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全文(5篇)

摘要：政治符号性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逐渐被国内艺术家应用于艺术创作中，使政治符号化题材在新时期艺术作品中赋予了新内涵与艺术家本人的文化创作个性。

关键词：当代艺术；政治符号化；使用价值

1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及界定

随着1976年“”的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了正轨。反映到文化艺术上，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星星美展、85美术思潮开始，一大批青年艺术家拿起画笔结合全新的社会背景及对旧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艺术实验，中国当代艺术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重新走过了西方当代艺术三百年的探索路程。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跨度，在广义上讲，是指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星星画会大批探索性、叛逆性的艺术作品出现及伤痕美术人文主义作品创作为开端直至今日。而从狭义上讲，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爆发于‘85新潮美术’，而终于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的这一艺术演化进程一般被视为新中国艺术史上的现代主义艺术阶段。”［1］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主要表现在从对“”回忆的悲戚中强化对人的本体性的情感表达，同时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美学现象对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艺术作品开始追求极富哲学意味的“前卫性”，出现了如“北方艺术群体”以“我们的绘画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为宣言的青年艺术群体。这一时期的先锋艺术创作已不仅仅是用画笔简单的描述外界的景象，而是将艺术作品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创作总体上是完全服务与屈从于人的内心思想与哲学意识。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表现中，则有着与前辈们截然不同的落脚点，波普艺术、女性艺术、艳俗艺术等等一系列西方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使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的当代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渗透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要语言。同时，艺术家开始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再思考。自星星画会的创造性探索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创性及模仿西方艺术语言的实验开始在不同艺术门类展开，在具体的实践创作过程中，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主题往往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着重要的联系，艺术作品的主题隐藏着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的内心思想、价值观念，是他们隐形观念显性表达的文化方式。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近30年最主要的创作主题有玩世不恭的泼皮主义、具有中国传统印记或特殊符号、对底层人群的关注、表现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某种程度的渗透、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具有符号或领袖面孔的政治语言表述等等，这些创作主题在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自身生活思考后，于不同艺术家手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个人艺术符号。改革开放后，人民政治生活不再像“”时期严肃、封闭、不敢言语，对“”政治环境的反思与追问不停地在艺术家笔下呈现，“”题材与像等政治符号表现则是其中直接而又极具寓意的艺术语言。

2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艺术语言的运用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早使用政治符号进行先锋艺术创作的可以追溯到1979、1980年王克平在星星美展中的雕塑作品《偶像》，作品以一个抽象化的头像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摒弃了中国领袖人物创作的高大、伟岸的传统创作形式，作品中的“偶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在以狡黠的心态看着下面对其“朝拜”的崇拜者，然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整个作品政治寓意深厚，在广大人民心中神圣的模样仿佛在这里被消解掉了。此时，青年艺术家在经历后“”时期理想主义消散的失落感之后，逐渐开始对之前的盲目政治崇拜进行反思，开始反思政治偶像与内心崇拜之间的距离。85美术思潮后，、等政治化符号被广泛运用于当代艺术创作之中，期间出现了一些艺术家运用表现主义或波普主义手法表现政治化符号的艺术作品，而政治化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潮，也正是这一时期，西方艺术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这一政治化符号艺术语言运用产生了密切关注，而随着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这种政治化符号题材开始在全世界受到追捧。中国的政治波普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物随之诞生，一经出现便在艺术界、收藏界、评论界产生了一股震动。对于国内艺术家政治符号在波普艺术中的运用，在85美术思潮时期就有了实验性创作，吴山专1986年的早期装置作品《红色幽默》进行了中国早期政治波普的探索，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时期的政治性口号进行拼贴，体现了青年一代对历史反思的一场“红色幽默”。王广义、余友涵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的创作形式，融入中国、领袖政治符号进行艺术创作，即为目前广大意义上认知的“政治波普”，与安迪•沃霍尔对流行文化解构重构不同，中国的政治波普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寓意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批判精神。王广义使用波普艺术的形式在标准像上打格子，随后又在标准“批判”符号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波普化创作，创作了自己的代表作《大批判》系列。余友涵则将海报及领袖标准像基础上加入了传统民间服饰的花纹特点，之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类似艳俗主义的领袖像创作。李山以作品《胭脂》系列成名，艺术家以青年时期标准像为题材，在嘴角加上一束桃花并运用对比色进行波普处理。刘大鸿的作品则运用民国月份牌及清代点石斋时事画波普化，习惯性地颠覆旧有政治符号，展现历史的荒谬和无奈。在政治波普之外，艳俗主义及一些后现代的表现手法中也加入了、领袖像等政治符号。祁志龙在早期作品中将各类标准像与欧美女郎画像以艳俗主义的手法融合到画面中，以侧面暗喻消费主义时期偶像。俸正杰的《系列》，以翻白眼艳俗化表情的表现方式融入消费社会表现中，这一形式不再是政治隐喻，而更多的是对消费时代的一种反讽。尹朝阳代表作品《标准像》系列以天安门城楼标准像为原型进行了后现代的艺术处理，在对时代流逝思念的同时也表达出了青年至垂暮的某种人生历程。石心宁则运用后现代的图像处理方法将与不同人物进行了图像融合，如与罗斯福等人参加雅尔塔会议，与玛丽莲•梦露在游泳池边，与中国高层领导一起参观杜尚作品《泉》。王兴伟在作品《东方之路》中则将中国早期政治油画作品《去安源》进行了图像处理，将正面的形象处理成背对观众，以这种手法对美术史进行了借古讽今的调侃。

3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价值

［摘要］卡尔·米切姆将技术哲学研究划分为人文传统及工程传统，这一划分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分别延续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及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论从哲学发展、技术哲学学科建设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强调技术哲学研究经验基础的今天，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仍具有首要性。

［关键词］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一、技术哲学研究

传统的划分卡尔?米切姆(CralMitcham)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多为工程师，他们以技术为出发点，对技术进行考察与分析，由于其起点为技术，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带有技术思维的影子。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则以人为出发点，探究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技术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间的联系。尽管米切姆的二元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且有过于简单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伴随着对技术的怀疑与批判出现。在米切姆对技术哲学人文传统的划分中，主要包括了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敖德佳及马丁?海德格尔和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技术的起源，区分了综合技术与单一技术［1］56，并对单一技术这种现代技术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区分了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是展现存在的一种手段。埃吕尔认为，自己是用“与马克思研究资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1］75，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与“技术现象”对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技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出于哲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考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倾向于认为现代技术是有害的，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学家诸如埃吕尔等认为技术是能够自主发展的独立系统，不是人类掌握技术，反过来很有可能是技术掌控人类。同时，这些技术哲学家也对如何面对技术引起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2］9－10。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大多对技术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技术思想是出于对技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较少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在对技术的本质认识中赋予了技术主体性，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力量，技术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人类使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由技术本身决定。再次，在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2］11。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很少关注具体的技术，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当代体现

鉴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概念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并进而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发展。汉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给定的，而是试图打开黑箱，对技术的具体发展和模式展开分析。

摘要:老子以水喻“道”，其“上善若水”思想，将水性与人性相结合，阐述了“利万物而不争”的生命哲学。“上善若水”所内蕴的哲理，既对当代大学生具有积极的道德教育意义，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

关键词:老子；上善若水；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智慧，正如所说：“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道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蕴崇尚无为、追求本真的自然人本主义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以德育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老子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的创始人，有感于世人一味逞强好胜、不肯谦让而引起无数纷争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居守柔弱的处世之道。[2]他的“上善若水”理论，富含深厚哲理，既对当代大学生具有积极的道德教育意义，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

一、“上善若水”思想的基本观点

“上善若水”出自《道德经•道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其中“上善”即是最好的品德与德行。老子以水性比喻人性，他认为最上等的品行就如同水一样，既滋养万物又与世无争，甘心位居低处，却能心向高洁。上善之人要像水一样，处世谦逊不骄，思虑深邃宁静，与人交往仁爱有礼，言谈真诚守信，为政精于治理，处事以柔克刚，行事张弛有度。老子之所以将“上善”与“水”相联系，是由于水作为生命之源，体现了生命的本源价值。“水”作为老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特殊意象，代表了老子的“道”，通过“水”的自然规律，老子揭示出了生命的规律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善若水”思想代表着老子的处世哲学，其和谐、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对当代大学生具有积极的道德教育意义，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二、“上善若水”思想内蕴的道德价值

（一）“居善地”的谦逊态度

【摘要】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难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科学范式，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关人与自然的分析既有哲学理论层面的关注，又有生态政治经济学、生态社会主义层面的关注，三个视角的统一赋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初步形成了一套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政策模式，为实现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永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哲学；范式；经济生态化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多维界定

生态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别人只看到人与物之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围绕着人、自然、经济、社会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观点、科学论断，建构了一个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生态哲学理论。

1.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唯物的自然观。在马克思之前，长时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目的论的“存在之巨链”思想，即自然神学。在自然神学中，人与自然没有先后之分，都归于上帝意志。这种自然神学的最大敌人，“从一开始，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1]。早在还是一名大学预科生的时候，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后来又把伊壁鸠鲁主义选定为博士论文主题，最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强调人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就已经存在。作为自然界进化结果之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由此，先在的、客观的自然，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唯物主义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然的奴隶，与之相反，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拥有对自然的巨大能动性。

2.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构架：辩证的自然观。辩证法，就其根本来说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3]的方法。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的见解”与“辩证法的见解”[4]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总是在日月不同辉、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各种事物的联系和区别、生成和消逝、前进和后退之间，都有着普遍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5]。比如在人对自然的劳动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6]。这一观点贯穿于整个马克思生态哲学，既强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又强调对其的否定理解，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既强调量变又强调质变。可以说,辩证法赋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实践论取向：人化的自然观。在马克思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具体化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包括了“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化”，而实践则是两者统一的中介。人对自然的实践，是多种形态的对象性关系的综合运用，不论是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是直观、愿望、互动、爱等等，每种形态都是在展现人的实践力量。人通过实践占有了的、正在占有的自然界，就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所考察的自然界，正是这个人化的自然。只有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那些与人类主体不存在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则“是抽象的东西”[2]，事实上等于无。

一、马克思人学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

在思想上任何教育都有自己的哲学基础。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当代社会的进步，哲学在逐渐的研究中慢慢明晰了本学科在人学本质上的清晰思路和立场。随后，哲学便主动向人学方向转变，在形态上也逐步地靠近人学。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艰巨任务，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牢固夯实自己的哲学研究基础，也就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就必须：“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理清人的本质属性，梳理出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的方式和方法，找出人在发挥主体作用时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要研究探索出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发挥问题。特别是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事的人格转型问题。”“因此，把人当做行为主体，就必须进一步解决人的主体性的正确发挥的问题。这是研究人的基础性工作，是研究人的现代化实现全面发展的理论出发点。因为人的主体性是与人的被动性、消极性相反的行为，只有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只有把人作为一切行为的主体才能体现出其积极能动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一切活动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人要通过实践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出人的主体性要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人的主体性是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发挥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体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主观能动性，这是主体性的最高层次，而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对客观物质实现方式的认知和超越过程。在人的主体活动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即人格，人格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表达，表达方式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从主体到客体以及从主体到主体的一种转换。这种人格表现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最基本的一种资格条件。发挥人的主体性否定了把人当做消极被动的客体的错误理论，为处理解决国家、个人、集体的相互关系，确立人作为人的基本地位，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发挥人的潜力，冲破封建社会所强调的人的附属和依附关系，从而为解放人的思想完善人的主体人格提供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对马克思人学思想观照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兴起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确提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目标和任务，表明了当代追求人的现代化的潮流和趋势。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创新理念与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上的转变

在我们的传统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对政治觉悟和道德观念的教育，培养人的服务和服从意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教育目标局限教育与人才于要求受教育者顺从组织要求、服从组织管理，而完全忽视个体的特点和特长，个体所具有的创造能力、突出个性、特殊才能都完全不受重视，忽略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培养，阻碍了个体的全面发展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往往失去了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从传统的“政治道德教育至上”向“突出个体能力”转变，实现现代化和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现代化是哲人从未停止追求的目标，这是人的发展最理想的状态。哲学导师恩格斯在向外界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未来时说：“到了那个时代，人可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主宰自然，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成为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个体和社会的主人”。“个体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现代社会教育的最终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还是为了促进人思想上的进步和提升，他的客体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指向是人之本质的生成和人性的完善、人之全面而自由发展。呼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向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转变，构建更加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价值取向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