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识字教育全文(5篇)

蒙学中用于作为识字课本的，当时除了流传下来的《史籀篇》之外，又出现新的儿童蒙学课本《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之后这三篇经过整合，合成一篇《仓颉篇》。然而，这一时期的儿童识字课本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急就篇》，其集中识字、整齐押韵、读写结合、注重实用、知识面宽、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影响到之后几千年蒙学教材的编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国家动乱、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民族之间大融合的复杂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尤其是官学———总体来说呈现的是衰落的趋势。但是，私学中的家庭教育却很盛行，成为这一阶段教育的显著特点，并留下了如《颜氏家训》这样重要的家庭教育著作。蒙学在这一时期，往往在教授儿童识字的同时，向儿童进行知识教育和学习态度、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开蒙要训》和《千字文》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蒙学教材。尤其是《千字文》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成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蒙学教材。另外，这一时期清谈、玄学的学术风气十分盛行，也影响到了蒙学的教学，儿童除了要阅读“五经”等经典书籍外，《老子》、《庄子》也进入了必读书目，形成了儒家思想中渗透老庄思想的教学理念。

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局面，国家得到了大一统。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和平、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国家的文化、教育，加强同各民族、各国的文化交流，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气象，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发展、完善，并一直沿用至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它改变了自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的办法，破除了家庭背景起主要作用的评价人才的体系，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得到任用，提高了广大普通人的学习热情，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的发展，“学而优则仕”成了之后各个朝代读书人的普遍价值观。这一时期的官学体制比较完备，但私学也同样非常发达。大儒王通弟子遍及全国，曹宪以文字学的教授名扬海内，颜师古和孔颖达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在教授文章方面颇有建树。另外，唐朝的文学的繁荣景象，古文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唐传奇的创作等方面，无不影响到了教育的倾向。这一时期的蒙学，除了继承前代的优秀成果之外，还有新的特点，出现了一大批诗歌选本，供儿童学诗、读诗，出现了供儿童随身携带的识字课本和常识课本，以便儿童随时查阅，出现了专供儿童习字用而没有任何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作用的蒙学教材。总之，隋唐五代时期，蒙学教学内容自成体系，种类齐全，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都没有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各民族之间文化、思想交流频繁的时代。宋朝就是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元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建立统治大江南北的政权，国家版图空前扩大，横跨欧亚大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它开拓了一个将近四百年的文化相当繁荣的历史时期。宋元时期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四大文明中的三个都诞生于这一时期。理学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对整个社会和封建时代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总的来看，对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一共有三个：两宋时期理学的创立；两宋时期三次兴学活动；宋元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思想融合和文化交流。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延续了五百多年，其间有进步，有倒退，有内忧，有外患，有阶级斗争，有民族矛盾。然而，这段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大放异彩的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巨大，明代出现了三大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学艺术方面，大批反映平民阶级的生活、抨击社会腐败现象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现，并且其中不少已经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曙光；教育领域内，保守派和革新派相互争鸣，科举制度愈加僵化，带来私学领域内思想活动的愈加活跃，社会上藏书、编书以及书院讲学的风气愈来愈盛行。如此，思想领域内的启蒙思想必然会影响到蒙学，李贽的《童心说》中，在对儿童启蒙教育提出的意见里就渗透了鄙视封建伦常，反对程朱理学，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想。中国传统蒙学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方面非常多。在长期的蒙学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当今教育活动的特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教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谨慎地对待。

传统蒙学的教育经验

（一）识字教学方面

蒙学教育的第一任务就是教会儿童写字。识字教学也是伴随蒙学的诞生出现的教学活动。儿童进入学塾进行启蒙教育，首先就是要识字。汉字不同于其他语言，汉字的笔画、部首、间架结构等都有很多的讲究；有独体字和合体字之分；有形声、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六书”之分。面对如此复杂众多的汉字，要让刚刚接触蒙学的儿童完全掌握、领会是不现实的，而蒙学几千年发展下来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让儿童了解汉字的规律，制定适合儿童识字的教学计划。传统蒙学中，儿童在进行识字教育时，分成集中识字和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识字两个阶段，也称“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纸上识字类似于我们今天给儿童用的识字卡片，有用一般纸张做成的，有用硬纸板做成的，还有用较薄的木板做成的。做法也不一样，有在正面写要识的字，反面写上同音字的；还有在正面写要识的字的楷书写法，反面则写篆书的写法的。书上识字一般用“三、百、千”作为教材，这三本书每本字数都在1000字上下，其中有重复的字，总数大约2000多字。这三本蒙学教材都是三、四字一句的短句，并且押韵对偶，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如果说纸上识字注重的是一个个汉字的话，那么书上识字则开始从篇章结构上着眼，开始有意识地教儿童学习阅读，并为以后作文学习训练打下基础。唐代大儒唐彪描述儿童识字说：“生子至三四岁，口角清楚，知识稍开，即用大小木板方寸许，四方者千块，漆好，朱书《千字文》，每块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识十字，或三五字……”可以看出古代儿童识字教育是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的结合。一般是学塾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与写字教育同步进行，在描红、临摹、仿写的过程中加强儿童对汉字形体的体会、认识。

（二）阅读教学方面

摘要：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儿童数量在短时间内增多，儿童的教育获得更多的关注。儿童识字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与儿童识字相关的App中出现了卡通动态字体的设计。文章主要探讨了儿童识字教育中卡通动态字体设计的视觉特征，指出了在设计卡通动态字体时表现形式需要动态化、卡通化、剧情化、多感官化，字形与字义要相互联系。

关键词：儿童；识字；卡通动态字体

一、儿童卡通动态字体设计的相关概述界定

（一）字体设计的概念

在视觉传达之中，字体设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和图形、色彩的组合，能够设计出完美的作品。字体设计也就是对文字的笔画、结构、章法、风格等在原有的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除了文字本身的设计以外，还有文字与文字之间的设计、文字与图形结合的设计等。通过字体设计的一些艺术手段的渲染，表达了设计者独特的理念，能够使信息更好地传播给观者。字体设计一般会在很多地方使用，比如说海报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标志设计等方面。

（二）卡通动态字体设计的概念

动态字体设计是以静态的字体设计为基础的，除了文字以外，还会加入动态软件制作，使其比静态的字体有着更生动的表达效果。过去的一些静态字体也存在动态的尝试，但基本都是增加动态趋势的一些设计，比如2.5D的字体、3D的字体、字体的闪烁等效果，都没有在根本上进行改变。动态字体的出现，使得字体有了一定的情感效果，通过缩放、跳跃、旋转等动态效果的组合，给观者带来深刻的情感体验。现有的一些动态的字体设计基本上都是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展示，如一些App中的字体、电影片头、电子海报等。卡通动态字体是为儿童识字所设计的字体，是在原有的静态儿童字体上加入动态的设计，除此以外还要加入卡通元素的设计。卡通元素的设计是用夸张、比喻、象征、提炼等手法将事物展现出来，相对来说是儿童较为喜欢的表现形式，比如《小猪佩奇》《爱冒险的朵拉》等卡通动画片中的人物元素都是深受儿童喜爱的。

古代蒙学书法教育的特点

(一)蒙学书法教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科举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本文作者：谢冬平、朱欣 单位：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大量涌现，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蒙学教育的机构。至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精神渗透社会，儿童的启蒙教育受到重视。汉代由于官学中缺乏初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教育多依靠私学，进行蒙童教育的机构被称为“书馆”，教师称为“书师”。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教育异军突起，成为蒙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至隋唐，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仕制度都趋于制度化，蒙学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蒙养教材是蒙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学教材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识字和一些基本礼仪规范、纲常伦理。秦朝时期，统治者出于书同文的政策，编撰了一批文字书。如李斯撰《仓颉》7章，赵高撰《爱历》6章，胡毋敬撰《博学》7章。“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仓颉篇》。”[5]437这些都是识字用书，此外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它字数适中，文字押韵，朗朗上口，好教易记，内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比较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相当注重凸显教育性。此外，东汉末年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为蒙学教材的推广提供了方便。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进行蒙学教育的“书师”，同时很多学者专门论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汉杰出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关注胎教，并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颜之推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而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受其母亲卢氏重视对子女早期教育的影响，关注儿童教育。

北宋的活字印刷术使得蒙学教材得以普及。在学术思想方面，理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给蒙学教育的内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宋元以后，蒙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蒙学，在全国城乡，不仅有政府官办的蒙学，也有民间举办的私学。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学设置，嘉靖年间，礼部行文全国，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每50家为1所。清朝蒙学的类型更为齐全，也更为系统化，有社学、义学、私塾。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蒙学教育的具体方法和教育内容，强调打好儿童基础的同时，用《须知》、《学则》培养儿童行为习惯，并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五类：识字教学、伦理道德、历史教学、诗歌教学、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在各类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为深远。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明清时期，除沿用前人编纂的蒙学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时期），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改编已有的蒙学教材，同时编撰一些新的教材。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非常重视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教育。“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6]14“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不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絇，无缌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7]546“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7]532从童子的穿着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即使听课的规矩，也有明文规定“，幼者听而弗问，学不鬣等也”[6]117。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非常鲜明的社会，重视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为体现明晓儒家经典，汉朝选仕中就有举童子郎，对象是15岁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询问魏郡太守黄琼当地发生日食的情况，黄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述，其孙黄琬年仅7岁，在旁插话“：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钩？”琼大惊，即以此言应对。“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5]487在中国古代，除专门的蒙训教材带有生活习惯、道德教育的内容外，到明清时期，在进行童蒙教育时，四书等被直接列为蒙训教材。

至清朝时期，蒙学教材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这些蒙训教材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内容越来越丰富，从最开始较为单一的识字、识物教育，到加入礼仪、生活习惯教育的内容，再到传授伦理道德，传播经学，内容愈趋完善和复杂。其二，蒙训教材可读性、故事性、历史性越来越强，能更多地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采用相对浅显的文字，对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种形式编排。其三：蒙学教材的编写更多地考虑课程设置的需求，并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其中，特别是到清朝，蒙学也比历代更加重视科举化，其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是为科举做准备。

【提要】汉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对阅读、写作等其他语文方面的学习起到带动作用。但传统的汉字教学多为拼音识读、解释字义、反复抄写及听写，简单枯燥，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厌学情绪。以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探求汉字教学的趣味方法与形式，寓教于乐，提升汉字教学效率十分必要。

【关键词】小学语文汉字趣味教学

汉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一环，能有效带动阅读、写作及其他方面的语文学习。《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低年级学生要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中高年级学生要对学习汉字有浓厚的兴趣，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

一、汉字趣味教学的基本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趣味”意为：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在《心理学大辞典》指中“兴趣”是“力求认识、探究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由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在情绪体验上得到满足而产生，它与需要相联系。”趣味教育可归纳为以人的心理情趣为主导，在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启发和引导下，受教育者主动而有规律地探索和发现新的理论、知识和真理，提高人们学习的乐趣。传统的汉字教学多为拼识读音、解释字义、反复抄写及听写，简单枯燥，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厌学情绪。汉字教学需要引入趣味教学形式，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达到轻松学汉字、快速识读、书写、运用汉字的目的。当然，小学汉字趣味教学还要遵循科学性、渐进性、实用性原则。教师首先要全面了解学生心理特点、性格特征和学习需求等，科学合理地按汉字的造字规律与结构规律，在教学中融汉字形、音、义三位于一体，选取合适的汉字趣味教学形式，据低中高不同年级学生，在设置教学内容与趣味教学形式时，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还可充分利用生活实践来激发学生兴趣。

二、小学汉字趣味教学的有效形式

有效的趣味教学形式能为汉字教学增色不少。根据教学经验，可将汉字趣味教学的有效形式总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