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体育养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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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养生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学、艺术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受到的儒教、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中国古代体育养生开创了以静养生，以动养生，动静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强调适量人体运动。注重身体与心理的双重修养的思想理念。［2］伴随着春秋战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封思想、方法组建成熟，养生思想发展成有主动养生、被动养生，静态养生、动态养生相结合的养生思想理念，诸子百家养生思想百花齐放，繁荣奠定了我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基础。先秦时期的养生思想，归结为儒、道、医、杂等各家体育养生思想。

1《道德经》《庄子》中的养生思想

《道德经》是阐述老子哲学思想的著作，它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史籍中对于《道德经》注解甚多，文献史料众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子认为万物都是源于“道”，人的生命也是遵循于“道”而进行运动变化。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本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最根本的规律就是自然。因此于万事万物就应当使其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自由发展。对于养生，老子认为维持生命的“长生久视”和国家的长久统治一样，都贵在“啬”，尽量做到“致虚极，宁静笃”的“无为”思想。在《道德经》三十八章中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四十八章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长，人不要通过个人主观愿望来干预，结果只会是违背自然规律，拔苗助长。所以最好是做到“无以为”，对于养生也是一样的，明智的人是通过无为之“道”来养生，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如何才能做到“无为”，老子认为最根本是要做到虚静，“要致虚极，宁静笃”因为欲而生念、念而生动，动而生神，神动则气散，而令健康受损。《道德经》四十五章中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老子这无为和虚静的指导思想都有这种“道法自然”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养生指导思想下，老子认为人们应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做到“无为”。而对于“虚静”老子在《道德经》十二章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只有人做到神安于内，才能做到长生久视。［5］老子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基础，对于后世道家养生思想产生有巨大的影响。老子养生思想成为道家养生思想的理论依据。老子思想中的无为和虚静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完全被道家养生继继承下来。并被道家更进一步的阐发，进而发展成为以静养神气为主的气功。《庄子》养生思想上承《老子》养生思想，对后承启了《淮南子》。因此，庄子的养生思想是进一步继承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道法自然的养生思想。他强调养生要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提出“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在《庄子•刻意》中说“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他认为一切都不要去想，忘记一切矛盾和差别，达到“坐忘”，这样的话“众美”则都会随之而来，什么是“坐忘”？庄子在《大宗师》中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这种为“不导引而寿”，而进行的“坐忘”是一种回避各种外界信息干扰自我“养神”的一种精神修养法。庄子的养生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以神养生的先河。这对于后世的医家，道家等流派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在这种注重于养神而轻视于养形的养生思想下，庄子认为通过“不导引而寿”的方法来养生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但庄子并没有完全抛弃养形，对于养形，他继承了老子清静寡欲、恬淡无为的养生思想。认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提出“形不劳”“精不亏”“守形长生”等着重理论，即便从今天我们的适量运动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忽视于形，则注重于气，庄子认为气是一种物质，“人之生，气之聚，聚之则生，散之则死”。对于养气庄子认为“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这是论气的重要性，至于养气的方法，庄子并不赞成以养形为主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认为那只是“为寿而已矣”他更提倡“真人”的呼吸方法，“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这种“真人之息以踵”的呼吸方法经过后世养生学家进行加工就衍化为气功中的“踵法”。苏东坡在《蔡州道上遇雪》中写道“平生学踵息，坐觉两蹬温”，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有关导引的一段话写到“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凫浴猿躩，熊经鸟伸，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淮南子》中的这段话与《庄子》中的的话意思是一样的都认为“养形者”不是“真人之道”，庄子和刘安都不赞成导引养形，只希望行气以养神。这种对“导引”“养形”的运动养生否定，提倡以行气、养神为主，以静养生的思想对后世的养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如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术和炼丹术。［7］史籍把道家学派的老、庄并称，老子是道家的鼻祖，而庄子，郭沫若认为他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家派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一个人。《道德经》《庄子》的养生思想对气功、静坐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是我们今天进行心理训练来提高自身控制，调节心境，增强心理健康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今天现代武术中的动静观也是以古今哲学理论为指导的。

2儒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论语》《孟子》《荀子》奠定了先秦儒家学派中心思想，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它面对现实世界，有着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对中国古代传统养生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先秦道家养生思想相比，先秦儒家养生思想主张身心共养。先秦儒家的《论语》和《孟子》中对于“形”和“神”的讨论比较少，他们养生的重点是通过“仁”与“礼”达到“中和”，进行身、心的共养，达到养身修性的养生思想理念。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行为准则是“礼”，他所进行的周礼“六艺”教育中也是以“礼”为主要内容。孔子提出“智者乐，仁者寿”的养生思想。孔子的养生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孔子将“仁”说成一种调和矛盾的中和思想，他认为养生首先要养德，“大德者必得其寿”。《论语》中所提出的养生方法有饮食，孔子提出“五不食”，即进食要定时、辩色、调味，主张“食无求饱”不可暴饮暴食等。同时孔子还主张生活要有节奏。“张而不弛，文武旨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认为紧张的工作和放松休息是相辅相成的，应当劳逸结合。在《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记载孔子回答鲁哀公问长寿时说“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渡者，疾共杀之”。孔子认为在“天命”以外，人掌握寿命，关键在于寝处有时，饮食有节，劳逸适度。最后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礼记•中庸》中讲“仁者人也，亲之为大”，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为什么仁者静而长寿？这里的“静”不是身体的静，而是一种内心有德，“中和”各种矛盾冲突达到内心的平静而长寿。儒家亚圣的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和“天人之学”的养生主张，他在继承孔子思维模式下，构建起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孟子•尽心上》中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俊之，所以立命也”，他认为修身养性必要“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一种道德情操促进养生。此后儒家的另一思想家荀子认为“遍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对孔子的“天命论”进行了批评，提出人身体的好坏决定于后天保养和因时而动，“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的“动以养生”的积极养生思想与理念。这种否定“天命”强调运动对于人体健康促进作用和养生的发展具有的积极的意义。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追求的是一种“中庸”各种矛盾的自我完善的道德行为。将养生思想与道德修养、社会责任融合为一体，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中和”的养生思想，更加准确地说是“修身”而不是“养生”思想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我国历代儒家思想家对于养生都试图以养德来代替养生的倾向。先秦儒家提出的养生思想中将形与神、动与静、阴与阳及一切对立物质的相互统一，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这对我国传统的养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8］

3医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奠定了我国医学生命体系的基础，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的养生学经典，有着丰富的养生思想。是对我国远古至战国时期养生思想的总结。《素问》《灵柩》两书中阐述的医家养生观点有：强调阴阳相辅，古人认为人体“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天府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他们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养生者必须“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疾阴治，阴病阳治”，才能达到“益其寿命”的目的；强调形（形体）神（精神）俱养。古人认为人是气的产物，气是从饮食得来的。“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传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夫人生于天地，悬命于天，天地谷气，命之日人”。“血气者，人之神”。还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的生长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此提出了“百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在不同季节进行的不同养生方法的观点；重视了饮食养生，《素问•藏气法时论》中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黄帝内经》以先秦人文哲学为基础，不仅将先秦人文哲学作为建构养生体系的指导，同时还把哲学的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养生。注重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利用阴阳五行的对立与统一，强调人体的平衡对于养生的重要。

4杂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吕氏春秋》《淮南子》是先秦杂家的经典著作，杂家博采各家所长，“兼儒墨，合名法”，哲学思想融合了道、儒、墨、法诸家之长，参以己见。《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思想代表，融合了道、儒、墨、法诸家之长，参以己见，故有其独特之处。“毕数之务，在科去害”“趋利避害，顺应自然”。作者兼采阴阳、医药、儒、道各家之所长，从对生命自然规律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认识、修身（生理）养心（心理）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多重角度入手，将修身养心融为一体，提倡以动养生的方法理念，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养生理论。《吕氏春秋》的形成是战国“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是先秦时期各家体育养生思想的融合与升华。它所包涵的体育养生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所编撰的《淮南子》、此后西汉形成的《养生方》和《导引图》及东汉华佗所创的《五禽戏》，王充的养生著作《论衡》，这些养生思想中都受到了《吕氏春秋》养生思想影响，并奠定了我国体育养生的基础。天成人养，对生命规律的唯物主义认识，《黄帝内经•素问》中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种“天命论”将人的生死归为天命。儒家提出了死生决定于天的“天命论”，《吕氏春秋》的生死观超越了习俗的偏见，表现出对于生命规律的一种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观。《本生》篇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人来于自然，成长于社会。人虽不能长生，但可以养生，使其生命能“尽数”。所谓养生的目的只是尽其天年，并不是长生久视，更不是得道成仙。此外《吕氏春秋》更加注重对个体自我的充分认知，强调以动养生，积极进取，强调运动健身的养生思想。提倡顺生节欲，因时养生，取利去害，效法自然的养生思想。以形神兼备，贵生为义，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为养生思想。《吕氏春秋》既反对长生不死的幻想，也反对无所作为、任其自流的消极态度，主张以理性的积极态度对待生命。这种对于生死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认识是使《吕氏春秋》的着重思想站位于唯物主义立场，指导着秦汉及以后时期中国养生思想走向科学化。［9］

《吕氏春秋》形成是战国“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对先秦时期各家体育养生思想的甄别、融合与升华。提倡运动养生，将修身养心的养生理论升华到经国济世的高度，是希望通过养生之道规劝如何成为圣君贤臣，治好国家、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为即将到来的大秦统一封建帝国构建的理论框架基础。此后西汉形成的《养生方》和《导引图》及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和东汉华佗所创的《五禽戏》中都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这种以动养生，身性兼修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养生思想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文献中所反映的各家养生思想都是其哲学思想的折射，是哲学与养生科学的统一与结合。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养生是科学的学问，科学属于哲学的研究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形与神，心与性、理与气、知与行无不与体育养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依据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不依据哲学的科学是肤浅的，养生思想为中国的哲学提供了依据和素材，是哲学家人生观和身体观的相互统一。他们将身体养生思想于哲学思想相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先河。（本文作者：姚正宁、 单位：宁夏医科大学体育部、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