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和条例全文(5篇)

一、物业管理法律体系

1．国务院各相关行政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颁布的物业服务的行政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国务院的行政部门中以建设部的规章居多。例如1990年《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1990年《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2004年《物业管理收费管理办法》等。地方性物业法规如《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等。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业服务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物业管理实务中主要涉及的法规及问题

(一)物业管理招投标

通过物业管理招投标是物业管理市场发展、房地产管理体制改革和提高物业管理水平的需要。2003年建设部印发《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虽对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招标方式等做出了规定，但并未对哪些项目必须实行招投标，哪些可以通过招投标或其他方式选择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哪些不宜进行招投标进行规定。《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只提到国家提倡通过招投标的方法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目前物业管理的招投标法规还未制定，给物业管理招投标中的不正当竞争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使竞争者参与者无法可依，也无法对有关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物业管理服务

［摘要］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是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善于运用历史经验的政党。梳理建党百年来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提炼建党百年来制定党内法规的经验，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从立规反腐到立法与立规反腐相结合，实现反腐立规与倡廉立规同步、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同向、党内法规制定与实施同行，实现反腐倡廉的法治化，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的需要。

［关键词］反腐倡廉；中国共产党；立规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始终强调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既关注廉洁奉公，又重视反对腐败，形成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反腐倡廉建设”新概括，将腐败问题上升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调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把反腐倡廉融入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法治建设之中。目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社会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阶段。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应当通过党内法规的不断完善，建立起防治腐败的长效机制，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建党百年反腐倡廉立规的历程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总结提炼建党百年来反腐倡廉立规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党的反腐倡廉法治化建设指明方向，进而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里程碑，百年反腐倡廉立规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1年7月建党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注重建章立制，以党纲和党章的形式，明确党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引领全党的发展方向。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第一个章程。从党的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廉洁性，既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又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群众运动：从1926年发布《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开展反贪污浪费的群众运动；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就起草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后中央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2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进而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学习运动。这一时期，以“运动式”反腐败为主，主要有反贪污反浪费的群众运动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

（二）第二阶段：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一化三改”，党面临重大的改造和建设任务，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195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反”有法可依；同年出台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提出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并整顿基层党组织，克服党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整党工作逐步展开；195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党在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执政理论，勾画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蓝图。“文革”期间，党通过《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报告，展开公开、全面、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摘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是国家管理建设活动的行政法规，通信建设也应遵循条例的管理要求。但由于条例中建设工程的分类与通信行业的工程分类不同，条例的管理要求和工程门类无法准确匹配，管理上易产生偏差。本文试通过分析法规制定的脉络揭示条例中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的作用，通过剖析通信行业与土建行业在建设工程分类上的差异，分析产生理解偏差的原因，为正确理解和贯彻法规要求提供思路。

关键词：工程合理使用年限；设计使用年限；建设工程；保修期

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简称“使用年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简称《条例》）的要求。而“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是建筑设计行业对上述要求的具体化，已经过多年实践，有成熟的应用规则。近年来，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开始注重落实这一规定，要求各专业制定相应的设计使用年限，并在咨询设计文件中注明。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通信建设工程范畴内的所有工程，本文对《条例》和相关法规进行研究，聚焦分析建筑行业对《条例》的理解和实践。

1条例溯源分析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但《条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哪一类工程需注明、哪一类工程不需注明。而条文中除了关键词“使用年限”，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建设工程”，让人理解为注明“使用年限”，是针对的“建设工程”定义范围内的所有工程。但实际上，在建筑行业普遍遵循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仅有部分专业的设计文件要求注明使用年限，而并非对所有专业，这种做法已成为共识。但要以此来说明《条例》并未要求所有专业的设计文件都要求注明“使用年限”，恐怕不能得到非土建行业的认可，为此，有必要首先对“使用年限”这一关键词追本溯源，搞清楚《条例》规定“使用年限”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管理对象是谁。“工程合理使用年限”这一要求由《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首次提出，其出台的背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简称《建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应当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基于《建筑法》，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通过第279号国务院令，颁布《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要求设计文件应“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同年9月25日国务院令第662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编制施工图文件，应当……注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至此，有关“使用年限”的要求在设计行业正式落地。从法规制定的脉络上可以看出，“使用年限”的提出是响应《建筑法》有关工程保修制度的要求，为确定工程保修期提供依据，而承担保修期责任的管理对象是施工单位。那么，是否所有门类的建设工程都要根据“使用年限”确定保修期呢？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建设工程。通常建设工程可按照自然属性分为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和机电工程3类。而《条例》做了细化，第一章第二条对建设工程的定义为：“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对于“使用年限”用途，列在《条例》第六章“建设工程质量保修”章节中，具体内容如下。其中第三十九条，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其中第四十条，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如下。(1)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3)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其中第四十一条，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条例》明确地规定了保修期的责任主体为施工单位，确定保修期的依据为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同时，并未将“使用年限”与所有门类的建设工程保修期关联，仅与第四十条第一款中的工程有关，即通常所说的“土建工程”；而其它条款直接规定了保修期。可见，“使用年限”在《条例》中的覆盖面有其特殊性，其并不针对所有门类的建设工程。那么，为什么仅有“土建工程”需要通过使用年限确定保修期，而其它类型的工程直接规定保修期呢？这是因为国家针对“土建工程”在耐久性和可靠性方面的要求，划分了100年、50年、25年、5年几个不同的层次的年限。按不同年限设计的工程，在设计原则、材料、质量控制方面的要求都不同，需要通过设计落实到工程中，所以这种年限划分称为“设计使用年限”。因此，也可以说，确定设计使用年限是针对土木建筑类工程的专属要求。而不同使用年限对应不同的工程保修期，这与《建筑法》的精神是一致的。理解了上述特殊性，也就能够理解《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也仅是针对“土建工程”，而不是所有门类的建设工程。对于通信建设工程应如何理解和执行《条例》要求，确定哪些通信建设工程需要制定“使用年限”，可以通过分析通信建设工程构成来确定。按照《条例》中建设工程的分类模式，可将通信建设工程分为通信建筑工程、通信线路、管道工程和通信设备安装工程等。基于这种分类，只有通信建筑工程对位“建筑工程”，需制定“使用年限”，在国家标准中建筑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已有明确规定；通信线路和管道工程中的构筑物（如杆、塔、通信隧道等）可对位“土木工程”，必要时可参考有关国标确定设计使用年限；而通信建设工程中覆盖面最为广泛的电信类工程均对位于设备安装工程，并不需要制定“使用年限”。

2工程分类对比

通信业的工程分类并不是按《条例》中建设工程思路划分的。一般按通信专业划分可分为有线传输工程、无线通信工程、电信交换工程、数据通信工程、移动通信工程、电信网络工程、通信电源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等。根据目前施行的《建设工程分类标准》（GB/T50841-2013），标准中涉及通信类的工程包括通信设备工程、计算机信息网络工程、通信机房与通信枢纽工程、通信线路工程等几大类，各类均以设备安装工程为主，如通信设备工程包括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程控电话交换机设备安装工程、光纤传输系统设备安装工程、移动通信设备安装工程等；其中通信机房与通信枢纽工程也是指建筑中的设备安装工程。追溯更早期的文件，如邮电部1995年颁布的《通信建设工程类别划分标准》，将通信建设工程分为通信线路工程和电信设备安装工程两大类。通信线路工程包括长途干线、海缆、市话线路、有线电视网、建筑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管道工程；电信设备安装工程包括市话交换、长途交换、通信干线传输及终端、无线通信及无线寻呼、卫星地球站、无线铁塔、数据网分组交换网非话业务网、电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条例》管理的建设工程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是土建工程，而通信建设工程主要基于通信线路和设备安装，土建类涉及很少，两类建设工程管理的主要对象有很大不同。《条例》是基于《建筑法》，从建筑工程线条发展而来，条文语境自然以建筑工程和土木工程为核心，管理对象以土建工程为主，以管线及设备安装为辅，管理要求侧重“土建工程”；而通信建设工程无论是从工程重要性还是投资额来考量，都是以线路和设备安装为主，土建工程为辅。那么，当使用具有土建工程基因的《条例》管理通信工程设计时，因管理要求不能与工程类别直接匹配，执行上会产生偏差。所以，当通信行业参照《条例》进行管理，如果仅从条例本身出发，不去追溯《条例》的源头《建筑法》，就看不到《条例》的管理侧重点，看不到《条例》第二十一条中“使用年限”和第四十条中“保修期”之间的联系；由于《条例》第四十条中没有明确的针对通信工程分类的保修期要求，此条文会被理解为对特定工程的要求，而与通信工程无关，从而忽视了“使用年限”与“保修期”的配套使用关系。3结束语从《条例》的管理意图看，规范“保修期”才是根本目的，而规定“使用年限”只是中间环节，脱离“保修期”制定“使用年限”并不是《条例》的管理要求。同时，“使用年限”是针对“土建工程”的要求，通信工程设计并不需要各专业都制定和落实“使用年限”。实际上，由于行业特点，通信工程直接按照《条例》进行管理存在工程分类不匹配的问题，应制定相应的细则，并从通信工程设计和通信工程施工两条线提出管理要求。设计环节可借鉴《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做法，制定类似的通信工程设计管理规定，针对具体专业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施工环节可借鉴《条例》第四十条：“电气管线设备安装，保修期为2年”和“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两种标准，而信部规（2005）418号文《通信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办法》中有“工程交付使用一年保质期到期后结算”的说法规定了质保期，通信工程也可参考采用。

在如今城市的车辆拥有量出现指数式的增长，石油、燃气、电力、车辆零配件及各种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加大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客运交通必然会出现萎缩的情况，城市拥堵也会更加严重。客运交通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政府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加大，不能够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样对整个客运交通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由于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相对发展还不成熟，起步较晚，城市公共交通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各地方现行的一些制度与条例缺乏统一的规定。导致其执法力度不足，法律效用不高，很多条例制度只是在本省适用，缺乏一个大型的法律管理体系，因此对于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调控作用也会因为其局限性而削弱。公众参与管理，对于客运交通经济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公众对于交通经济管理政策制定的参与度低，很多城市只是利用民主选举、座谈会等形式走过场，另外公众对于自己参与管理的权利缺乏有效认识，导致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违反了其服务大众的制定原则，最后制定出来的方案政策当然会导致民众不满。

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优化的相关策略及具体应用

（一）政府加强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

加强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扶持，对客运交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完善交通经济管理体系的必由之路。通过政府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与交通管理条例，以及根据经济发展，加大对客运交通的财政投入等措施，才能保证客运交通的持续发展。对此国内外都有深刻认识，例如，在济南政府网上，农工党济南市委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府应当提供政策支持并加大财政投入》一文向政府提议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并得以通过。此外在德国公共市郊客运法规也有定，“当公共市郊客运由于执行它在公共经济方面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又不允许它用交通收入来弥补费用支出时，它可以得到经济补偿。”由此可见，政府加强对客运交通的经济扶持对于客运交通管理体系下的交通经济管理有着重要影响。

（二）加强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的统一立法进程

加强对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的进程是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统一立法，并以此为后盾，依照统一的执法制度对客运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规范交通经济管理体系中的经营、营运、罚则等过程的具体事项，完善客运交通管理条例下的交通管理条例。客运交通经济管理是一项复杂且任务繁多的管理工作，政府应该建立一个一个全面系统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从而改进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消除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工作的失真和混乱，进而改进和优化整个客运交通经济管理体系。

（三）加强公众在交通经济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

摘要：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生效，我国金融安全网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存款保险机构是银行破产程序中的核心机构，对于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关系到金融系统安全的机构，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虽然其他国家已经有了很多法律实践，但在中国国情下存款保险机构的出现尚属首次。存款保险法律性质与相关法律关系的构建、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金融体系的稳定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存款保险条例》进行法条分析，从法条的表述总结出立法者对我国存款保险机构法律性质的倾向，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公法属性。

关键词：存款保险；管理机构；公法属性

存款保险机构，诞生于美国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为了使美国金融体系能够充分稳定和赢得充足的公众信心，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存款保险机构定位于一个具备独立职权的联邦政府机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在立法时，对存款保险机构命名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采用“公司”的名称，往往容易被误解成受到《公司法》调整的商法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我国《存款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引进该项制度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采取和美国一样的用“公司”来命名，而是采用了“机构”这个名称。但是“机构”这个名称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存款保险机构究竟是“行政主体”还是“特殊商事主体”定位不十分明确。一旦存款保险机构与银行业监管部门、中央银行甚至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产生争议，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争议解决，就会成为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进而影响整个问题的解决，甚至延误金融监管的时机。本文先是分析了对存款保险机构现有的研究，总结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观点，然后结合法规条文的表述，从不同角度归纳出存款保险机构的公法属性。

一、现有研究分析

笔者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大量文章都发表在《条例》公布之前。有些文章甚至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表，说明我国对存款保险机构的研究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性质，总体上共有三种观点:(1)公法人;(2)具有行政主体和商事主体双重特征;(3)特殊企业。无论如何定位，存款保险机构的共同特点就是承担一定的政府管理职能，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从上述三种观点来看，尽管对存款保险机构法律性质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后两种观点也充分考虑到了存款保险机构和传统的行政机关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存款保险机构具备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利(《条例》第六条第三款)，具备某些商事主体的特征，但从三种观点的共性来看，学者们在存款保险机构具备行政机关的某些特征上达成了一致。《条例》在法规条文中间也存在相当多的依据，足以认定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是具备行政机关性质的组织，具备强烈的公法属性。

二、对《条例》的条文分析

法律法规的条文，是揣测立法者意图的最基本依据。通过对法规条文的逐条分析，能够发现蕴含在不同条文中的共同理念，从而总结出贯彻整部法规的法律原则。存款保险机构的公法属性，亦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在我国还没有具体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的现实情况下，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前提下，通过条文分析进行研究，是确立存款保险机构公法属性的最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