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农林教育全文(5篇)

摘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农业教育则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林教育承担着培养优秀农业人才的重要职责，在“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发展高等农林教育刺激乡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城乡协同发展、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下高等教育农林教育改革的重大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探讨了农林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为不断提高农林学科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借鉴参考。

关键词：农林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一、新时期下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意义

（一）推动城乡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我国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需要通过重构城乡、城际和区域关系，建立区域共同体并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高等农林教育能够通过培育优秀人才，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在当前时代环境下，如何抓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机遇，构建城乡与区域经济协同的发展格局，是当前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为落实农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我国各大高校通过组建协同创新联盟等方式，开展了农林教育的合作交流活动，从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高新技术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共同进步，并且各大院校通过建立教育平台的方式，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并在实验、教学、实习等方面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有效提升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在高新技术研究的方面，高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形成了以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主导，合作高校间资源互补的科研模式，承担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对农林领域的科技水平提升提供了智力支持。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各大院校运用互聘共享、校际交流等方式，并通过深入合作有效革新既有的人才队伍建设模式，提升了农林专业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二）有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从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以来，我国一直将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级战略。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贫困人口以每年一千万人的趋势逐年减少，全面小康时代正逐渐来临。对于农林教育而言，其面向农林业的学科特殊性，决定了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林教育不仅能够为“三农”领域培养大量优秀人才，还能够通过发展科技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将农业经济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降低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起到扶贫作用。与此同时，农林高校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通过选调专家教授组建扶贫工作队伍等方式，能使高校成为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有生力量，让专家教授发挥出自身的专业知识，通过对贫困区的实地分析，拟定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策略，从而激活贫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将脱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并建立产业、技术、经济、思想相结合的扶贫模式。具体的扶贫策略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产业扶贫。使贫困地区具备经济发展能力，需要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面向第一产业的农林教育，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种植、养殖等农牧产业，或乡村旅游、民宿旅游等旅游产业，通过发展产业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第二，教育扶贫。农林教育可以利用知识传播帮助贫困地区居民转变思想，提升整体的知识水平，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与贫困地区政府合作开展培训项目，培养一批专业知识与技能过硬的本地教师，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发展特色教育项目。第三，科技扶贫。高校的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为贫困地区直接提供智力支持。第四，文化扶贫。高校可以研究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对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挖掘，建立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条，使贫困地区摆脱以农林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二、新时期下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目标，教育工作者需要肩负起为党和国家培育优秀人才的重大使命，明确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关键命题，才能确保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教育工作。这就要求高校具备明确的政治方向，从知识、技能、品德等多方面进行人才培养。首先，应建立“大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农林教育的范畴内，通过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操，落实“三全育人”的教育要求。其次，需要革新德育教育方法，运用底线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精神，通过高尚引领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从而将学生培养成道德情操高尚的优秀人才［1］。再次，教师应明确自身对学生的影响作用，在日常生活和教学工作中严格遵循教师的职业准则，约束行为举止，对学生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同时，高校也应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最后，高校应结合学校历史、学科特色，逐渐形成学校风格，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荣誉感与向心力。

摘要：在2017年第4轮学科评估中，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的同类学科相比，整体上有一定差距。从办学特色、师资队伍、科研平台和社会声誉等角度分析，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专业发展缺乏特色，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抗衡；缺乏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学科领军人才和师资；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尖端试验条件和技术手段方面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有较大差距；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行业认可度较低，难以通过获得社会资源提高学科实力，等等。一是要发展与农学大类相关的有高等农林院校自身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方向；二是要依靠高等农林院校优势学科专业的领军人才提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要充分利用高等农林院校农林和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尖端技术手段和先进仪器设备；四是要开拓具有高等农林院校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领域，在环境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环境生物技术与工程等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占据先发优势。

关键词：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优势条件；特色发展；师资；科研

目前，我国设置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14所，其中包括28所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作为新兴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环境基本理论和相关技能的能够从事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1］。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首次被作为国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诠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都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我国于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对新时期高等教育做出全新部署，将原有的“211工程”“985”高校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2－3］。“双一流”建设对提升我国教育水平以及增强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大多是基于农业环境保护方向发展起来的，着重解决农林业生产中面临的一些环境问题，与土壤学、植物营养、园艺学、植物保护等学科有着紧密联系。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不仅是提升涉农林学科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解决农林业生产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正成为高等农林院校一流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和特色所在。但是，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相比，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既有先天缺陷，又有独特优势。因此，只有扬长避短，走差异化发展之路，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概况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使命，大学通过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相辅相成，学科概念体现着一个研究领域，专业概念则更侧重于育人的范畴。但在一定程度上，专业的发展情况可以反映学科建设的优劣［4］。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对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了整体水平评估（即第4轮学科评估），共有111所设置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参与了2017—2018学科评估，评估结果分为A、B、C三类。其中，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结果在A类中排名前三（详见表1）；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结果排名均较为靠后，仅有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3所学校的评估结果进入B类，排名最靠前的中国农业大学为第33名。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创办较晚，办学历史较短；学科的农林科基础深厚，工科基础薄弱；特别是多以学习效仿综合性高校同类学科的建设为主，学科发展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因此，相较于综合性高校，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既存在工科背景欠缺的先天不足，又面临着因趋同而缺乏竞争力所导致的学科发展较为滞后的问题。

二、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学科专业发展缺乏特色，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抗衡

目前的高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多媒体技术及设备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深入，将图文结合、声像并茂的多媒体技术融入到农林院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不仅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创新改革与现代化发展，同时对农林院校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出了一定挑战，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教师加强多媒体教学技能培养与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极为重要。本文结合《高等农林院校多媒体教学质量探索与研究》一书，深入了解多媒体教学的价值与作用，详细分析当前高校教师在教学能力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部分有效参考策略，以期帮助农林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获得进一步提升，从而能够更好地面对多媒体时代的挑战。《高等农林院校多媒体教学质量探索与研究》是一部由沈文华、范双喜、吴晓玲等人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的高校教育教学指导与研究图书。全书由五大篇幅构成，分别为课题研究报告篇、多媒体课件与网络课程设计制作篇、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实践篇、多媒体与网络教学研究篇以及多媒体教学管理制度篇，具体内容涉及农林高校多媒体投影教学成本费用浅析、信息技术环境下高校教学模式的发展研究、如何充分发挥高校多媒体教学优势等诸多问题，该书主要围绕高等农林院校进行展开，深入研究了各类多媒体教学质量相关问题，力求推动多媒体教学与管理的规范化，并且为农林院校多媒体教学的综合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借鉴价值。总体来看，该书知识内容详细具体、理论实践结合得当，适合相关行业工作人员阅读参考，也能够作为广大农林院校的教学指导图书。

一、多媒体教学的价值及作用

首先，多媒体教学可以运用相关设备创设一个直观且切实的教学情境，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课堂教学内容中，同时激发他们的真实感受和发散性思维，这种情境化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贴合高校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和对理论知识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在愉悦、舒适的课堂氛围中发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获取课程知识，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技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率。其次，多媒体教学设备通过影音播放功能可以克服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充分向学生展示许多无法实际操作的试验演示，帮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原理、规律及实际变化过程，有效优化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后，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合理把控教学节奏，使教学进程和学习节奏趋于科学化，调动学生课程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让他们可以很好地消化学习内容并掌握知识技能，由此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教师教学能力面临的挑战

一是多媒体教学的认知偏差。多媒体教学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有效作用，在现代农林院校教育教学中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部分教师对于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认知仍然不够全面，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与计算机设备、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相关，更加适用于与这些技术相关的课程教学，对大多数课程的实用性不强。二是现代教育理念不够健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现代化改革发展阶段，在信息科技不断革新和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教育理念也需要紧跟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然而部分教师思想转变速度较慢，难以快速接受现代化教育理念，以致在教学活动中仍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利于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工作的发展。三是多媒体教学技能不熟练。作为一种新兴教学手段，多媒体技术及其设备功能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创新中，从而导致许多教师难以熟练掌握其使用技能，只能依靠固定的教学模板，缺乏足够的创意性和设计感，无法与实际教学内容紧密贴合，没能充分发挥出多媒体教学的有效作用。

三、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策略

第一，强化思想培养。农林院校应当结合多媒体时代特性与教师实际情况，针对全体教师制定科学的多媒体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培育计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教师普及多媒体教学知识和实际应用现状，引导教师深入学习并深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有效作用和实用意义，由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及运用多媒体教学技能。第二，完善教育理念。农林院校需要加强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宣传与普及，帮助广大教师意识到当前社会形势和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实情，使他们能够根据现代化教育改革发展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科学正确的多媒体教育理念，以及在教学活动中合理运用多媒体教育手段，由此既能够有效推动多媒体教学工作的不断深入，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及效率。第三，开展培训课程。专业化课程培训是提升教师多媒体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农林院校可以将多媒体教学设计能力作为培训课程核心内容，注重课程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有机结合，大力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教学思维能力及多媒体技术运用能力，使其不仅是简单地操作多媒体设备进行课程教学，而是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实现教学内容和多媒体功能的紧密融合，最终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综合性提升。

一、外聘农学教习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兴办此类新式学堂面临两大困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而“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2]这表明师资的匮乏是当时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怎么办?《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实业(含农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3]由此,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4]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5]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例如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之初,便以高薪聘请了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学士白露耳与格罗?D?贝利尔两位农学专家来华任教。但是,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并有逐步取代欧美农学教习之势。奉天农林学堂聘请了三户章造、富永马吉郎等五名日本农学教习,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则聘请了松下庄作、鸟居信平等七位日本农学教习。[6]更有甚者,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在最初时期就曾一次聘请日本教习多达十余人。(详见表2)这一时期清政府为何会大量聘请日本教习呢?究其原因有四:1.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2.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3.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4.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省。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三分之一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热络。”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7]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农业专家美代清彦。清末各农业学堂所聘外籍教习虽也有鱼龙混杂之情况,但他们多能够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效果亦比较突出。例如,曾担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留学生农科大学教习的藤田丰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受聘为上海农学会农学报馆专职日文翻译,1898年被聘为“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此时就曾受教于藤田学习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留学生大学教习。“藤田丰八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好评,在社会上和政府农业部门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国的农学团体、农业院校和试验机构乃纷纷聘请日本学者和技师到中国进行农业教学。”[8]对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罗振玉就曾发出“藤公热心为支那……其厚谊尤非今人所及也”[9]的感叹。又如,就职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国农学教习白露尔以及日本教习美代清彦等,就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到大冶和鄂西北等地进行农情考察,他们依据西方农学原理,对改良湖北农业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而美代清彦和其他四位日本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10]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外聘农学教习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之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新式农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科留学生

外聘农学教习虽在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聘用外国教习亦有诸多不便、不妥之处。例如,语言隔阂、薪俸较高、对中国农业情况知之甚少,且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长期聘用外国教习亦有丧失教育权的危险,因而此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此,1899年,总理衙门遵议出洋学生肆农工商矿各学章程折:“谕旨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肆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处。”[11]1903年,清政府学部又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含农科)各科。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以此通过培养农科留学生来逐步取代外聘农学教习,并解决农业教育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对于农科留学生的派遣国家,多数官员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曾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12]因此,日本成为中国派遣农科留学生的首选国家。据王国席统计,清政府自1896年派遣最早的农科留学生胡宗瀛赴日,直至清王朝灭亡的1912年,共计派出赴日农科留学生达200人之多。农科留学生虽大多派遣日本,但留学日本亦只是清政府在对外学习农学之初的权宜之计,正如张之洞所言:“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当留学教育逐步转入正轨后,特别是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开办留美预备学堂后,留美农学生也随之增多。根据王国席统计,清末赴美的农科留学生共计28人。[16]此外,约有13人赴欧洲学习农学。[17]农科留学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农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例如最早赴美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毕业文凭的农科留学生陈振先,回国后即被清政府授予“农科留学生进士”,1912年担任奉天农事实验场场长兼任奉天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后历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兼教育部长等职;又如毕业于日本盛冈高等农业学校的黄立猷回国后就任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教务长,就读于日本农科留学生大学的屈德泽学成回国后担任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坐办;再如清末留美农学生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则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气象学家、农学家。总之,清末农科留学生进一步充实了各级农业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成为了推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新式学堂毕业生

如前所述,长期聘用外国农学教习并不是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长久之计,当然,完全依靠派遣农科留学生来发展新式农业教育更不现实。中国新式农业教育的发展,最终要依靠一批批在国内新式学堂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由表1可知,伴随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本国培养的新式学堂毕业生在农业教育师资中的比例正呈逐年递增之势。1904年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含农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均由本国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者充选;中等实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则暂时由实业教育传习所较优之毕业生充之;初等实业学堂的正副学堂教员由实业教员讲习所及中等实业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由此可知,从事农业教育的新式学堂毕业生主要由农林学堂毕业生和农业教员讲习所毕业生构成。为各级农林学堂培养师资是高等农林学堂设学宗旨之一。充任各级农林学堂教员亦成为多数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例如,成立于1902年的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将学生分为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一年卒业,由洋教习教授农、桑专门知识,毕业后即分在试验场分别实验,以备充农学教习之用;预备科学制5年,前3年学习普通科学,后2年学习农学,使之能接入高等科及备充大学堂专门之选。[18]正是在这种培养体制之下,湖北农务学堂的尹国琛、吕瑞廷等11人毕业后留校工作,分别担任农、林、桑等专业的副教习。1907年,湖北中等蚕业学堂成立后,马继良就任堂长,吕瑞廷、陶树馨二人则担任该校监学。这表明中国自身培养的高等农林学堂毕业生正逐步成为推动农业教育发展的主力军。此外就是附设于农林学堂内部的农业教员讲习所的毕业生。《奏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立学总义章中规定:“设实业教员讲习所,令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入焉;以教成各该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以各种实业师不外求为成效。”[19]毕业效力义务章规定:“讲习所学生毕业后,其当尽效力义务,应听学务大臣及本省督抚之指派,实力从事教育;其义务年数,以六年为限。”[20]为吸引鼓励生员进入讲习所学习,清政府又于1910年颁布毕业奖励章程,并规定各省于两年内必须设立一所。但农业教员讲习所的办学状况仍是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农业教员讲习所开办仍为各地方中等、初等农林学堂培养了农业教育师资,为近代农业教育普及、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传统教育出身者

摘要：与普通高校相比，农林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具有特殊性，也更加艰巨。由于生源特点、培养理念以及就业前景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仍不完善，在培养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为此，应当以培养具有“大国三农情怀”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发掘农学类专业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元素，探寻农业文化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深化理论学习，构建教育内化机制；运用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农林专业实践优势，强化教育实践，构建践行外化机制；结合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完善激励和考核制度，构建制度保障机制。

关键词：农林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机制构建

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才和科技。农林高校则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历史使命。因此，农林高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殊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把加强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发展作为根本职责，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机制，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知农爱农高素质新型专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农林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分析

1.1存在的问题

农林高校偏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导致对价值观教育重视不足，有些农林院校在整体发展规划上，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为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缺乏宏观视野和人文主义宏观旨趣。另外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单一导致育人效果式微。当前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多是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与推导，而依据某一学校或某一专业得出的实践模式偏少，这就容易产生教育模式说服力不强的问题。[1]一些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突出自身优势，亦未形成长效机制，缺乏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反馈评价的闭环系统。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活动开展时间分散、缺乏连贯性；主题不统一，不鲜明；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针对性不强，随机性较大等。

1.2具有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