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医学西域文明影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隋唐医学西域文明影响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中医药学非纯然一系，盖吸收多种外来文明，绵祀数千年，方成今日之功，自汉唐迄有清莫不如是，唯百姓日用而不知。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度自信与开放的时代，中外医学交流之史迹尤为卓著。宗教、贸易、旅行、政治等诸多方面，是文明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僧侣们借弘传佛法，翻译了大量的佛教作品，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涉医内容。中西贸易在互通有无的同时，引入了众多外来药物。在中古医学交流传播的过程中，宗教与贸易这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由外来文明给中医药学带来的变化，主要通过如下四方面得以体现。印度医学佛教东渐，医学操诸僧侣之手，印度的医药及医方因佛教的关系也渐次传入中国[1]。大乘佛教除要求信徒修炼自身以外，还须普济众生，解含灵之苦。故而，大批高僧除具极高的佛学修养外，还同时精通医药学，这一群体的医学实践促成了隋唐时期极具特色的佛教医学的形成。印度古有五明之学，凡高僧无不精于此道。五明有内外之分，所谓内五明者，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巧工明。外五明为：声论、医方论、工巧论、咒术论、符印论。其中医方明的内容，唐三藏法师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所阐明：“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反成违。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

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目在头。齐咽已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斯之八术，先为八部”[2]。根据以上八医，印度寿命吠陀（Ayurveda），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八个分科，亦即八种相应的疗法：第一拔除医方（Shalya）：为抉拔人体上惹起痛苦之物。第二利器医方（Shalakya）：为使用利器疗治眼耳等病的一种外科医学。第三身病医方（Kaya-chikitsa）：为对全身疾病之治术。第四鬼病明或鬼病医方（Bhuta-vidya）：为驱除因鬼凭而生诸心病之医方。第五看童法（Kumara-bhritya），为对胎儿、幼童、产妇等之看护学。第六恶揭陀药科论（Agada-tantra）：为关于诸药剂，尤其是解毒剂之学。第七长命药科论（Rasayana-tantra）：为关于长生灵药之学科。第八强精药科论（Vajikarana-tantra）：为关于强精催春药之学科[3]。隋志中载有大量介绍西域医药学的书籍，如《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要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4]。以上诸书，见证了中古时期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为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这些古代典籍，如今虽已亡佚，但从其书目尤可看出，西域医学的思想，已通过这些书籍达至中土。如《乾陀利治鬼方》及《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属医方明中之鬼病明或鬼病医方类；《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及《龙树菩萨养性方》，为长命药科论之类。此外，《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中，涉医文献有《不空罥索咒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等20多部佛教经典，出现医药卫生方面的名词术语达4600余条[5]。传统医学在中国以阴阳五行立论，在印度则为四大论与百一说并存。

《佛说五王经》有云：“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这种观念于《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可见，缘系孙思邈受佛教影响甚深。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诊候第四》有云：“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6]。《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之中，还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此外，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番僧，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迄高宗时，有东天竺之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以上是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土传播时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这种医学交流的形式，主要通过僧侣这一特殊群体作为媒介，最终使得印度医学的一部分内容，融入到中医学的血脉之中，并得以广泛流传。殊方异药自张骞使西域后，西域药物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朝贡体制，纷纷涌入汉地。外来药物，隋唐以前多由陆路进入中原；隋唐时期及唐以后除陆路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阿拉伯商船经海港登陆中国。隋唐时代的通商港口，较为著名的有广州、扬州、泉州等地。日本僧人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云：“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7]。

可见香料贸易在唐代十分盛行，其在种类及数量上的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土药物学知识的增长。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了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这种理念，扩大了药物的种类及医生的视野，丰富了古人关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相关知识。唐代郑虔的《胡本草》、唐末五代时期波斯人李珣的《海药本草》记载了大量的外来药物。历代医籍中，凡所及药物，冠以“胡”者，多系外来药物，如胡豆、胡麻、胡瓜、胡荽、胡芦巴、胡桃、胡椒、胡萝卜等。由于大量外来药物的引进，唐代本草及方剂学知识较前代大为丰富。兹仅举几则有代表性的外来方药，试说明之：底也迦，主要成分为鸦片。《新修本草》卷十五云：“底也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旧唐书》卷百九八拂菻传云：“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迦”。《医方类聚》引《五藏论》云：“底也迦善除万病”。《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国”。金桃一名黄桃，《旧唐书》有云：“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从康国入贡，金色形如鹅卵，故有金桃之名”。橄榄，据《酉阳杂俎》所载，为唐代波斯输入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第二十七条，“先体病源”提到：“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2]。隋唐时期外来药物种类繁多，不少于数百种，此处不逐一枚举。

这些来自异域的特产，在隋唐及唐以后的各种本草书籍中，均作为常用药物而被收载。迄于宋，国际香料贸易依然盛行，加之部分外来药物的本土栽培，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香料的极度推崇，由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同时也造成了后世滥用香燥之品的流弊。《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还收录了多首耆婆方，如耆婆万病丸、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另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一•万病》篇中的阿伽陀药，是由紫檀、小蘖、茜根、郁金、胡椒各五两组成，其所疗病症颇多，几无所不疗。这种万灵药的概念，在隋唐以前，也非中土所有，如《伤寒杂病论》中所救治的病证与方药的一一对应性较强，来自本土的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不主张用一方能够应对种类繁杂的多种疾病。这种分歧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没有中医“证”的概念，他们的药物往往是针对“疾病”而言的。他们认为假如一种配方，能够对多种疾病有效，那么就称这种药方为万灵药。孙思邈吸收了这种“病”的观念，故诸方下所胪列之病症甚为芜杂。另外，以耆婆万病丸为例，此方含有三十一味药，唐代医药书中，屡见这些药味颇多之方剂。类似这种大方，在唐以前的传统中医药文献当中并不常见。唐以前的本土医学，更多提倡的是应用较为简约的方剂，以“简、便、验、廉”为遣方用药的原则与宗旨，但自孙思邈以后，大方在中医文献中的数量逐渐增多。

自此，汉地医学风气为之大变。由此可证，西域文明对隋唐时期及唐以后的本土药物学及方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节、商贾及释家的往还，在加强隋唐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同时也将随之而来的医药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原各地。眼科医学眼外科治疗属前述八种疗法中之利器医方类。当时婆罗门僧在华以眼科业医者较多，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白香山《眼病二首》亦云，“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8]。唐代社会名流罹患眼疾，往往延请天竺医为其诊治。可见印度眼科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超过了中原地区在这一专科领域所处的医疗水平。当时天竺而外，精于眼科者，尚有大秦。杜环《经行记》中有云：“大秦善医眼及痢”。世传龙树王菩萨能疗眼疾，故往往假托，以神其书。如《龙树菩萨眼论》，此书虽已久佚，但佚文散见他书。书中总结眼病的主要病因为：凡所患者，或因过食五辛，多啖炙煿热物麪腻之食，饮酒过度，房事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挠心火，夜读细字，月下观书[1]。又《外台秘要》卷二十一有陇上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一首，王焘言陇上道人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序云：“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出眼疾候一首》载有金针拨障术适应症的病因病理特点及其治法宜忌，“令观容状，眼形不异，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虽不辨物，犹如明暗三光，知昼知夜，如此之者，名作脑流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此疾皆由虚热兼风所作也”[9]。

在《外台秘要》卷二十一中，共载眼疾二十四门，详细论述了眼的生理病理以及诊断治疗诸方面内容，成为后世中医眼科理论的奠基之作。符与咒禁中土古有符咒驱病之载，至于隋唐，除本国固有的传统外，尚有从印度传入者，如《千金翼方卷二十一万病•耆婆治恶病第三》中所载浸酒法条目下，有《治疾风品法》云：“服药时，先令服长寿延年符，大验”。隋唐方书颇多载有咒禁之事，且多具佛教性质，缘其咒文多系梵咒，但亦不乏汉文佛教咒语。《千金翼方卷第十三辟谷•服水第六》中有却鬼咒法，咒曰：“然摩然摩，波悉谛苏，若摩竭状暗提，若梦若想，若聪明易解。常用此咒法去之”。如前文所述，在寿命吠陀的八分科中，第四即为鬼病明或鬼病医方，为驱除因鬼神作祟而生诸心病之医方。咒禁在佛教医学中，占据重要位置。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咒经》中，有用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制成丸剂，并配合大量梵咒用以驱除一切鬼病及疫病。《隋书•百官志》载太医署有祝禁博士一职，《唐六典》曰：“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注云：“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隋唐时期，咒禁已成为官方医学的一个重要分科，在这一分科中，除本土文化而外，还有外来形式的存在。符与咒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属迷信无疑，但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这是人们为驱病所从事的一种活动。

重新审视这种行为，它利用的是心理暗示疗法的原理，对于那些具有强烈信仰或康复意识的人们，宗教或精神的力量有可能会产生类似安慰剂的作用，并对身体的恢复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对于这类记载的古代文献，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历史的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它们。结论隋唐时期的中医药学，接受到了外来文明尤其是来自西域文明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印度医学的理论体系、外来的眼科医学与符咒、以及西域诸国的外来药物，这四方面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在当时，西域药物的主要进口国以天竺、波斯、大食、大秦等为主，物资中尤以香料贸易为大宗。伴随这些外来药品的输入，隋唐时期的药书及方书中，可见大量外来药物的应用及胡方的出现。中医药学在隋唐时期受惠于外来文明之巨，已颇明晰。以上诸方面，对于隋唐及唐以后的中医药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结果。其中，正面影响的结果是，西域文明远播中土，促进了隋唐帝国与其疆土以西，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诸国与中国之间的中外医学交流；而其负面影响的结果是，香药在后世的滥用、大方的应用以及外来符咒的盛行。然瑕不掩瑜，隋唐与西域间频繁的医药往来，开拓了本土医学的视野与思路，推动了当时医学的发展。总而言之，对这一时期西医东渐的整体评价，其正面作用占据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主流。时至今日，除符咒已被废止外，隋唐年间传来的印度医学尤其是佛教医学、眼科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那些来自遥远异域的方药，依然在中医药学的各个领域当中，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