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文化全文(5篇)

本文作者：刘晓琴 单位：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院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说：“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他把自己尽毕生心血写成的两部方书命名为《千金方》，就是因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在《大医精诚》中这样论述道：如果遇上有患病来求救的人，不能够询问他的贵贱贫富，年龄大小，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只能一样看待，都像对待最亲近的人那样为他考虑。“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像这样才可以成为老百姓的大医，否则就是百姓的大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的生命是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医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不计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孙思邈以病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对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珍爱生命，成为后世行医者的楷模。医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对生命的轻视和对人性的冷漠是医家的大忌。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关注人们的生命，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2］可见，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设有分管医疗的医师，并把治病救人作为宗旨，以医治的效果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依据。这种以人为本救济天下的思想就是对百姓生命的最大关爱。医学与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关，要真正尊重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从医者就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自觉意识。我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就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从根本上说，医学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过对人的“关怀”来体现的。从传说中神农遍尝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画八卦，得以类推百病医治的原理，尝试百药而创制九针的医术，“以拯夭亡”；到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再到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大医精诚；乃至李时珍不顾生命安危，亲自试服草药，完成了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远的古代，经过历代医药家们的言传身行，得以不断地传承演进，并成为医学和医疗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经久不衰。因此，历代的医学前辈们在开展医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催生了中华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始医德［3］。

医乃仁术、济世救人的儒家仁爱思想

在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上，医儒不分，儒家思想为医学伦理思想及医学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而医学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径。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为医者，最重要的应当有仁爱之心。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面对满目珍馐，只能“看有若无”，因为“病人苦楚”，“不离斯须”，作为大医，只能产生“惭愧、凄怜、忧恤”之心，“发大慈侧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仁者爱人”，面对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灾难，掌握医术济世救人是医家最好的仁爱惠心。具“仁心”，行“仁术”，做“仁人”，成为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选择。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仁心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成为古今医家普遍遵守的职业伦理道德原则。孙思邈将幼时病痛的经历化作对医学的执着和对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将爱己的心扩大到爱“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说在孙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仁爱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险巇”“一心赴救”；有仁爱之心，才能“省病诊疾，至意深心”。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患者心灵的呵护，再先进的仪器，只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冰凉；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他人苦难的关怀，再精良的医术也会失去人性的温暖。“医乃仁术”，简单而朴实的四个字，却概括体现了医学的真正精髓，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仁爱思想［5］。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民族敬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中，历代医圣名家都强调了为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必须具备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卷一《绪论》第一《大医习业》中要求医生：“凡欲为大医……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4］孙思邈不仅是医学大家，同时精通儒、道、佛及诸子百家，这些名家经典不仅增加了孙思邈的见识，也对他的精研医学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没有知识的广博全面，哪来技术的圆通周密。只有广泛博览诸家经典，涉猎不同领域学科，从典籍中汲取知识和经验，才能才高识妙，具有精湛的技艺，才能临事不惑，游刃有余。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我看当今的医生，不考虑探究经文的含义，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而是继承各自祖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查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对病人一会儿，就处方用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所以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的是“多闻博识”、“视死别生”。李时珍爱读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样，他搜罗百家著述，博览群书，稍有心得就写下来。医术的高明源于他饱读经书，博闻强记，只有勤求古训、精究方术，才具备了“苍生大医”的基础。正因为医学的博大精深，经方的玄妙深奥，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讨医学问题。如果用最粗浅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医学，难道不危险吗？孙思邈批评社会上有些愚昧的人，读了三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没有什么病值得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没有总是对症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学医的人“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4］必须广博深入地探求医学的渊源，并精心勤奋，毫不厌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医术，明辨病因，成为大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两要说》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圆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医技的人，才可以担当性命的重任。而高超医术的获得，必须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

摘要：初中是学生价值观念形成的非常时期，教师应提高对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以确保其身心健康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年传承与发展，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也是促进民族发展的基石。然而，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宝贵的。这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培育其高尚的道德修养，塑造美好品德。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初中思想教育；运用策略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促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石，理应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渗入各行各业，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实践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和初中思想教育的结合有利于学校自身获取丰富的教学资源，促进其内涵式发展，从而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初中思想教育结合的现状

（一）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新课程改革至今，我国思想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取得非凡成就，然而，受应试教育与外界因素的影响，在实践教学当中依然存在诸如“重智育、轻德育；重成绩、轻品德”的问题，初中思想教育被列入“副科”行列，经常性出现被其他科目占用课时的问题［1］。一方面，很多家长认为学生在学校就应该多学习文化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从而忽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学校本身也不太重视思想教育这门课程，教师也是照本宣科，将知识直接讲给学生听，学生被动接受，不能够起到思想教育的价值。

（二）教学内容有待完善

陈鹤琴在对中国古代先哲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时就特别推崇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孔子倡导的“因材施教”、“个别教育”、“行重于学”等教育思想非常先进,很值得研究。后者则可以直接对这些文化的实体展开研究。此外,还有一类是以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如民间艺人的技艺等,陈老认为这类传统文化遗产更为宝贵,后人可以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学习与传承。总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博大而精深的,需要我们全面而广泛地加以学习与研究。为更好地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陈老主张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研究。为此,陈老曾多次呼吁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专项研究,以确保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解读和传承。例如,1962年陈老在江苏省政协会议上提议,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内成立儿童教育研究室,以研究儿童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加强、改进儿童教育工作[1]406;1978年陈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设立全国儿童玩具研究促进会的建议[2]659。在对传统文化遗产展开研究的同时,陈老主张以辩证的态度来传承传统文化遗产,认为对传统文化遗产应进行合理的继承、改造和创新。陈老的“活教育”理论就是在继承儒家教育思想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基础上,革新创造出更具有活力的教育理论。在对待中国古代经书典籍问题上,陈老辩证地指出,“《三字经》、《百家姓》当然不是幼年儿童所能理解的”[2]636,“如果是为研究古代文学,那么这么多经书,大学专科里才有读的必要”[3]140,而如果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儿童的人格,那么经书是需要重新改造的,他特别反对“把经书熟读在肚里,将来自然就会应用”的“反刍式的教育”[3]140。同样,在对待私塾教育问题上,陈老认为:“私塾教育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优点,我们应当采用,并发扬而光大之,但是它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于现代的情形了。”[1]535反观当前有学者鼓吹所谓的“儿童诵经运动”,则愈彰显出陈老对待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这种科学而辩证态度之先进性,对指导当今幼儿教育工作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年,陈老就是以这种开放兼容的思想,科学地处理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关系。陈老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世界各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认为,外国有很多先进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陈老认为,中国的儿童不仅要汲取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要了解、吸收世界优秀的传统文化。儿歌“小星星”本是法国的一首民歌,为了让中国儿童了解法国的文化,陈老译配了歌词后将之编进幼儿园教材,至今“小星星亮晶晶,满天都是小眼睛……”这首儿歌在中国代代传唱[4]1。当年,在陈老主持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的教材中,加入了不少外国文化的元素,许多世界经典的文化,如“荷兰的小英雄”、儿童舞蹈“土风舞”等也列入幼儿园教材。此外,陈老还曾亲自编写小学英文教材,其中1939年编写的英文教材《少年英文诗歌》一书,共选录43首世界各国经典的童谣、诗歌。

作为一位幼儿教育家,陈老认为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弘扬应从幼儿园开始抓起,为此,他为幼儿教师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引导幼儿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好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陈老认为,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遗产应坚持创新性,要有时代精神,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主张用革新升华的方法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遗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陈老在幼儿教育目标的制定上。陈老十分赞赏孔子的“做人教育”思想,当年陈老的“活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3]352,就是在继承传统教育核心价值或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陈老的“活教育”目的论是对古代有关“做人教育”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为“做人教育”赋上时代的烙印,使“做人教育”的内涵得到升华。陈老认为,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改编与创新,将传统文化遗产有机地填充到幼儿园的教材中,“经书的文字古奥,叙事说理多偏于政治道德方面。幼年儿童不易明白,只好选择其适合儿童心理之记述,改编作故事或戏剧的体裁,教他们阅读,教他们表演,他们自然就能明白了解,兴趣浓厚”,“将经书变成明白浅显饶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那读经一课在学校里面才可以有利无弊。”[3]140为了让儿童以寓学于乐的形式来学习、接受中华传统文化,1938年,陈老与陈选善主编了《中国历史故事》一书,该书以浅显的文字、儿童的口吻、生动活泼的形式,将中国古老的历史编成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此外,陈老认为不少民间歌谣、儿歌很适合幼儿学习,为此,在陈老主持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教材编写时加入了很多民间的元素,如民间儿歌“放纸鹞”,民间游戏“猎人、老虎、枪”等。陈老认为,我国不少的传统文化遗产是可以通过改良制作而成为很好的幼儿园教具、玩具的。例如,麻将是我国的国粹,是很具吸引力的赌博工具,当年陈老独具慧眼,将麻将变成幼儿识字的活字块教具,具体做法是:先从儿童用书中选出了200多个字,在每块麻将上刻上字,每个字各刻2块,并选用儿童喜欢的颜色,“比如‘鸡’、‘鸭’二个字,‘鸟’部用红的颜色,‘奚’、‘甲’部都用绿的颜色”[5]109。活字块主要有两种玩法:一种是凑对子,一种是拼句子,都很受幼儿喜欢。后来在民间艺人的启发下,陈老又创制了“过桥洞”、“放电影”、“益智盘”、“傀儡戏”、“皮影戏”等幼儿喜欢的教具、玩具。其中“傀儡戏”、“皮影戏”就是采用民间艺人制作傀儡和皮影戏的方法,将适合幼儿的剧本或故事制作成傀儡戏或者皮影戏,由幼儿教师或幼儿进行表演操作。同样,在乐器的选择上,陈老大量地选用我国民间乐器,如鼓、钹、钟、箫、磬、木鱼、琵琶、笙、箫、古琴等取代昂贵的钢琴、西洋乐器,这在财力匮乏的年代确实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陈老十分珍视被旧社会有权势者所瞧不起的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当年为了让幼师生学习傀儡戏、皮影戏、木偶戏的操作技能,陈老曾多次把木偶戏班请到学校里来。当年,陈老邀请民间艺人到鼓楼幼稚园现场表演木偶,通过口传心授的方法,让幼儿教师学习掌握了木偶的具体操作手法;不仅如此,陈老甚至把玩猴戏和玩西洋镜、拉洋片的卖艺人也请进学校给幼师生演出。当年,为了研制幼儿园教具,陈老曾拜街头巷尾的民间艺人为师,如向民间捏面人学习用面粉替代橡皮泥做美工材料的方法;研究街头小贩卖糖人的转盘并改制为“得赏盘”、“识字盘”[6],并分别作为幼儿学数学和学语言的教具……实验证明,这些民间技艺改制的教具玩具很受幼儿的喜欢,同时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木偶戏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陈老认为木偶戏相当于立体故事,有会活动玩具的功效,是教育的利器,幼儿园可以利用木偶进行教育。当年,国难当头,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救国热情,陈老与虞哲光合作组建了儿童木偶表演队,利用木偶表演的形式到社会上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当年,由他们组建的儿童木偶队演出的木偶剧有《原始人》、《卧薪尝胆》、《文天祥》、《木兰从军》等,他们曾利用“三八”妇女节和国际儿童节到兰心剧院对外演出,新型的儿童木偶剧的诞生,受到了人们热烈欢迎;在鼓楼幼稚园,陈老还利用民间乐器,如小鼓、小锣、小木鱼、小磬、小铙钹,组成儿童小乐队,学习民族乐器的演奏,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文化传承作为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参与其中,而老师则应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幼儿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理应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第一站。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7]幼儿教师应在践行“新纲要”精神的活动中,自觉地将传承传统文化遗产视为己任。笔者认为,幼儿教师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者,一是幼儿园管理者应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全园教职工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培训,如购买图书、补充学习材料、聘请专家做专题报告、开展专题讨论、举办知识竞赛等,拓宽教师的知识面,提高幼儿教师的文化素养。二是要善于将传统文化有机地渗透到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从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教材内容、教学途径、教学方法等多方位地思考,将传统文化有机地渗透到幼儿一日生活中。三是应向家长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不少家长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他们过多关注孩子知识、技能的发展,而忽视了孩子态度、情感、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幼儿园教育需要家园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因此,针对目前家长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普遍模糊的状况,幼儿教师必须大力加强宣传和指导工作,如采取发放宣传单、园内开辟专栏介绍、组织专题讨论、网上留言互动、家长经验介绍和推广等多种形式,提升家长的传统文化素养,共同承担起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担。

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可谓博大而精深,但纵观当前幼教界,特别是幼儿教育机构,在对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理解上却是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被窄化。不少幼儿教师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片面地理解为蒙学教育、历史教育,甚至将“读经”理解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唯一形式。不少幼儿教师一提起传承传统文化遗产,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让幼儿诵经,似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就只有这些经书了。其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内容非常广泛,它包含神话故事、歌谣、民间游戏、猜灯迷、汉语言文字、印染、国画、刺绣、剪纸、泥人、皮影、腰鼓、地方戏曲、茶文化、酒文化、十二生肖、京剧脸谱等多种形态[8]。幼儿教师应全面地理解传统文化遗产的内涵,并根据本地区的资源及本园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教育。二是功能被弱化。在实施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往往过于重视对幼儿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简单灌输,而忽视对幼儿民族精神的教育、民族情感的体验,其实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知识只是外壳而已,其深层次承载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方式才是传统文化遗产的内核。因此,幼儿教师除了需要向幼儿介绍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更要重视幼儿民族情感的体验和民族精神的培养,以提高幼儿的民族自豪感,萌发爱国的情感。三是形式被简单化,突出表现在幼儿教师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过于简单地照本宣科,缺乏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改造与革新;简单地模仿、套用其他幼儿园已有的做法,忽视因地制宜地开展富有本园本地区特色的教育活动[9]。当年,陈老就告诫过幼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问题上要有辩证的态度,传统文化遗产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要创造性地学习,汲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改造甚至剔除其中的糟粕,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遗产在新的时期更具生命力,永远发扬光大,传承不息。（本文作者：严碧芳 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行性

（一）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品质

中华民族凭借着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历史上涌现了一大批以拯救和发展国家为目的的民族英雄，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正因为爱国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行为一直延续着，所以中国才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领先于世界。在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爱国主义的认识，践行爱国主义行为，培养爱国主义品质。

（二）和谐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和谐人际交往观

从老子“清静无为”“小国寡民”开始，一直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一切随缘”，无一不体现和谐。正因为这些和谐思想，才塑造了中国人温文尔雅、中正和谐的处事方式。而和谐思想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体会并学思想，有利于缓和人际关系，发展良性的人际关系。

（三）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一个个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从天、地、人高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理想教育，有利于树立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集中蕴含在儒家和道家等思想流派的朴素哲学生态观念之中，对此可从系统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层面予以归纳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启迪我们，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做到和谐相处;在改造自然时，要尊重客观规律，实现有序推进;在开发资源时，要秉持节制有度原则，确保永续发展。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丰沃土壤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传统中蕴藏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对于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古代生态建设的经验智慧、建立健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构层次和体系流程、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态建设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念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首先，从系统论角度来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建设思想体现在“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之中。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观念认知，旨在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儒家传统思想认为，天地在世界万物中居于根本地位，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只有在与人彼此感应贯通的交互过程中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孟子也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通晓人心、明了人性也就认识了天性;董仲舒则以“天人感应”为基础阐释了“天人合一”思想，指出“天人并生”(《春秋繁露•阴阳义》)，自然与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张载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天性可与人性相通，只有顺应自然万物、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王阳明则指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门人黄省曾录》)，借助人心才能实现人与宇宙万物的交融统一;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辞上传》一书中认为，“天人合一”的根本前提是天、地、人三者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在道家看来，世界万物的本源都可以追溯至“道”，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还是作为精神存在的“天”，都源自“道”这一本体。庄子在《齐物论》中认为，因为“我”与这天地共存，才能实现世间万物合一;只有明晰无为乃天地之根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概言之，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天人合一”观念，实质表现为对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朴素追求，自提出之日起便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并逐渐继承、发扬，成为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重要理论［1］。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则以“出世”为主要理想，强调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才是天道体现，其“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无我”之境，强调只有“无为”，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从价值论角度来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宜”观念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倾向于将人视作自然界的组成要素之一，反映出对人与自然地位平等的价值追求，尤其反映在以“天人相宜”思想为代表的、从地位平等的价值论视角出发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相关思想之中。在儒家看来，事物存在即有价值，存在的价值不仅具有相关性，而且具有共时性。“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张载《西铭》)，天地生养抚育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人与自然虽有“类”的不同，却无价值的差异和地位的区别。张载从人与自然地位平等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众与自然都属于“我”的同胞，应该以对待自己手足同胞的态度与情感去对待自然。道家从地位平等的视角出发，审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反对将自然视作人类的附庸。老子主张“道”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世间万物只是“道”的多样化形态的具体体现。“道”“天”“地”“人”共同构成了世间万物，万事万物都有固定的发展规律和目标取向，万事万物地位平等，人类并不居于优越地位。庄子在《秋水》中指出，以“道”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则人与物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道”的整体价值体现在万物的局部功用之中，万物在“道”之下功能有异却价值等同、分属各类却并无贵贱;“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大自然与人和谐共处，不应相互克制，既要赋予万物以主体地位，也不应否定万物的自身价值。总体而言，儒家思想作为侧重入世的哲学思想，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其功用价值为标准，万物存在皆有其价值，人们不仅应尊重自己的生命，同样应该重视世间其他万物的生命。道家认为，世间万物均生于“道”，“天”“地”“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在“道”面前，无论人与自然的能力有何差异、价值有何不同，其地位理应平等。再次，从方法论角度来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强本节用观念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具体包括尊重客观规律、辩证看待自然生态、发展理念奉行以人为本等。这些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有着深刻的渊源。就和谐共生而言，儒家认为“天”“地”“人”是共同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要素，“天”与“人”必须和谐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同时，儒家也注重在尊重固有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孔子说君子当“畏天命”，这里的“天命”指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此外，儒家学说也倡导“节制资源”。“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说明索取自然资源时应适度且均衡，开采自然资源应秉持“以时禁发”的原则［2］。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一篇中也提出“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粮食谷物的丰收和建材木料的稳定供应。儒家认为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特征，生态文明建设应按客观规律行事，但也并不认为人们应完全屈从于自然，譬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可以在总结分析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生态加以开发利用。在改造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道家倾向于选择“无为而治”，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谨慎行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须建立在生态环境足以承受的基础之上，在“克勤克俭”和筹谋规划的前提下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无端开采和任意滥用。人类若是违背客观规律从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道家反复强调必须严格尊崇自然之“道”去改造自然。老子在《道德经》里指出:“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意即违背客观规律肆意妄为，往往容易招致祸患。总体而言，在分析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时，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家均立足于尊重规律、强本节用等原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万千农民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对气候、土壤、节气等极为依赖，所以人们在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将尊重自然规律放在首位。同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效率低下，极易遭受环境影响而呈现较大不稳定性，这使得强本节用、反对浪费、崇尚俭朴的思想观念盛行。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