20世纪初某些报刊对中国多鬼神信仰或巫术行为仪式的批判中出现。但有学者指出，在出现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阶段（1852～1630年），天主教会内部曾对中国祖先崇拜及其祭祖仪式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于是利玛窦在1603年对中国礼仪问题发出文件，认为祭祖仪式“大概不是迷信”，或“不能认为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对祀孔仪式则可以让中国教徒遵行。此一决定为大多数入华耶稣会士所接受。但到了第二阶段（1630～1721年）。天主教的汉语文献中就已较为广泛地使用“迷信”一词以批判中国佛、道二教和民间信仰了⑧。“迷信”（即“Superstition”）这个概念原是西方宗教的产物，最早是基督教用来反对它境内的异教徒的，后来被早期的人类学家用来形容在西方现代之前的那些信仰方式。“迷信”这个词被传入中国以后，渐渐被接受成为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⑨。

1980年以后，随着我国大陆民间信仰的复兴，并再次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涉足民间信仰领域的研究者也日益增多。由于“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以“民间信仰”一词取代“迷信”或“封建迷信”。对于这一学术现象，后来学者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时，称之为意识形态上的“维权”与政治上的“去敏”。⑩

根据民间信仰研究专家林国平先生的统计，有关“民间信仰”的定义众说纷纭，不下二十种，上面引述的2009年版《辞海》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该版本的《辞海》称民间信仰“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迷信”，由于“一般的迷信”之前加了个连词“以及”，这说明“一般的迷信”是次要部分，主要部分是“普遍的俗信”。这里的“俗信”一词，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于1985年提出的:“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用一般政治的观点来看，民间信仰的东西几乎都是反面的东西，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比如并不采取迷信的手段存在而长期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某些信仰，叫做‘俗信’，是要长期存在的，也是可以存在和允许存在的，这就是民俗学的观点。”后来有学者在评论这段话时指出：这“明显是在试图以‘俗信’的民间文化色彩去掩盖或排除‘迷信’的成份”。之所以要如此费心，应与长期以来“迷信”的贬词色彩及论者当年所处的话语环境有很大关系。

一、村庄基督教的运作

村庄基督教处于基督教机构体系中的最底层设置。基督教包括了牧师、长老、职司和传道者。传道者就是给信徒传道之人，直接与信徒打交道，有信徒的地方一般就有传道者。柳家村所在的县仅有1个牧师，而长老人数就比较多，有30—40人。长老主要采取包片制，即每个片区都有长老。职司有5个，传道全县，每个堂至少1个，全县有480个堂，具有一定规模的布道点就可以设置一个堂。50人之下不能成立教会也不能设点，只能成立一个联系点。全县目前有10万信徒。长老主要管总务，分管教务、财务和事务，牧师主要是管全盘也是当家人，职司主要是管后勤。牧师的权力最大，一般老牧师都会带小牧师。堂委会成员都是一些年纪长、信仰根基长的人。选拔采取的是无记名投票。负责人则是从堂委中选拔，主要选择一些有智慧，有好名声和有才能的人。柳家村的传道者信教已经40年了，有着丰富的传道经验。柳家村有1个点，1个传道人，1个负责人，下面设置了堂委会，5个人。负责人每年都要到县城去参加会议，在会上要做总结，每年还要缴纳300元的“三自”经费。除此之外，每年向县宗教局缴纳300元，一年的上缴费用共600元，均来自信徒的奉献。除了这个有正规教堂的基督教之外，柳家村还有一个家庭教会，人员大概在20个—40个左右，在大河村有一个小“基督教堂”(废弃的民房)，其主要信徒来自大河村村民。

二、教堂:第三场所

基督教在村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村庄内有三个基督教组织点，其中两个有正式教堂，一个无教堂，只是选择某个信徒的住宅作为临时场所。其教会活动仅限于星期六(安息日)参加祷告和唱赞美诗。最大的教会信徒数量达到100多人，均是附近村民，女性居多，年龄跨度在30到80岁间。平时上教堂做祷告的基本都是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教徒都在外务工。教主说:“等到过年时，年轻的教徒都回家了，那个时候教堂就挤满了人。”他解释道:“神住在人的心中，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自己祷告，只要相信它就存在，所以对信徒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星期六早上，当信徒们走进教堂，首先要在规定的地点下跪祷告，其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下跪时间不限。每个星期六都会有信徒参与奉献(捐赠钱)，数额不限，只在于个人的心意。奉献的原因在于信徒所祈祷的心愿得以实现，奉献主要是信徒表达对神给予恩宠的一种报答。奉献完后，信徒要将自己实现了的心愿讲述出来与其他信徒一起分享。奉献时的会语主要是做见证，让其他信徒相信神能够听到信徒的祷告。祷告结束后，有的教徒会跪在教堂内的前排，口中念念有词，据说是在向神诉说自己的困难。

念叨时旁边还要站一个人，主要是为跪着的人进行安守、祷告，请神赐予平安，而下跪之人属于被安守之人。村民选择基督信仰有很多原因，遇到困难时选择信教的比较多。教主解释:“人在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想起天，正所谓‘穷则呼天，疼则喊娘’，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神，有困难时或家中的钱花光之后，人们就会选择上教堂看看，家庭条件好了就选择相信神，如果没有好转则不信。有的人生病信神，有的则是保平安，有的人信之后变得平安了，也有的人信了之后却不平安了，于是心开始怀疑了。”在对信徒信教原因分析中，笔者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信徒家庭成员身体久病不愈，上教堂祈求健康。其二，生活太孤独寂寞和乏味，而教会人多热闹，于是就信了教。其三，部分信徒信教主要是祈求平安。通过对信教原因的调查，笔者试图找到信徒信教背后的社会因素。笔者认为，村庄和家庭这两个场所的变迁使得更多的人寻找第三个场所证明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村庄共同体的逐步瓦解是信徒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集体化时期，土地还未下放，村庄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村民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白天大家忙于从事生产，晚上参与到学习《语录》活动中，丰收的季节，晚上组织文艺宣传活动，精神生活比较丰富，村庄生活比较完整。村民相互之间频繁互动，大家几乎处于同样的档次，相互之间没有分化，是平等的主体，没有隔阂，交往无障碍。完整的村庄共同体，使得村民能在村庄中找到熟悉感和归属感。人的村庄社会价值能够得到实现和承认。家庭联产承包之后，村庄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各自经营了自己的田地，文化娱乐活动也就只限于串门。

税费改革之后，市场化的浪潮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多人选择外出务工，家庭成员的两地相隔导致了家庭生活的不完整，家庭所能承载的价值减弱。不仅村庄作为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场所在发生着改变，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场所也在日渐丧失作用，村庄和家庭对村民最为重要的两个场所已经不能够承载和实现村民个人的自我价值，当没有其他的村庄社会场所出现时，底层的人只能求助于外界。个体的社会价值实现由村里转入到村外，继之向神来证明自我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因为，他们相信在神面前众生平等，在教堂里大家都是一家人，神会赐予他们爱，信徒之间是兄弟姐妹。可见，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不只是家庭生活日益衰落的表现，也是村庄生活日益解体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体现了村民之间的分层日益明显，因为信徒主要都是一些村庄弱势群体。对原因进一步分析，很多信徒主要还是保平安和求健康，这体现的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不完善。传统时期，村民村庄意识比较高，村民“我们感”比较强，成员出现天灾人祸都是靠集体为其解决，但是现在村民相互之间越发陌生，个体化的意识明显，连兄弟之间的互助都指望不上了，更何况是村民之间的互助，村庄作为一个救助单位日渐衰落，而社会求助在农村基本缺失，弱势群体只能求助于神，只能指望神来救助自己。于是基督教在村庄具有了生长的空隙和土壤。所以说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是家庭、村庄和国家三者之间的现状所决定的。农民的基督教功能性更强，不是一种纯宗教性的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村民的需求而存在的。对于由于感觉到孤独和寂寞参与到基督教中去的老人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年轻人外出务工之后，村庄大多数都是一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小孩。柳家村的自拆自建虽然改变了农民的居住环境，但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靠在家种田根本就建不起房也还不起贷款，越来越多的人出外打工。人去楼空成为村庄中的半边风景。村民出去打工了，在家的人串门就少了，闲着的人根本就找不到聊天的对象。村庄中有没有任何的娱乐场所，仅有一间麻将馆，在天晴时也空无一人。不会打牌和麻将的人更是找不到休闲娱乐的方式，家中又没有人与其聊天，于是就上教堂了。在教堂至少还可以听听大家唱赞美歌。可见，集中居住后，生活成本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了市场，闲着的人根本找不到串门的对象。

三、宗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