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建筑进展趋势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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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彭小青 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自1894-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连续不断的民族危机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契机，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开始了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1901年，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宣布变法，并逐步推出各项新政，实施以官制、兵制、学制等为对象的各项改革措施，其中官制与学制改革对建筑活动影响较大。官制改革因各部的设立产生了建造各部建筑的需要;而学制改革也产生建造官办学校校舍的需求，并推动20世纪初中国的留学热潮，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产生创造条件。与建筑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其结果是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对广州建筑活动的影响首先是广东省咨议局的建造。

随着清末“新政”的实行与“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的开展，在全国建造了一批官方建筑，这种建造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是清末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层面的改革，虽然其主观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客观上却开启了中国引进并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先河，西方文化的引入再不仅仅是如洋务运动时期以形而下的器物形态出现，这无疑使西方文化的全面引入更为畅通。政府在效仿西方国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为了体现改革的彻底性，出于政治形象的需要，与此相关的建筑都采用了当时主流的西式建筑形式，即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张，大批外国正规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带来了更正统的西式建筑风格，逐渐取代之前相对简陋、单调的殖民地外廊建筑式样。1900-1927年是西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近代中国主流城市发展的盛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建筑，即政府投资建造的一些重要政府机构、银行以及某些学校建筑几乎都采用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广州这一时期重要的官办建筑有广东省咨议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广东河南士敏土厂，以及粤海关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大楼、广东财政厅大楼等（图1）。

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19世纪末随西方正规建筑师的到来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取代殖民地式建筑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广州近代一批重要的大型公共建筑也集中建设在1900-1927年西方复古与折衷主义建筑发展的盛期。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虽在官方建筑领域仍时有建造，但多运用在重要性不是很强、体量也相对较小的建筑上，如广州市自动电话总所、消防总所、东屠场、西屠场等。而与此同时，以恢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主旨、以中国传统建筑表现形式为特征的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形式开始出现在一系列重要大型公共建筑之上。这一时期广州官方行为主导的重要大型建筑有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1928-1929），市府合署（1930-1934），越秀山仲元图书馆等，此外，这一阶段以政府投资建造的还有中山大学物理系、法学院教学楼等一批教学建筑等（图2、图3），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以中国传统大屋顶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建筑形式。

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转折点，广州官方重要大型建筑从模仿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向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回归既非建筑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但也绝非孤立、偶然的建筑现象，它的出现同样与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先后经历了以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等为表现特征的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达到新的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展了关于比较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这场前所未有的论战其核心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虽然这场争论最终并无结论，但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许多有关中西文化的问题，也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1]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历经了一系列事变和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及广州沙基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党北伐战争。这些运动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借全国强烈的反帝声势，发起了关税自主及改定新约的进步运动，并取得成效，一定程度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此外还以政府行为倡导儒学、鼓吹尊孔复礼，恢复封建伦理道德，对“中国固有文化”大加提倡，而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加剧使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面对举国高涨的爱国主义思潮，国民政府为了凝聚民心、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一改此前官方建筑效仿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做法，大力倡导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首先在南京中山陵等一系列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的设计竞赛上都公开强调了“中国固有形式”的设计准则。

以1925、1926年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获奖并得以实施为前奏，官方的大力提倡与财力、物力方面的全面支持大大提高了中国建筑师致力于中国民族建筑形式探索的积极性。从1927年开始，中国建筑界在政府主导下掀起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热潮，集中体现在官方建筑上。这一时期，南京、广州、北京等地都建造了一批中国固有形式建筑。在此之前，中国建筑设计领域主要为西方建筑师所把持，这批官方建筑的建造，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此，中国建筑师开始展露锋芒，跻身于中国近代建筑领域的最前沿。早在19世纪，为使在华传教事业的顺利展开，西方建筑师在教会建筑尤其是教会学校建筑中进行了一系列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探索。20-30年代，中国建筑师关于“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正是在早期西方建筑师探索教会学校民族建筑形式的成果之上继续展开的。中国建筑师在接受西方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功能的同时，力求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在民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派系纷争、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一度分裂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广州一时成为两广至西南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8-1937广东开始了陈济棠主粤时期。陈济棠利用广东半独立的条件，全力发展广东的经济建设，广州进入近展的黄金期。在经济建设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城市建设也得到大力发展。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使广州迫切需要树立代表民族崛起的城市形象，体现在城市建设中，是这一时期官方支持的“中国固有式”民族形式建筑的实施，成长起来的岭南第一代建筑师担当了重要的设计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州官方建筑领域才出现了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等一系列民族形式的优秀建筑。

官方建筑活动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种非市场经济、非商品化的建筑活动，它可以不计成本，并往往以政府行为制定建筑风格。因此，才在以市场经济、以商品化建筑为主体的中国近代一些城市，形成上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政府行为支持的官方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2]虽然官方行为往往将建筑活动限定在一个指定的建筑形式范畴，对建筑师的创作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却成就了近代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

在中国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建筑发展时时被战争、政权更迭与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等社会因素所左右，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反而作用非常微弱。广州作为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商港城市，在近代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近代广州的建筑发展历史，各种建筑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深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广州近代官方建筑从全盘西化向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转变，正是特定时期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近代广州建筑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的缩影，广州建筑活动的展开与建筑现象的出现不但是近代广州特定历史环境影响的结果，更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而成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我们只有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角度充分理解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建筑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发生在这个宏观历史大舞台上的一些微观建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