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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古籍整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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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古籍整理的特征

校正医书局设立伊始,即遴选校理人才。今综考医书之校理者,可知当时选才有如下标准:一是明医,二是知儒。宋代重视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如京师设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员的后备人材;另设律学、算学、医学等,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其中一部分文士进入医学队伍,参加医籍的校订、编著工作。纵观宋臣校书诸序,皆有“国家诏儒臣校书”之语。而参与其役之儒臣,皆兼通晓医事,如林亿、孙奇、孙兆等,当时不但以儒名著,亦以医名显。著名政治家枢密副使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4]宋代士人知医,已成为一种风尚。如宋代医家朱肱、许叔微都是进士出身,当时著名的学者地理学家掌禹锡、光禄卿直秘阁林亿、国子博士高保衡等(以上皆非医药专家)均为“校正医书局”的重要组成人员,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皆通晓医学,著名的方书《苏沈良方》即为苏轼、沈括二人方书合编。北宋校正医书局以儒医兼通之士校理医书,在医籍校理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宋代医籍整理队伍的这一变化,无论对医籍整理质量的提高还是医药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精心选择底本和校本

宋代流传之医书,传本岐出,正如皇祐三年臣僚上表所称:“伪书舛本”流传颇广,因而不是任选一个传本即可作为底本的,底本的重要来源是宫廷秘阁所藏之书。宋代整理校理若干种古医籍,所选底本有重要的学术代表性,体现了他们在精选择优方面所下的功夫。校正医书局所选古医籍如《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临床学术名著,是学医者必当重点阅习的医籍。确定底本后,校本亦精取慎择,如《脉经》之校本,“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枢、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及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脉经序》)。校《伤寒论》以《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脉经》为主校本,参阅《伤寒论》第104条、70条、76条、176条等宋臣校语,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仲景杂方》为参校本,参见《伤寒论》第27条、40条、158条等校语。宋代整理、校注古医籍,彰显了校正医书局医家对传世典籍整理研究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例如,医家们整理校订《素问》,参阅了数十家传本,考镜源流,端本寻支,仅改错达6000余条,增注有2000余条[5]。

校勘方法

校定医籍,需先确定校雠条例,综考宋臣所校之书,其校勘方法大致如下。

1删去重复

在校正医书局校定医书以前,医书辗转传抄,重复文字很多。宋臣在审慎校勘的基础上,对明显之重复名段加以删削,如《伤寒论序》云:“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脉经序》云:“除去重复。”,《千金要方序》云:“文之重复者削之。”,《外台秘要序》:“重者删去,以从其简。”,《金匮要略序》:“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

2补其遗漏

此种方法的运用,依各书情况有所不同。对《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宋臣无补充之方证,而《脉经》、《千金要方》则略有补充之文字。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宋廷组织刘翰、马志、瞿煦及其他翰林医官共9人对唐代本草进行修订整理,他们在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的基础上,以陈藏器《本草拾遗》为参考,增补新药139种,并作注解,勘正名称,经翰林学士、扈蒙、卢多逊等勘定,定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974年),又经翰林学士李防、扈蒙等重新校勘,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6]。

3正其讹谬

此种情况,每书均有。如《伤寒论》141条:“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林亿等校勘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考《千金翼方》正作“与三物小白散”,《外台秘要》卷二校勘亦云:“庞安常云:无热证者与三物小白散,小陷胸汤治热,白散治寒。旨哉言乎!”175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林亿等出校语以匡其谬云:“臣亿等谨案:前篇云,热结在里,表里傎热者,白虎汤主之。又云,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

4依类编次

如《校定脉经序云》:“除其重复,补其脱漏,其篇第亦颇为改易,使以类相从。”《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云:“事之不伦者辑之,编次类聚。”《金匮要略序》:“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使诸家之方不与仲景之方相混,故类聚篇末[7]。

5群书互参

为确定一字之取舍及某一方证的解释,宋代在校理医籍遇文义疑阻时,往往利用各种书籍加以参考,如《素问》、《九墟》、《灵枢》、《针灸甲乙经》、《太素》等。校理本草书籍和脉学医籍,则依据诸家本草和前古脉书,如《金匮玉函》、《肘后方》、《备急千金要方》以及谢士秦《删繁方》、刘涓子《鬼遗方》之类。与整理医籍有关的书籍无不研核,如有所缺漏之处,则又溯流讨源,如《五鉴经》、《千金翼方》、《崔氏篡要》、《延年秘录》、《正元广利》、《外台秘要》、《兵部手集》、《梦得传信》之类,无不考理,互相印证,反复稽证参考,使遗漏和有疑义之文焕然洞明,文意明晰。

结语

宋代医家所整理、校订、增注的医典籍以崭新的学术面貌被后世医家所广泛采用,并被视之为最可信赖的珍本,一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为现代中医古籍整理与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古籍整理研究的模式亦为当代所利用,如加强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加大对中医古籍整理的投入、提高中医古籍校勘水平以及推动中医古籍的出版等。宋代校理中医古籍的方法为后代研究整理中医古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作者:付艾妮 单位:江汉大学医学院中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