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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年生命意识的积累所成。正因为有了这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祖先对生命的不断认识和认识上的步步深化。夏商西周时期医学技术与巫术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为中医药学理论起源及形成,奠定了的基础。
2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相继诞生,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上都有了总结性的成就,确立了中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套基本理论,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3中医药学发展的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取得了诸多成就。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他发明并应用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给患者施行手术,使患者在无痛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并且术后用中药外敷伤口,使伤口快速平复,不留疤痕。这些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很大,而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促进了当时对药物学成就的进一步总结。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4中医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加强医事管理,改进体制,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开设国家药局,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发展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改进医学教育模式及考试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根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体现出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重视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公元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此期,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在临床各科,也取得了空前成果,如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从病因病机学方面,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三因致病说”。诊断学方面,崔嘉彦撰《崔氏脉诀》、施发著《察病指南》、刘开著《脉诀》等,对宋以前的脉学文献和诊断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5中医药学萧条时期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的《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抵制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但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兴起,“中医科学化”思潮也应运而生。以陆渊雷为代表的学者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的情况下,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提出改造中医的主张。再加之,自北洋军阀时期开始,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甚至把消灭中医作为崇洋卖国的一项政策,对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中医药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处于面临衰亡的境地。
6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
进入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创新,加大政策及财力的支持,采用现代化先进科技方法和仪器,团结各医学界力量,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不断提高中医药学的地位及相关人员的待遇,加强宣传与普及中医药学知识,使国人乃至全世界对中医药学有了全新认识和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它以悠久的历史底蕴,浩瀚的文献史料,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显著的疗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要使中医药学这棵大树永远茂盛林立,就要发展创新,要以政策的支持、科学的方法和综合力量的配合为发展创新的基本条件,将监管重心转为发展,改变观念、措施,去掉不适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西医药融为一体,以临床为基点,师承为导向,加强中药质量管理,逐步消除种植药材对疗效的不良影响,建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体制。加强理论学术、传承教育,加强中医药学与生物技术和边缘学科的结合与运用。不断提高它的社会、科学、经济和医疗作用,使其根生于中国,枝叶覆盖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