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育发展现状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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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育发展篇1

摘要:近年来新加坡中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新加坡中医管理部门及法规、中医师注册条件、中医学术团体机构、中医学历教育和中医继续教育等方面介绍了新加坡中医药发展现状。随着新加坡中医药事业从立法规范到管理制度方面逐渐完善，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形成了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不断发展，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前景会变得更加广阔。加强中新两国中医药文化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向海外扩展，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新加坡;中医;继续教育;中医师注册;中医学术团体机构;中医学历教育;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医教育

新加坡是东南亚洲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部分欧亚裔(欧洲人与亚洲人混血)共同组成了一个多种族共处的社会。其中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多数华人先祖为中国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移民。由于中医与华人关系密切，中医药在新加坡社会得到较广泛认可，近年来发展迅速。为了更好地加强与新加坡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以及更好地将中医药推广至海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合作开展了“中国-新加坡中医药中心”项目。我们有幸参与其中，并于2018年夏至2019年初在北京中医医院新加坡明医馆从事诊疗工作，对当地的中医教育、传播等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现分享如下。

1新加坡中医发展概况

1.1新加坡中医管理部门及法规

199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关注中医药并着手将中医药纳入新加坡国家医疗体系的规划，卫生部成立了15人的“传统中医药委员会”［1］。1995年，该委员会撰写了《传统中医中药白皮书》，从中医师的培训与注册、中成药的管制、中药师的培训与注册3方面制定准则。委员会也建议中医药团体组成一个统一机构，并制订一套划一的行医守则和纪律规范。待中医界适应了这个有所管制的环境，以及中医师都把专业水平提升之后，当局将会在法制的架构下，正式实行中医师的注册工作。在此背景下，1994年12月成立了旨在协调联系中医界与卫生主管部门以及中医界各团体的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2］，其所属团体有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新加坡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医师协会、新加坡针灸学会、新加坡新医协会和新加坡新华中医药协会(新加坡新华中医药协会于2004年并入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2000年11月14日，《中医注册法令》在新加坡国会得以通过，确立了新加坡中医师、针灸师注册制度。《中医注册法令》规定了中医师在新加坡的合法地位［3］，并明确:自2004年1月1日起，只有持有有效执业准证的中医师才能在中医全科领域合法行医。此后于2001年2月7日在此法令指导下成立了中医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TCMPractitionersBoard)，设有3个下属工作组，分别是过渡性注册组、考试组和行规道德组。《中医注册法令》中要求中医管理委员会拥有不少于5位但不多于9位的委员，其中必须有1位注册官(由卫生部官员兼任)、1位是注册西医执业者、2位有10年或以上行医经验(任何指定的中医执业范围)的注册中医执业者。而且所有的委员需由卫生部长委任，任期3年。委员会2001年开始为针灸师注册(需注意的是目前针灸师注册只开放给合格的新加坡注册西医和牙医)，2002年实施中医师注册。新加坡在2006年1月开始执行《中医执业道德准则及道德指导原则》，此行规是由政府授权中医管委会行规组制订，作为对注册中医师与针灸师的医疗行为进行规范，让他们执业时有所依循，保证中医药在新加坡可以更深入的发展。目前新加坡设有2个政府机构负责监管中医中药事业:健康科学局(HealthSciencesAuthority，HSA)和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委员会(TCMPracti-tionersBoard)。中医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医师的注册、审核注册中医师的学历、审核提供中医课程学府的资格、于提升中医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设定和维护行规准则。健康科学局主要负责中成药与中药保健品(丸剂、胶囊、颗粒等剂型)引进、审批、质控、中成药进口等［4］。目前，中药饮片(未加工成为最终制剂，如丸剂、颗粒、胶囊)无需取得入市前销售许可和执照，但受毒物法令和药物法令等的管制，中药材代理商售卖的中药材必须不含任何下列有毒或法令禁止的物质。例如中药材中不含甲酰胺酸(含盐)，重金属不能超标等。

1.2新加坡中医师申请注册条件

新加坡中医师注册分为正式注册和有条件注册2类。一般来说，新加坡公民在满足相应条件后可申请正式注册;对于新加坡永久居民及非新加坡公民满足相应条件后需先申请有条件注册［5］。

1.2.1新加坡公民申请注册中医师的条件

1)拥有新加坡中医学院或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颁发的专业毕业文凭(5年全日制或7年兼职制)，或中医学士学位证书(5年全日制或7年兼职制);

2)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8所中国中医大学(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颁发的中医本科学士学位证书，但不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的新加坡公民，须在新加坡中医学院、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或南洋理工大学(被认可和批准的新加坡中医院校)完成至少1年的临床实习和所规定的中医临床培训403学时;

3)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8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同时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者的新加坡公民，在被批准的中医机构和在合格主管中医师的监督下完成1年的中医临床实习。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新加坡公民，就能参加由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方能被考虑准予正式注册成为中医师。

1.2.2新加坡永久居民及非新加坡公民申请注册中医师的条件

1)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8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

2)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注册证书和执业证书，并有受承认的行医经验8年以上，以及副主任医师资格者;

3)拥有新加坡雇主有意雇佣申请者为从事全职执业中医师的证明文件。符合上述3项条件者，方能申请有条件注册下的中医执业者。需注意，有条件注册的职业医师只能在被批准的中医机构和新加坡本地合格主管中医的监督下全职行医(不能兼职)，这类机构至少有3位或以上正式注册中医师，而合格主管中医师必须有至少15年的新加坡行医经验;有条件注册的中医师在临床行医满1年后，如无争议，可以每年更新注册。有条件注册中医者在新加坡完成监督下的3年全职行医后，并在期间无不良报告或投诉，可(只)有1次机会参加最临近的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即能获得正式注册。但在有条件注册期满后至考试举行前，不能要求延长行医。

1.3新加坡中医学术机构

早在1929年9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案”的大背景下，为保存中医中药，医生黎伯概及其他中医药人士发起组织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中医药团体———“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6］，可见新加坡中医药团体的发展起步极早。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师数量增多及中医师专业细化、学术交流等需要，中医药团体数量逐渐增加，涌现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等学术机构。目前经政府认可的新加坡中医药相关学术机构有14家，分别是新加坡中医研究院、新加坡中华医院、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院、新加坡新医协会、新加坡针灸学会、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新加坡中医学院、新加坡大众医院、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医师协会、专科中医研究院、同济医药研究院。其中新加坡中医研究院(AcademyofChineseMedicine，Singapore，ACMS)是新加坡最高的中医学术机构，成立于2015年10月，肩负开拓中医教育、提升中医师临床技能、推动中医科研、倡导中医循证医学和促进中西医学学术交流的使命。研究院执行理事会共有13位成员，其中7位是中医专业工作者，由普通会员在每2年一度的“常年会员大会”上投票选出;其余6位分别由中医师管理委员会、教育部及卫生部推荐，并由新加坡卫生部长亲自委任。此外，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立于1946年，由民国福建名医吴瑞甫在新加坡行医期间联合其学生及本地中医师成立的中医师组织［6］，历史较为悠久。其成立初衷不仅在于团结中医药人士，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术交流提高同行的执业水平。在此信念指引下，更发展出新加坡中医学院、中华针灸研究院、中华医院及中华医药研究院等下属机构［7］;通过中华医院年30万余人次的门诊量及中医学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新加坡当地较为系统的中医学教育、临床体系。

2新加坡中医学历教育

目前新加坡中医学历教育机构有新加坡中医学院、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院3家。中医学历教育为5～7年［8］。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新加坡中医学院，其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中医专门学校”，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办和注册，1976年改为学院［9］。创办中医学院旨在实现公开、系统性地传授中医学知识，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培养中医药人才和接班人。目前新加坡中医学院已开办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是新加坡培养中医人才最主要的教育机构。该院自创办以来，秉承“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办学方针，已为新加坡培育了近3000名中医专门人才。1973年，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又创办了中医学研究院［10］，以培训中医全科人才。该院最初为4年制非全日制培训，后来逐渐丰富课程至6年非全日制中医专业文凭课程。2006年开始，研究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办7年非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兼读课程，以培养学士学位学生。其毕业有资格参加由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且自2001年起，研究院陆续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办中医硕士研究生课程，已举办6届;2007年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再度合作开办中医博士课程，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本地学历教育体系。2005年起，北京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合作举办3+2双学位本科中医专业项目，学制5年，前3年在南大生物科学学院完成生物医学学士课程及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师资在新加坡授课，后2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完成临床中医课程。毕业颁发由双方共同签发的项目毕业证书和双学位证书，即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证书、医学学士学位证书，南洋理工大学DegreeB.Sc.(Hons)inBiomedicalSciences(生物医学本科学士学位)。2001年新加坡中医学院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办学，开设五年全日制中医学士课程、中医硕士研究生课程［10］。2006年起新加坡中医学院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合办学，开设七年制中医学士学位课程、中医博士研究生课程，还有护理、中药、中医健康管理、药膳课程等，为新加坡中医药事业提供了大量人才储备。中国各中医药高校经过多年与新加坡联合办学的实践，在课程设计、实习效果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涉外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培养了中医涉外教学人才和团队［11］，培养了较多合格的中医毕业生，如南洋理工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办学培养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能顺利通过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达到93.3%，获得新加坡中医师执业资格［12］。

3新加坡中医继续教育

新加坡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共有1946名注册中医师，其中1727名活跃行医中医师，219名非活跃中医师;2010年已有2322名注册中医师，其中1974名活跃行医中医师;2018年，共有3004名注册中医师，其中有2234名活跃行医中医师，770名非活跃行医中医师;而到了2019年，则有2284名活跃行医中医师，761名非活跃行医中医师［13］。中医师注册人数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中医师技术水平、拓展中医师知识面、促进学术交流，新加坡于2013年起试行自愿性中医继续教育制度(VoluntaryContinuingProfessionalTCMEducation)［14］。2019年2月11日中医师(修正)法案获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2020年4月1日起所有执业中医师和针灸师须通过强制的中医继续教育计划，在2年内取得50个持续专业教育(ContinuingProfessionalEducation，CPE)学分才能更新中医师/针灸师执业证，其中30学分必须来自管委会预先批准的中医药教育项目。为此，新加坡政府还为每位中医师拨出新币$200的中医药发展补助金，以减轻中医师参加CPE课程的费用。新加坡14家被政府认证的中医机构、中医院校均可申请举办继续教育，确定好内容、讲者、时间、地点向中医管理委员会报备，管委会批准即可。新加坡继续教育形式基本与中国国内医学继续教育一致，多数为半天时间的讲座，以及某一专科为主1～3天的培训班。内容也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皮肤等中医优势学科。由于和中国中医交流密切，继续教育经常邀请国内某一学科或某一中医技法的知名专家团队前往教学，促进了中新两国中医药文化的交流。获得管委会预先批准的本地继续教育项目一般每小时参加者及主讲者可获得1学分，上不封顶;本地的其他讲座、学术会议1～2小时可获得1学分，1天可获得4学分，3天或更长时间可获得12学分。除此之外，参加新加坡之外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培训班在提供会议/培训日程、出席证明书或培训单位评估报告后也可获得相应学分。出版中医学术专著、教材，会议上宣读论文、壁报展示、在认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编辑或审阅中医药学术著作、教材、认可的专业期刊也可获得每篇/每本2/5学分(著作、期刊主编、国内外学术会议宣读论文第一作者获学分5分，其他作者获学分2分)。

4展望

中医药目前尚未能纳入新加坡政府医疗保健体系，仅有部分商业保险支持中医诊所费用的报销。但随着替代补充医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有更多的人愿意接收传统西医治疗模式与替代补充医学相结合的照护模式，其中就包括中医药、针灸等。在一部分西医院中，如新加坡莱福士医院和陈笃生医院，已设立有中医诊疗中心、综合医疗中心、康复中心等部门提供专业针灸、中医药等治疗项目［15］。目前中医药在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保健中起着愈来愈积极的作用［16-17］。在这之中，随着部分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在中医方面陆续推出国家规范性文件，中医师执业法规有了明确认证途径，中医师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18］。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中医药科教发展更加普及，尤其是新加坡，在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下，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推力，积极开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回顾新加坡中医药发展历史，自19世纪中医药随着华人不断迁入而传入以来，本土的中医教育发展经历了家传师传自学阶段、中医专校成型阶段、改革交流阶段和政府统一管制阶段［20］。在这一过程中，中医教学从无到有，从松散管理到规范化管理，最终形成了正规学院教育与继续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体系。

尤其自2000年新加坡《中医注册法令》通过以来，新加坡中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立专门的中医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立法规范，建立了完善的中医师注册考核的管理制度，从当初1家中医师公会到现在14家中医药学术团体，学术活动百花齐放;从最初的“中医专门学校”发展到现在3家中医学历教育机构、多专业与国内中医院校联合办学等多种中医教育模式并存;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形成了全面的、复合的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的中医药人才和注册中医师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为未来新加坡中医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提升了新加坡中医技术水平，为中医药学科在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时，新加坡中医学历教育及继续教育制度与我国的中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制度大同小异，且在学历方面认可国内部分中医药院校的学历，为促进两国中医药人才的交流、互相流动执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条件。随着新加坡中医教育的发展，与中国国内中医药院校的合作逐渐增多，中医专门人才储备不断丰富，新加坡与国内中医药行业、院校交流合作层次不断加深，相信新加坡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加强中新两国中医药文化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向海外扩展，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朱慧婷 刘佩菱 刘嘉杨 孙海轩 周冬梅 刘清泉 王洪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新加坡中医研究院

中医教育发展篇2

近代中医教育是中医药学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但其发展规律和特点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本研究采用史料挖掘、分析等多种方法，理清近代中医教育发展史的脉络，挖掘其在学校创立、课程设置、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成绩，探讨其对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考证古代中医教育，最早明确记载的为唐代政府创办，“太医令秦承祖奏请设置医学教育，以广教授”（《唐六典》卷十四），后北魏时期有“太医博士”官办医学教育、隋代太医署、宋代太医局和明代太医院。古代中医教育模式主要为官办，师承教育在我国医学教育模式中也占有主要地位。现就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论述如下。

1清末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中医教育

1.1旧制与新法更替的官办中医教育

1.1.1沿袭旧制的教习厅

清末，宫廷太医院下属的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当时的中医教育仍以官办教习厅制为主。其为师者分内、外教习，选广学博识者作为内教习，品学兼优者补充作为外教习。同治元年（1862年），由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它是中国近代中医教育新办学堂之始。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御史胡庆源请求“整顿医官”的谏言下，教习厅复设医学馆，改良了医学教育管理模式［1］。教习厅医学馆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设置《素问》《难经》《本草纲目》等课程，并选用相关主要教材。在选拔考试方面，由太医院院使等人组成监管，除御医外，其余皆需参加会考［2］。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虽然是我国官办的近代医学馆，但就学生来源、课程设置和医疗服务对象而言，仍是宫廷官办太医院办学之延续，未能灌输近代医学教育新内容，至光绪末年京师大学堂归划医学馆，官办中医教育逐渐开始中西内容兼授。

1.1.2中西兼授的京师大学堂

光绪年间（1896～1898年），刑部侍郎李端芬、御史王运鹏先后奏请清政府，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后经政府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进行商议，准其建立。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光绪帝颁布医学改革政令，即：“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3］。至此，由政府主办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京师大学堂规划医学馆在学制方面，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五年制教学；在课程方面中西兼顾［4］。因中西医学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差异明显，各有独到之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医学馆学部开始商讨中西医学分科肄业的问题［5］。清代末期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中医或西医，缺乏办学经验，医学馆学部无法制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等内容，故将学堂学生全部送往日本进行研修，清政府的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1.2革新与发展的民间中医教育

1.2.1特色鲜明的师带徒教育

清末的官办中医教育赏给功名，只培养少数的医者，根本无力满足民间医疗保健的需求。因此，传统的师带徒教育仍然是近代中医教育重要模式之一，是医学学术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大量民间医者的培养，主要依靠师徒相授来完成。近代中医教育师带徒现象十分普遍，大凡名医，多有师承传授关系。《中国迭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收载近代著名中医48位，其中，32位为师承传授者，所占比例达67%，如王士雄、柳宝诒、余景和等。据《医谈传真》记载：“所谓名医门下，从学者每岁数十人，求医者朝夕踵门如市”［6］，形象地映射出当时为师者，“带徒与诊务”两旺之场景。此阶段的师带徒教育特色鲜明，表现为：第一，出身多为读书人，大多儒医为师长，其良好素质和学识影响生徒；第二，生徒来源广泛，既有亲故者，也有非亲非故者。如此，一代名医的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既可以世袭相承，亦可通过后学门人广泛流传于社会。第三，带徒形式多种多样，出现许多自行编写教材作私塾式讲学，如近代医家黄岩著《医学精要》为授徒时使用［7］。第四，受西洋医学影响明显，开始涌现出以陈定泰、陈珍阁等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医家。

1.2.2代表近代中医教育雏形的中医学堂师带徒

教育虽是中医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模式，但其不能完全代表中医教育的发展趋势。要培养具有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医者，就必须从师带徒向学校教育过渡，步入医学院校教育的轨道，倡导新型中医教育模式，建立符合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中医教育体系。清末年间，改良医学教育呼声渐起，如郑观应［8］指出，“中医不及西医之一者是教育，因此他强调行医者须入院校学习并持有准照，对于无照草菅人命者，应予以重惩”。可见，改良医学者对学堂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怎样创办中医学堂和一些细节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没有清政府的帮助，中医药界人士齐心协力、大胆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谋组建，各地先后涌现出一些中医学堂、中医教育社团组织。最早出现的民间中医办学机构是陈虬创建的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9］。随后，陈日新开办了“中西两系统并存”的江西中医学堂［10］、四川重庆创建了巴县医学堂［11］、山西建立了医学专门学堂［12］等。清末各地兴办之医学堂，由于处于尝试阶段，办学时间短，对近代中医教育影响不大，只能够从侧面反映近代中医办学情况，而上海、北平、广州中医社团组织的出现，对以后中医院校的创办起到承前启后作用。三地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先行结团集社、组织学会、创办刊物、提升理论与临证水平，为适应中医院校建立后教学任务的需要，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周雪樵创办的上海医学研究会，在其制定的决议中，修订医学讲学所章程和推行医院医学堂两项内容与中医教育密切相关。可见，中医药社团组织的出现，是近代中医院校形成之源。综上，清代末期，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衰败，无力继续维持官办医学教育，而随后各地涌现出的中医药社团，既是官办医学教育的延续，又是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因此，官办教育、以师带徒和中医社团等多种教育形式相结合，是清末中医教育特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清末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各国相继开办医学学校，西医广为传播，在对中国医学造成很大冲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学教育发展。所以，清末西方医学渐入，逐步显现中西方文化、中西医教育初步融合，这是清末中医教育的特点之二。

2北洋时期抗争与探索的中医教育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首次引发了中医药界人士的抗争救亡运动。其中，《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的代表［13-14］，此次行动虽未能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但其迫使北洋政府公开承认并肯定了中医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允许自谋组建民间中医学校，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请愿办学之举，全国教育联合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两个民间教育组织给予了极大关注，对中医办学都给予大力支持，于是促成了上海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成功立案［15-16］。在近代教育史中，学校教育虽不是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但代表着中医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北洋时期，民间办学积极，各地民间团体、名医私人积极参与，地方色彩浓重，而政府并未创办一所中医学校。民间中医学校具有思想开放、观念较新、教学方法先进等特点，并出现了当时国内鲜见的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教育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泽周在呈交北洋政府文书中，详尽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的目的、意义、途径、方法以及中西教学融合之所长等内容［17］。此外，在广东中医教育史中，成立于1924年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则颇具代表性，其在学制、培养、毕业等方面进行相应要求，如规定了学制为五年，四年半用于课程研习、半年用于临床实习，经考试、带教医师鉴定，方可毕业［18］。浙江的中医教育，则最具创新的出现了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等专门教育学校［19］。此外，山西、江苏亦有中医学校相继成立，且各具特点。可见，在抗争和探索中，地方中医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形成，是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显著特点。它是以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雏形，特别在教材和课程设置方面［20］，为后期中医教育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民国时期开始走向成熟的中医教育

1929年，当时南京政府在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欲将中医教育取缔，给民国时期的中医办学添设重重障碍，引发了中医药界的自救行动。一方面同心协力兴办教育；另一方面，深入地进行以教材和课程设置为代表的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

3.1完善和发展了学校教育

北洋时期，各地民间中医学校虽编写了相应教材，但差别较大，未进行统一规划。1928年，蒋文芳第一次召集全国11所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组成教材编辑委员会，计划制定和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但会议在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故未能达成统一。直至1929年，在上海通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发布《召集会议公函》，再次召开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21］。此次会议，首先明确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其次，会议审定通过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门学校应开设的各门课程及教学时数，如生理、解剖、病理等各240学时、内科（含伤寒杂病温病）780学时等，各科合计教学时数为4460学时。第三，对五年全日制中医学校各年度的教学安排进行审定，如第一学年十科，包括生理、解剖、国文等；第二学年十科，涵盖党义、军事、国文等；第三学年六科，有国文、外科、内科等；第四学年十科；第五学年八科；五年授课时间统计占十分之七，临证实习占十分之三［22-23］。可见，1929年于上海召开的教材会议，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完全依靠民间社团组织力量召开的，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开始走向成熟，它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医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2教材和课程设置的特点

因近代“中西汇通思想”的出现，中医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多受其影响。如张山雷［24］曾提出，既保存我国医学精粹又参合新知的课程体系。各学校虽在开设课程、选取教材、讲述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具有一些共同的教学思想。首先，民间创办中医学校伊始，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已开设了近代科学知识和部分西医课，注重适当进行中西医结合讲述。在近代中医学校发展过程中，各地方学校均设置了一定学时的西医课程。其次，突出主线和重点，以“中医为主，中西兼授”，做到融汇贯通。最后，大凡办学者，“重视基础”是在课程设置中考虑的首要方面，如第一年设置国文课，每周需做作文，普通课程又分设国文、历史、音韵等多门基础课［25］。近代中医教育模式，由清末时期官办中医教育和地方中医教育相结合，多种教育模式并存；到北洋时期，在“漏列中医案”这一事件推动下，转由地方兴办中医学校；再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的出现，激励了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为当代中医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见图1。

总之，回顾近代百年中医教育历史，可以看出我国近代中医教育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地区的情况迥然，但就其整体而言，是在极其艰苦和恶劣环境下，努力争取而来的。近代中医教育，是中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不仅使中华民族优秀医药文化遗产免受侵袭破坏，而且遏制了各种企图废止中医的错误观点。对于繁荣我国近代中医药文化，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进一步发展中医教育事业，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梁晓东 石作荣 朱姝 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教育发展篇3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医学传承宝库，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中西医结合来到重要的发展阶段。2020年12月，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及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再次强调要完善“西学中”制度，重视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1]。然而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因为西医院校的医学生以接受西方医学理论体系教育为主，其虽对中医认可程度高，学习兴趣强，但仍然难以全面地消化中医理论。同时中医教育的课时十分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培养西医学生了解中医，运用中医，更好地应用中医为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成为目前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是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医教育的重要部分，为了多层次，多角度地了解中医教育在西医院校中的现状，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方向的145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提出改革意见。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主的西医院校学生145名为调查对象。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及学历。

1.2研究方法

对14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参考既往文献及实际情况[2]，咨询相关教师及学生意见，设计了自填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师素质、课程开设的时间和考核方式及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建议等方面，分析部分包括12个条目，前10个条目包括对中医的认可程度、接受中医教育程度及兴趣方向等问题，均为选择题，后2个条目为开放式填空题，补充说明其对中医学习的期望知识及建议。调查问卷均由学生无记名完成填写。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22.0软件，对一般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全距）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2结果

2.1一般资料

共收回问卷145份，有效问卷145份，应答率100%。其中男生共44名，女生共101名；年龄18～25岁者82名，25～30岁者26名，大于30岁者37名；学历为本科86名，硕士研究生22名，博士研究生37名。见表1。

2.2中医普及程度

调查显示，83.45%（121/145）的学生对中医学感兴趣。59.31%（86/145）的学生接受过针灸治疗，46.21%（67/145）的学生接受过推拿治疗，53.10%（77/145）的学生接受过刮痧治疗，58.62%（85/145）的学生接受过拔罐治疗，74.48%（108/145）的学生接受过中草药治疗。

2.3教学内容

调查显示，64.83%（94/145）的学生系统学习过中医。参与中医培训方式中接受正规院校中医课程的有54.48%（79/145），自学者有23.45%（34/145），受网络培训者有15.86%（23/145），临床跟师学习者有15.17%（22/145）。40.00%（58/145）的学生对针灸学最感兴趣，24.14%（35/145）的学生对中药学最感兴趣，6.21%（9/145）的学生对中医古籍最感兴趣。

2.4教师素质

调查显示，71.03%（103/145）的学生希望中医临床医生授课，15.17%（22/145）的学生希望中医科研工作者授课，12.41%（18/145）的学生希望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授课。

2.5课程开设时间及考核方式

调查显示，66.90%（97/145）的学生认为中医课程每周2～4学时合适，16.55%（24/145）的学生认为5～6学时合适，16.55%（24/145）的学生认为6学时以上合适。有93.10%（135/145）的学生认为应当增加中医临床见习时间，并有39.31%（57/145）的学生认为14d以上的临床见习时间最合适。对考核方式的期望调查显示，63.45%（92/145）的学生选择临床操作，56.55%（82/145）的学生选择阶段考核，44.83%（65/145）的学生选择出勤率，44.14%（64/145）的学生选择期末考试，27.59%（40/145）的学生选择撰写中医类文章。

2.6中医学习建议

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建议要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教学，同时建议教材选用上经典和实际相结合，加强中医的实用性教学，如药膳茶饮、针灸推拿的穴位运用，刮痧拔罐等操作技能等，亦有部分学生认为可以着重推广宣传中医养生知识，更好地理解药食同源、起居养生等概念。同时，大部分学生建议增加中医的教学模式，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增加网络、视频、科普、师承、临床见习等学习方式，让学生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医。并且建议增加中医学习内容的多面性，如增加科普知识，一些特色的医案分享，中药种植的直接体会，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等，以便能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中医的理论，临床和现代科学研究进展。

3讨论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教育，使得医学生们对中医理念及技能有了基本的认知，并培养其对中医药知识的浓厚兴趣，以期更好运用中西医2种诊疗方法服务患者。2020年12月，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及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足见在西医院校医学生中对中医知识普及的重视。然而经调查，目前的中医教育尚未能很好满足学生需求，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意见。由问卷结果可知，仅有64.83%（94/145）的学生系统学习过中医，其中54.48%（79/145）的学生都是以接受课堂教授的方法获取中医药知识，其余皆是通过自学、网络培训等方式学习。考虑到学院设置的课堂学时有限，有学者认为[3]，虽然学生们对中医药兴趣高，但仅凭课堂学习很难对中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孙思邈在《论大医习业》中要求：“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又需涉猎群书”，周学海的《读医随笔》中亦说：“是从脚踏实地，真积历久而得，非从超颖顿悟，浮光略响而来”，中医学习之路上时间跟精力的花费必不可少，这就要求中医教育提供更完善、更专业的课外学习资源。比如中医慕课平台的搭建，凭借互联网的优势，中医在线慕课可以同时容纳大量学生，并与新颖的教学模式相结合，利用“翻转课堂”等方法充分激励学生学习热情[4]。同时线上资源也可提供回看、倍速、讨论等内容，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除此之外，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往往是大班课，难以匹配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结果显示，40.00%（58/145）的学生对针灸学感兴趣，24.14%（35/145）的学生对中药学感兴趣，6.21%（9/145）的学生对中医古籍感兴趣。中医各家学派都有其独特的辨证论治、选方纳药的风格，而中医传承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跟师”，有71.03%（103/145）的学生希望中医临床医生授课，为了充分考虑学生兴趣，并让更多医学生能更深层次体会中医之特点，应当考虑提供机会使西医院校的医学生也能在课余时间临床见习，近距离体会中医诊疗实践。结果显示，有93.1%（135/145）的学生认为应当增加中医临床见习时间，并有39.31%（57/145）的学生认为14d以上的临床见习时间最合适。在之后的临床见习设置中，应优化中医科见习配置，利用有限的时间达成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医学有着种类繁多的特色治疗手段，如针灸、拔罐、推拿、膏滋、耳穴等，其见效迅速，疗效显著，能提高体验者对中医治疗的信心。所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中，应当将特色实践技能的教学作为重要内容，避免课程流于形式，失去活力，同时也要注重中医基础理论的渗入式讲解。对于授课教师而言，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体系，基本解释中医治疗方法很有必要。如有学者认为[5]，教授针灸治疗学时，若单纯使用经络理论讲解，学生可能会似懂非懂，产生怀疑，这是由其长期接受的西方医学体系教育所决定的，所以教师或可从神经系统、代谢等角度解释，方能提高学生的认同感。程钟龄的《医学心悟》中说：“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对中医特色治疗除了应当教授基本操作外，还应积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进而使其主动掌握各类知识。在临床中，学生们对中医药相关接触最多的是中成药，故在问卷调查中都希望多了解相关知识。中成药脱胎于汤药、丸散剂等，治疗说明上除了具体主治病名外，常标明具体证型，而这也是临床西医忽视的一点。辨证论治是中医药诊疗的基本原则，帮助学生认识并基本掌握辨证方法才能更好地提高其实际运用的能力。

综上所述，结合西医院校课程设置情况及中医教育特点，为了更好满足医学生们对中医药的认知需求，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增加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同时运用PBL、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重视中医实践技能的讲解，切实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秦宇龙.“西学中”挖掘中医药伟大宝库[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1，41（4）：389-390.

[2]辛喜艳，汪恒，李东.西医院校八年制医学生中医临床实习效果问卷调查与分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0，18（3）：172-173.

[3]甘霞，杨军用，杨百京，等.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问题和对策[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20，34（7）：11-14.

[4]许甜甜，蒋卓君，董莉.慕课在中医现代化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0，28（7）：17-19.

[5]黄思莹，余阳，郑倩华，等.针灸推拿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1，29（1）：34-36.

作者:张浩琳 张家诚 辛喜艳 李东 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