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文学全文(5篇)

在当下的战争叙事中，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到处充斥着西方式的人性观念和好莱坞式的英雄模式。创作主体秉持现代性的眼光，站在思辨、反省、批判的立场上，通过描写战争的残忍、酷烈，来控诉战争本身给敌对双方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以此传递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反战”的思想。“真正优秀的战争片，优秀的战争题材小说一定要反战”，已经成为某种艺术上的“政治正确”和惯性思维。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为了标榜国际视野、创新表达，试图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跳脱民族主义的狭隘，从敌人的视角出发，循着敌人的动机和诉求，体恤敌人的情感和心理，为重新审视和想象战争历史寻找新的逻辑支撑；宣扬博爱与普泛的人性，推崇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与个人英雄主义。好像不如此，就不够时尚现代、不够洋气高级、不够深刻纯粹，就无法与国际接轨；也唯有这样，才能突破主旋律叙事的瓶颈，赢得更多年轻受众的青睐。这样的作品，尽管被贴上商业片、类型片的标签，追求的是娱乐效果和感官刺激，走的是迎合市场的路子，看后给人的感觉仍然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对战争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而言，情感上和思想上都很难接受、认同；更严重的是，会误导年轻一代读者、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情感结构，说到底还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诚然，战争的残酷、对日常生活的毁灭、对个人命运的打击、对肉体与精神的戕害，都是极深重且不容回避的，然而这种观照与反思不应以模糊战争的性质、取消正义与非正义的属性为代价。按照西方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去检视、拣选、形塑我们的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单纯地用个人的立场、个体生命的经验和民间的微观视域去表达、建构战争这样一种极宏阔复杂的历史存在，也是不够完整充分的。这种理解的窄化、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矮化，在近期热映的一些战争题材电影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由于历史观的含混暧昧，战争的正义性亦成为被悬置的问题，立场缺失的战争叙事也便不再具有本质意义和认知功能。我们当下的战争叙事，对个人性、小人物的强调和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只有个人，只有小人物才能表现真实的战争历史？拉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看，这种叙事伦理的嬗变显得意味深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个人和国族中间，曾经被重点强调的集体概念早已被抽空了。现如今，小说和电影里的英雄大都是孤胆英雄，并肩战斗者大都是基于个人情义的、带有明确利益和情感指向的小团体关系。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思维和方法，而中国本土的美学传统和民族形式已经很难看到了。随着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美学和叙事方法被逐渐疏离和扬弃，我们的战争叙事中，除了那个伴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而越发高蹈的国族概念，便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形象，作为中间物的“集体”消失了。与之相对应，鲁迅笔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情怀，也逐渐式微。我们的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已经很少再理直气壮地张扬集体主义英雄观了。在《金刚川》里，我们看到的依然只有个人，只有个体生命的关系，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同袍之义、兄弟之情，是由特殊小团体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同样是书写小人物的故事，同样是关照个体的命运，我们来看看新时期之初，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怎么表现战争中的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高山下的花环》其实并没有多少战争场面的描写，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在于战争结束后的抚恤环节，让读者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英雄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直面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高山下的花环》通过现实生活中有原型的故事，通过几个矛盾突出的人物，通过对人性崇高一面的书写，很好地讲清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从人民中来的、由人民群众组成的，这是人民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根源所在。同名电影里，连长梁三喜那句深情的自白：“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可谓振聋发聩，震撼人心。这种对于人民性和历史总体性的强调，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和美学传统。“红色经典”中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大都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为主体，书写的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与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待，直接回应了新中国成立的合法性历史诉求，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受众，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精神基因，由此而形成的“颂歌模式”亦是时代文化心理的投射。同样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再来看看陆柱国于1952年底创作的中篇小说《上甘岭》是怎样塑造英雄、表现人性的。这篇几乎与上甘岭战役的进程同步、创作于坑道里的小说，选取了上甘岭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坑道战部分。小说的重点是表现我志愿军战士是如何凭借优良的战斗素养和钢铁般的意志，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最终赢得胜利的。小说聚焦一个连队真实的战场处境，表现了志愿军指战员不畏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体、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凸显了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形象，表现出对崇高美学的极致追求。在战争环境下，崇高的力量在于，能够克服甚至超越人性中平凡甚至卑下的一面，进而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利益、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勾连起来。由此，受众对作品中人物个体命运遭际的同情与关切，最终会移情到对宏阔历史与政治诉求的理解与认同上来。于是乎，在小说《上甘岭》中，我们会读到，不论是在激烈的硝烟战火中还是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志愿军战士不会产生恐惧、迷茫、伤感这些人类在极端处境下难免会泛起的正常情绪波动，战争只会残害他们的身躯，并不能创伤他们的精神。同美军相比，物质条件匮乏、装备落后的志愿军官兵，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承受着巨大的肉身痛感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达到自我身心的升华。对集体英雄主义的坚守、对革命乐观主义的张扬，烘托出了志愿军官兵为了最终的胜利和实现崇高理想不畏牺牲并勇于牺牲的伟岸形象。即便是负伤、流血、牺牲的哀伤，最终也会被胜利的雄浑激昂抚慰和覆盖。

“红色经典”小说传递出的积极乐观的浪漫精神与作家切入战争的立场相关。为了集体的诉求、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意志，个人的某种牺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崇高而神圣的。它表现为将过程的苦难对接到结果的意义中去，将个体生命的价值融入到集体胜利的认同中去；而对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作家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量避免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诸如流血、死亡、肉身的疼痛、精神的苦痛等等。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死亡，也是把它当作激起仇恨的一个情节链条。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因为“悲观和恐怖”不是一个坚定革命者对待战争的应有态度。作家勉力张扬的是一种悲壮感，一种崇高美。当战争最终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时，人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随即达成，所以集体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成为固定的创作基调和美学风格。然而新时期以降，学术界尤其是文学史家对于“红色经典”的这种美学风格、写作伦理，也颇多质疑和批判声。开启自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小说”，更是直接颠覆并解构了“红色经典”所描写的正统的、线性的革命历史以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暧昧与不无吊诡的意味———已经“历史化”了的战争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然而，我们终究不能绕开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去空谈一种文学理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范围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那是一种战时的文化心理和状态，是血与火的激情燃烧，创作者渴望从文化、文学上建构新中国的合法性。尤其是，创作者大都亲身参与过革命与战争的进程，他们书写的是真实而切身的生命经验。这与当下的作家跨越时空的阻隔重新审视、想象、建构战争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进言之，被当下作家奉为圭臬的西方式的人性观、好莱坞式的英雄模式就是先验正确的吗？就真的绝对高明与深刻吗？其实未必。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的战争叙事没必要跟在其后亦步亦趋，而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节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战争叙事需要重拾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除了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主义，这是追求崇高、不惧牺牲、敬畏使命职责的英雄主义，是无数人共同协作的英雄情怀。

42019年，在国庆70周年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构筑于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基础之上的、久违了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影片并没有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窠臼，没有一味地凸显机长个人如何冷静沉着地处理事故，而是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讲清了不同的角色如何发挥各自作用、集体协作，最终克服困难、摆脱困境、拯救生命的整体过程。事实证明，电影对人性真善美的张扬，对集体英雄主义的坚守是成功的。观众感动的泪水和自发的掌声，不仅仅是献给机长个人，也包含了对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的认同和赞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事故，面对意想不到的风险、对手，你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背后永远都会有亲人、朋友、战友和你一起死扛、一起战斗；无论多么遥远，总有陌生人为你承担风险，为你负重前行，甚至为你牺牲生命。这样的人性与英雄性，难道不感人、不高级、不深刻吗？而在国庆70周年的盛大阅兵中，人们首次看到战旗方队集中受阅。其中有一面布满了381个弹孔的战旗特别引人注目———它属于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功八连”。在1952年11月的上甘岭战役中，八连官兵将一面写着“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的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在阅兵式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以集体面目存在的志愿军形象，感受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的磅礴气势，是绽放人性光芒和精神力量的大写历史和大写的人；这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英雄血脉的赓续；这是“红色经典”留下的文学传统和精神遗产，也是新时代战争叙事可以借鉴、汲取的宝贵资源。

作者:傅逸尘 单位:无

内容摘要：义务教育阶段正是青少年阶段打下对传统美学初印象的最好时期，认识并认同传统美学不光能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还能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归属感。本研究在强调传统美学地位及其面临危机的同时建设性地提出改进意见，旨在帮助义务教育阶段的传统美学文化以经典作品为载体，更好地回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活。

关键词：义务教育;传统美学;回归路径

当今在偏理科的学习、就业趋势下，文科整个大群体逐渐滑出主流，经典阅读的地位更是如此。传统美学也因缺少研究和专门学科而逐步蒙尘。在义务教育阶段，帮助孩子们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文化自信，传统美学和经典作品承载着传承经典文化和传统精神的使命。这种长期熏陶、充满中国传统美的气息能帮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将来的继承和弘扬打下良好基础。本研究着重于将传统美学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帮助传统美学更好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回归，从而弘扬传统精神和文化。

一.传统美学的具现化

说到传统美学，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属于美学的范畴。留存至今的只有少数精神和更少数的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传统美学都以贴近生活的方式保留。有些是阳春白雪，有些是下里巴人，但无一例外，都能在现代生活中发现其影子。在我们周围，就有许多传统美学的具现：如女生喜欢穿汉服走在街头，她们把传统穿在身上，把美学烙在言行，传统美学内化在她们的心里，外化在她们冯虚御风的姿影中。传统美学具现化的又一实例为雕刻核桃的手艺人，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无不让人叹服，很难想象那么精致的核舟是出自这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上。故宫进行文物修复的工作人员更是把这当成一种荣耀，一种使命。还有我们周围形形色色热爱传统读物、经典作品的人们，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传统之美。在远离传统农耕生活的现代，传统美学似乎只能以类似方式体现。但其实它不光以物质化的方式具现，也以精神化的方式具现。传统美学在现代建筑景观、现代文创设计、数字化摄影中都有体现，相关文论也不乏，如邵琛寓（2020）的《传统园林美学在现代建筑景观中的运用研究》、丁以涵（2020）的《试论传统漆器美学在现代文创设计中的运用》、李庆国、王晓云和郭显峰（2019）的《数字化时代的摄影技术与传统美学的融合》等。但对比其他学科的论文数量，美学这一学科的论文显得有些单薄。并不是这一学科没有作用或不重要才导致相关研究数量相对稀少。正是因为它太重要，重要到能分散在生活很多方面，才导致它的地位不被重视。水袖丹青、杨花扶柳、白墙瓦黛、淡蓝卷草。如果要结合特点形容它们，将它们含括在一个具体的名词里———不是现代的休闲美学，只能是传统美学。在远离传统生活的现代，为何传统文化、传统美学迟迟没有消失在我们现代生活里？为何已是破损不堪的楠木还要修修补补？为何风雨交筹之下破损的古迹还要翻新？

二.传统美学的现代化新道路

传统美学之于我们而言究竟是什么？以王开岭（2010）为代表的作家们已经放弃了现代化传统经典作品，他们为传统美学另辟蹊径。着重在美学二字上，他们把传统解释为传统精神，然后以生活为载体阐释传统精神和道理。这样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他们没有先入为主地只关注传统二字，而是有所放弃。这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吴志远（2019）将“摹仿”作为传统美学艺术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再现”作为分析美学艺术论的核心概念。他在《从摹仿到再现—传统美学与分析美学艺术论核心概念转变研究》中提出：柏拉图“理论式”立场认为文艺世界是摹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只是“影子的影子”，我们无法在其中获得真理。属于文艺作品分类的传统经典作品按这套理论来说，也是无法“获得真理”，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文艺作品遵循着一定的原理对现实进行描摹或想象，并不低于现实世界。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文艺作品因其描绘的现实事物的普遍性高于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142张耀天和李羽茜（2020）着重讲述了中国当代休闲美学体系的产生，也同时点出了整个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的窘境和危机。他们提出：“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的诞生，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是当下人为了摆脱经济压力、现实压力，寻求个体精神解放的结果。”但同时科技发展也给中国当代休闲美学带来了重大危机。这份危机为中国传统美学共享。中国的美学史带有农耕文化和儒道文化的色彩，中国传统美学也是以这两者为宗旨。但在农耕文明不是底色，甚至开始陷入僵化的现代，传统美学与生活的沟壑日渐加深，到现在已达天堑的程度。与作品的时代、内容远离无疑是传统美学在当代难以回归的主因。传统美学何时回归、传统美学如何回归都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一些优秀美学作品也顺势而生，如《美学概论》（2003）、《古典之殇》（2010）。

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的影响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赤裸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代这个科技发达，日益全球化、商品化的社会，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自身要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外，还需要评论家或文学机构的推崇，大众传播、媒体舆论的认可以及商业力量对其的大力推行等文学经典外在因素的作用。虽然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会出现速度过快、名不副实等诸多问题，但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外在力量使真正的经典作品不至于消逝，使文学经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到文学经典建构的真正目的。

作者：王晶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一）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著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著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著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摘要:在科学技术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学经典早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书本上，更多的古代文学经典在当前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化作屏幕上的影视形象，实现了古代文学经典多形式、多渠道的传播。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和科技在飞速进步，传播方式的变化日新月异，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数字化技术、多媒体视频技术等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将得到改编，与影视改编欣欣向荣相反的是，以往传统的以书本、戏曲等传统方式的传承、传播渠道门庭冷落、门可罗雀。

关键词:古代文学；经典；影视改编

过去以书本为主体的纸质传播当中，人们需要花时间和心思去揣摩文学经典里蕴涵的深刻内涵，方式比较单一、缺少趣味性等，于是，在科技条件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被改编翻拍成影视剧。与传统的书本相比，影视剧的翻拍和改编能够改变过去单一、枯燥的阅读方式，影视翻拍和改编除了融入文学内容之外，更多的以视频、图片、声音等吸引大众的眼球[1]。

一、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播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古代文学经典是我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经典一直处在起伏和动荡当中，同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又能够产生不同的文学经典。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文化中所蕴含的深意和内涵远非是一部影视剧所能够阐述的，尤其是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每一部古代文学经典，其中都包含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况、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一旦有名人作家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就会深受后辈的尊崇和模仿，同时也引来批评家的推出或者批判，有人对文学作品大加赞扬，就会有人对其大肆贬低，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向来都是褒贬共有的。而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与该作品创作之时及其往后的社会风气、人们的审美心理、价值追求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运气与机缘[2]。文学经典具有显著的相对恒定性的特点，正因为是经典，所以才能够唤起读者反复的阅读和揣摩，文学经典必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反复阅读，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品。俗话说“各花入各眼”，对于一部古代文学经典，通常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对其品质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总结和解读，所以，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向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被奉为经典，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其内容具有流传性、且传承下来的内容、精神和价值与大部分人的需要保持一致，只有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作品、符合绝大多数人审美和价值追求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3]。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由于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影视改编的可实践性变得愈加广泛起来，影视的改编除了广泛性之外，同样还具有多样性、多渠道等特点，由不同的编剧、导演等去改编，文学经典的改编方式和改编观念各不相同，因此，也没有办法去精确的界定“改编”这一概念和定义。每个人对“改编”这一词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以理论界至今也没办法给“改编”冠以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对于电影改编，美国一位著名的电影理论学家认为小说和文学作品只是影视作品众多素材中的一个，而非有机体，经过电影的改编丰富以后，会出现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完整艺作品[4]。这是美国一位电影理论学家的观点，或许另外一位理论学家，就不是这么认为了。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互联网、多媒体等高科技的支持，能够显著缩短古代文学经典被影视改编后的传播时间，使得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渠道更加丰富多样，影视改编后的传播速度也由此加快，影视改编后传播时间的缩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促使更多人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影视改编，也因此激发了更多影视改编古代文学经典的热情和创作欲望。在如今快餐时代中，以年轻人为主的大众普遍选择通过网络搜寻和观看影视剧，这样观看影视剧的方式省时省力，还能不用出门，简直就是懒癌症患者的福音。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古代文学经典不用再和以往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埋头苦读，反而能够通过影视改编获得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同时，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也为古代文学经典题材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间，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很好的迎合了当今青年向往冲破束缚和自由的心理。总结虽然影视改编能够视为是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传播方式，且这种传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同时必然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这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这条路上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艺术形式，以另一个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自古以来，只要是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每一部都被烙印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与这些文学经典一样，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文学经典自然也被烙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特定因素，也带有创作者、导演、编剧等创作主体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如果单纯从影视作品对原著的还原度来对影视作品进行片面评论的话，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