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小编为你整理了5篇高等医学教育参考范文,供你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帮助你在写作上获得灵感,让你的文章更加丰富有深度。
1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历程简介
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而其医学部亦改名为“台大医学院”[1]。国民政府对台湾高等教育的接收与改组是平稳的、短暂的。国民政府不仅从根本宪法上赋予台湾民众平等接受高等医学教育的权利,亦使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在发展上出现了短暂的一致性。但日据时期所形成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依然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1949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教育政策更加强有力地集中于台湾,日式教育体系的影响逐渐消退,台湾的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从1949至今的改革新时期阶段,台湾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学系制”为中心的改革(1950-1992)。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地区采用美国的“学系制”教育取代之前德国、日本所采用的“讲座制”。并在教学课程方面,效法美国医学院的系统教学方式,对基础医学学科实施分期、分科,实行大班式的课程教学。第二个阶段是以“newpathway”为中心的改革(1992-今)。此阶段以“小班教学”、“教学评价”和“课程整合”三大目标为方向,推行小班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2]。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经历百年的发展和积淀,医学教育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延伸及深化,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取得了长久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台湾地区医学高等院校共计有11所,其每年招收学生人数为1,400人左右。院校总体师生比例约为1∶6[3]。其医学学制因各院校略有差异,大致分为七年制医学系、五年制学士后、硕士、博士等[4]。但由于当代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高等教育职能的不断转变和衍生,加之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固有的局限性,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2目前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问题分析
2.1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的困顿问题
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困顿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之路是以“西方为祖师”的学习之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成果、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同时。隐藏在各成果与制度之下的“西式”思维在台湾不断发展、深化。而台湾地区是以中国传统儒家为主导的地区,台湾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宣扬与崇拜从未中断。这就造成了高等医学教育中“西式医学思维”与“东方传统思维”的冲突。虽然近代东西方文化获得了长久性实质性的融合,世界一体化趋势也逐步加强,但东西方文化孕育之下固有的思维方式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协调的。因此,关于继续实行西式教育,还是回归东方传统教育的教育模式的争论在台湾地区日益激烈。解决此教育思维冲突问题应该从学生特质和教育发展两个维度综合考虑。一是以学生特质为出发点,因材施教。二是以教育发展为中心,谋求东西教育思维互补。只有从学生特质、教育发展双重维度对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加以思索,才能不断谋求台湾医学教育的品质提升及全球化视角的开阔。
2.2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的相对不足问题
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相对不足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公立医学院校主要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私立医学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财团”的资本投入[5]。对于医学教育,台湾奉行“精英化”的教育原则。这无疑对医学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台湾地区为防止地区过度医疗的发生以及应对经济危机以来的发展缓慢状况。台湾政府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力度趋于疲软,而就医学教育自身而言,其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比及的经费要求。精英化的教育更增添了医学教育资金的紧张度。因此,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资金的使用可谓是捉襟见肘。当下,为保障台湾高等医学教育的长久发展,必须处理好高等医学教育与教育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总体做法:一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三是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
时值全球医学教育第三轮改革浪潮,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走向何方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从高等医学教育哲学的角度来探析医学教育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1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哲学化
从教育到教育学再到教育哲学,教育经历了“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发展脉络。同样,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到高等教育哲学也经历了这一历程。那么,是否可以推想从高等医学教育到高等医学教育哲学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概括?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被视为最早的大学”,而且近代大学依然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一开始建立时就设有医学院,并与法学院、神学院、哲学院或文学院齐名。欧洲近代柏林大学的建立不但“开创了把科学研究作为一项职能引入大学的历史”,而且“柏林大学使哲学院成为大学的中心”。医学教育从中世纪“师带徒”式的发展方式转变而来,并逐渐走向真正意义的大学医学教育阶段。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印证。殖民时期的美国人大多向往的是英国医学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爱丁堡大学对美国医学教育的影响。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医学人才的匮乏使美国认识到“美国的医学教育根本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在此之后,美国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创立了现代医学课程体系。此时的美国医学教育也由学习法国擅长的描述性研究转而学习德国实验方法研究。“通过实验研究,他们希望能够用化学和物理学的术语解释疾病的发生过程,从而研究疾病的起因。”一方面,生物学从描述性学科转向实验性学科使医学研究获得了科学性的解释,并据此推动了医学教育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技术革命的强势革新却又带来诸多人类自身无法消解的困境,如医学教育“实用主义”的倾向、过分对科学技术的崇拜等。“金钱的制造机构、文凭的制造工厂”是对大学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描述。三次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并以科学为主导不断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人的根本性被泯灭了。高等医学教育理应为最彰显人性关怀的学科,却被“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浪潮冲击得体无完肤。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医生抱怨服务与报酬不对等,教师动力疲软,在教学与科研中左右徘徊,医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却对未来不抱有憧憬。种种问题都指向高等医学教育本身,而要诠释高等医学教育的本质就不得不进行哲学化的反思,从高等医学教育上升到高等医学教育哲学的层次来探讨高等医学教育的理念问题。
2高等医学教育理念的历史沿革
所谓理念,“本义指‘看见的东西’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是什么”的概念而来,“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之根据的实在”。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事物的共相,要反映事物的类本质;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据;理念是事物追求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已经使我们的话语体系更具反思性和本原性。在现实生活中,“高等医学教育是什么”与“什么是高等医学教育”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前者往往需要我们用事物的特性、本质来作答,而后者则可以用列举的、例证的办法加以描述。所以,“高等医学教育是什么”更具有哲学化的理论思维,当我们在追问此类问题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形而上”的思考。
2.1医学教育理念的萌芽
现代医学教育改革是从弗莱克斯纳开始的,但医学教育理念却在此之前便已走入大学的殿堂。“1869年,艾略特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提出:哈佛大学将应用更改的方式进行科学教育。要利用身边的仪器,而不仅仅依靠书本,也不主要依赖记忆,而是通过眼睛去看、手指去触摸。”紧随其后,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创立为医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教育理念———临床教学。“临床见习制度代表了最重要的教学改革,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临床医学教学制度”,它也深深影响了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美国临床医学见习制度是融合了德国住院医生制度和英国临床教育体系中临床见习制度发展而来的,是对美国当时“做中学”教育理念的深刻反映。“以‘做中学’为成功教学的关键,这一全新的医学教育理念,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创立时便已经被完全阐明。”
一、成人高等医学现状
1.教学模式照搬普通高等教育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对医学人才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再次带动教育需求总量的发展,成人高等医学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成人高等医学教育在校生数量迅速增长,导致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成人高等教育难以突破传统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执行的教学计划大多套用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计划,使用普通高等教育教材,教学内容与普通高等教育差别不大,教学方法简单,摆不脱教师满堂灌、学生拼命记的旧招数;教学手段落后,多是书本加笔记、黑板加粉笔的老传统。而成人教育的对象是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在职人员,他们的实际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与学历教育的内容和标准存在矛盾。
2.管理模式滞后,目标要求不明
生搬硬套普通教育的教学计划,课程多而不精,缺乏针对性、自主性和选择性,学生学习负担沉重,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更新滞后,导致需求与供给的不协调,传统的学历教育定式制约创新,考核评价方式单一,封闭式考核方式拘泥于课程内容,缺乏开放性和社会互认性,考核流于形式,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学改革没有与时俱进,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大体上没有脱离普通医学高等教育的套路;教材内容没有体现成人教育的职业性、自学性和医学教育的实践性、应用性等特点;比如课程设置没有顾及学生渴求的实用性,往往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课程考核既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又过分强调成人教育的特点;为了降低教学成本,没有严格按教学计划规定的课时开足教学时数。
3.社会上对成人教育存在偏见
(1)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近年来各级各类考试的考风考纪严重滑坡,更由于医学类各专业开课门数多,教材内容多,学习负担重和成教学生的自身因素,学生考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套取试题,考试时个人作弊或串通舞弊,考后托人情、找关系或自己到任课老师处求情等不正常现象日益严重,考试方式开卷为主,即使闭卷考试,考纪也不好,作弊成风。
1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历程简介
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中国大陆起源于同一个时代,都与西方医学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发展相比于大陆而言,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中国大陆由传教士所建立的西式医院、学校建立发展之时,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医学教育还处空白阶段。但此时西方医学思想、方法的传入为日后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基础。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日据时期(1895-1945);光复初期(1945-1949);改革新时期(1949-今)。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中国台湾地区近代高等医学教育也由此开始。1895年台湾总督府在台湾设立第一家公立医院———台北病院,两年后的日本医生山本秀高在医院设立医学讲习所,教授医学。1899年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台湾高等医学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1]。其后,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并于1936年更名“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也随之不断发展完善。但此时台湾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深深埋藏着种族歧视的身影。尽管日本推行“融合政策”,但台湾民众很难拥有平等的高等医学教育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这并不仅仅是领土上的归附,更是文化教育重新回祖国的怀抱。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而其医学部亦改名为“台大医学院”[1]。国民政府对台湾高等教育的接收与改组是平稳的、短暂的。国民政府不仅从根本宪法上赋予台湾民众平等接受高等医学教育的权利,亦使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在发展上出现了短暂的一致性。但日据时期所形成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依然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1949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教育政策更加强有力地集中于台湾,日式教育体系的影响逐渐消退,台湾的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从1949至今的改革新时期阶段,台湾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学系制”为中心的改革(1950-1992)。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地区采用美国的“学系制”教育取代之前德国、日本所采用的“讲座制”。并在教学课程方面,效法美国医学院的系统教学方式,对基础医学学科实施分期、分科,实行大班式的课程教学。第二个阶段是以“newpathway”为中心的改革(1992-今)。此阶段以“小班教学”、“教学评价”和“课程整合”三大目标为方向,推行小班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2]。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经历百年的发展和积淀,医学教育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延伸及深化,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取得了长久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台湾地区医学高等院校共计有11所,其每年招收学生人数为1,400人左右。院校总体师生比例约为1∶6[3]。其医学学制因各院校略有差异,大致分为七年制医学系、五年制学士后、硕士、博士等[4]。但由于当代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高等教育职能的不断转变和衍生,加之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固有的局限性,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2目前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问题分析
2.1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的困顿问题
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困顿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之路是以“西方为祖师”的学习之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成果、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同时。隐藏在各成果与制度之下的“西式”思维在台湾不断发展、深化。而台湾地区是以中国传统儒家为主导的地区,台湾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宣扬与崇拜从未中断。这就造成了高等医学教育中“西式医学思维”与“东方传统思维”的冲突。虽然近代东西方文化获得了长久性实质性的融合,世界一体化趋势也逐步加强,但东西方文化孕育之下固有的思维方式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协调的。因此,关于继续实行西式教育,还是回归东方传统教育的教育模式的争论在台湾地区日益激烈。解决此教育思维冲突问题应该从学生特质和教育发展两个维度综合考虑。一是以学生特质为出发点,因材施教。二是以教育发展为中心,谋求东西教育思维互补。只有从学生特质、教育发展双重维度对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加以思索,才能不断谋求台湾医学教育的品质提升及全球化视角的开阔。
2.2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的相对不足问题
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相对不足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公立医学院校主要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私立医学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财团”的资本投入[5]。对于医学教育,台湾奉行“精英化”的教育原则。这无疑对医学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台湾地区为防止地区过度医疗的发生以及应对经济危机以来的发展缓慢状况。台湾政府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力度趋于疲软,而就医学教育自身而言,其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比及的经费要求。精英化的教育更增添了医学教育资金的紧张度。因此,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资金的使用可谓是捉襟见肘。当下,为保障台湾高等医学教育的长久发展,必须处理好高等医学教育与教育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总体做法:一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三是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