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全文(5篇)

一、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现状及原因

（一）公共管理中环境的因素加剧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包括组织的内部环境，如对政策、财产、人员、物品等资源的调配权力。同时环境因素还包括组织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经济和文化。一般而言，以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多，以非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小。公共管理组织属于非功利化组织。但是随着功利化不断向公共管理组织渗透，公共管理理论也在逐渐缺失。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许多政府监督管理和市场都难以介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大多为公共领域。这也使得公共领域成为腐败蔓延的场所。

（二）公共管理伦理及其建设滞后

我国公共管理伦理文化和相关的建设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迅速提升，社会对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公共管理产品的提供者只有政府使得提供渠道过于单一。而公共组织对待公共管理伦理也是以传承为主，忽略了发展。由此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二、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对策

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治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首要任务是监管拥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伦理的引导和教育。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

摘要：伴随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也实现创新发展。新常态发展态势变成各个行业发展的本质特征。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正面临发展困难的状况，亟需找到走出困难的出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依然需要进行深化创新与改革。因此文中基于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难进行分析阐述，并且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难；出路

一、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管理体系、能力同现展目标间的差距

伴随现代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社会公民逐渐感知到良好的社会发展气氛，以及文化建设的繁荣气氛。我国在进行社会治理的体系、能力等方面也获得较为突出的发展，可是其依然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行政生态发展有关要求。比如：我国现代的法治建设中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及时予以有效的完善。社会居民民主化落实程度较低，要实现全民民主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机关单位的制度运行体系过于固化，对日常管理工作的处理效率尚未获得有效提升，繁冗的政府部门无法满足民众真实的办事诉求。社会网络中有种类繁多的制度条例，而网络化的制度条例需要健全的制度基础实施约束，因此政府、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需要联合起来，对社会发展当中出现的利益配置不均、缺失公平等尖锐问题进行协力解决。政府、社会中的组织与民众都是社会治理中的主体，社会治理能力缺失着重展现在政府、社会组织与相关政策的不健全上，社会民众和政府部门工作之间欠缺协调等。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办事能力影响社会治理落实的成败，思想意识、办事能力层面上的缺失，严重影响社会治理工作的成效。不同的机构部门中的人员，其具体工作内容较为模糊，不具备良好的配合能力，更是无法收到良好的治理成效。因此我国在治理能力以及各个治理体系等方面实现的发展，同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要求依然有很大差距。所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改革，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发展，是实现社会治理工作有效落实的关键前提。

（二）公共管理手段与措施过于单一

公共管理工作者在实施公共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使用各种有效的工具、技术、手段等来完成管理工作。公共管理技术中包含：数字治理、智慧政务、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绩效治理以及应急处理等技术，其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中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具有较为完善的制度约束与规范，较为先进的体系结构，因此政府部门也会使用公共管理技术实施管理工作。公共管理技术被政府机关部门所大力推崇，可是其对于公共管理工作落实过程中的帮助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政府未能使用有效适合公众利益的管理技术实施管理，其主要是应用便利、稳定、突出政绩的管理技术实施管理。传统而单一的管理工作模式让政府公共管理工作耗时较长，长时间持续下去就会导致社会群众产生信任危机。

[摘要]要实现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就要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转变思路，突破困境。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是公共管理新常态下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与以往相比，表现在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主体更加突显公众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增加公众治理的比例。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发展应该着力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创新，为落实顶层设计构建机制，在公共管理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公共管理;新常态;发展路径

新常态是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提出来的新概念，概念提出以来，很多学者都对新常态进行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常态的内涵被不断界定和拓展。从广义上讲，新常态适用于诸多领域，它指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常态化。的治国理念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公共管理在其中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针对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困境，我们要结合时代主题为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注入新的内涵，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一、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困境

新常态在当前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在历史的语境下为当前改革遗留了瓶颈问题，要实现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就要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转变思路，突破困境，实现公共管理领域的伟大变革。

（一）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差较远。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是要兼顾法治和民主，治理手段科学透明，把社会治理形成现代化制度，协同化统一到治理能力中。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廉明，文化进步，说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符合当前的政治生态的。总体上，我国的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距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还比较远，在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方法上都需要改进。尤其是在制度层面，当前的国家治理制度运行机制僵化，治理结构有待调整，治理体系要提高法治化和民主化程度。缺失调节利益和公平的分配机制，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通，缺少法治保障。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都是社会治理主体，新常态对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起步较晚，治理能力比较弱，各个主体的组成成员都尚不具备较高的治理能力。组织建设不完善，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明确，协同治理能力欠缺。所以，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能力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在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各个主体的治理能力以及明确权责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公共管理手段不能满足公共管理技术要求。公共管理技术是为实现某一目标针对管理对象运用创造性知识体系生成的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随着科技现代化的发展和治理理念的进步，现代治理在数字技术、智慧政务技术、应急管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科学决策技术和绩效治理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各级政府都采用了现代公共管理技术进行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技术具有创新性、规范化的特点，是当代社会治理主体用于现代管理的工具，能够大大提高治理的工作效率。技术的先进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而且具备可操作性，但是，先进的管理技术并没有恰到好处地用在公共管理方面，一些部门理念陈旧，方式僵化，没有把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的满足作为首要条件，造成技术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突出政绩效应，没有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结果造成公众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引发信用危机。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即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与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概括和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前沿问题;行政生态

人类具备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群体的聚集最终产生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的，或是以代表广大人民执行权力的，都应该纳入到一定的群体性协调当中，这种协调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权力的施行模式、影响的范围、政策的拟定等。中国的公共权力产生历史悠久，从奴隶社会一直延伸到封建时代，中国的公共权力的归纳和政策施行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和调整，包括协调中央公共权力和地方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等。新中国建国之后，面对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实际状况，新中国的领导人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公共管理理论，如苏联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模式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讨，就面临更多新的前沿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广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在公共管理方面开展了富有意义的研究以及实践。这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具备特质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够。就一般状况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会公共权力集合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对象主要还是公共事务。面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则会产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本质是逐渐产生变化的，具备了动态性，所以其呈现出的表现更为无限性。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不断变化的状况对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畴等会产生更多的变化和影响，而这种共存关系当中，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还是整个公共管理理论和行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谁来主导公共管理的各种行为，这方面存在三种研究情形。

(一)公共管理者多元并存的问题

如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参与的层面的差异，或者是第三部门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行为当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参与容易出现忽视政府主导性的状况，虽然在公共管理理论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观点，但是这一种研究并不能够忽视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导性。

由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美国行政管理学会共同主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莫斯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商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心”共同协办，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2014公共管理国际会议（第十届）于2014年10月24－26日在中国成都成功召开。围绕“公共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这一主题，本届会议设置3场主题报告，6个分会场，举行11场分组讨论，并特设2014年暨第二届国际行政伦理高峰论坛。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日本、韩国、英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荷兰等世界五大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公共管理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2014公共管理国际会议名誉主席、《公共管理评论》主编詹姆士•L•玻利教授，澳大利亚行政管理学会主席（2005－2010）、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安德鲁•鲍哲教授分别就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结构和层次；《公共管理评论》75年历程与未来趋势；政府绩效管理能力提升与价值培养做了大会主题报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总目标的设立，是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经验总结，是各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也是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高小平会长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原则应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现代西方先进的治理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几方面来确定。此外，高会长还从价值、制度以及行动三方面剖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层次。《公共管理评论》杂志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美国公共管理学科从杂志创刊至今的75间的历程。詹姆士•L•玻利教授作为《公共管理评论》杂志的主编，有针对性地选取了杂志75篇顶级文章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了这75年间美国公共管理涌现出的三种思潮：传统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以及公共价值管理。分析了这三种思潮在组织行为、核心价值观、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异同。其次，通过对论文征引数据的分析，玻利教授指出，公共管理学科应是一门多元性的学科。学科研究方法一定要灵活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实证研究。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朝着多学科交叉互融的方向以及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政府绩效管理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机关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绩效进行改善和提高。安德鲁•鲍哲教授认为提升政府绩效应当注重的是绩效管理产生的影响与后果而不是管理进程与产出。同时注重建立持续化的绩效管理并找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动因。通过专业人才与价值培养推进政府绩效管理。鲍哲教授基于澳大利亚在政府绩效管理与价值培养的经验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影响测量的两个层级，以及如何提升组织能力。最后，将澳大利亚与西方国家以及中国与亚洲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了当前各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政府绩效管理与价值培养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围绕政府绩效管理与智慧城市管理、善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网络化和合作伙伴关系、“大数据”与公共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5个议题，本届会议举行了11场分组讨论，8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策建议。

一、政府绩效管理与智慧城市管理

政府如何才能更快地提供服务、同时节省纳税人的钱？许多国家都迫切需要智慧治理。也许在众多手段当中，通过向企业家公开政府数据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够促进智慧政府的建设。毫无疑问，国际、国家、州和地方的电子政务已经变得更加智能。然而，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知道，电子政务能带来什么益处以及如何获得这些益处。一些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研究。例如，印度计算机化火车票订票系统研究（艾什沃V．阿纳德），尼日利亚无纸化行政的前景（A．I．尤瓦捷赫），哈萨克斯坦电子政务政策的实施和演化，印度警务行政中的信息通信技术（拉姆•雷迪M．文卡特），信息技术在印度部落生活中的渗透（拉奥K．阿尔琼）。智慧政府建设引起了数位学者的关注。大卫•奥利弗•卡斯丹研究了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紧急事件财务管理的战略途径；萨科瑞•纳亚麦评估了泰国教育分散化作为促进智慧管理的工具的效果；贾斯汀娜•纳姆库伯和金塞利•纳曼加拉研究了赞比亚地方治理为提升效果和效率而采取的新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构；远藤哲也研究了日本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灾后复原过程中的农村创新型领导；莱布赛探讨了澳门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此外，其他论文也对南非公共基准管理以及欺诈和腐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善治与行政体制改革

什么是善治？这个问题的答案广泛，颇有争议。善治是确保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繁荣发展？维护社会公正？还是主张伦理型政治领导？印度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印度的善治》（甘塔•多莱葛•拉奥），《基层治理授权》（K．希瑟拉玛•拉奥），《高效和善治促进繁荣发展》（N．N．奈克），《印度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困境》（D．斯里拉姆，阿姆瑞塔•杰哈），《公平选举的善治的基础》（拉内哈左维）。此外，俄罗斯学者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借鉴俄罗斯在建立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的机制方面的经验，对善治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叶林等人的论文《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挑战、政策和善治》基于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搬迁至城市的农民工选择是否定居在某个区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许多制度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工的选择，决定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成为长期的城市居民。这些因素包括生活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工作保障。

三、网络化和合作伙伴关系

公共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国内甚至跨国合作。这方面的论文主要研究这些机构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合作伙伴和，探讨协作组织／管理的新特点。其中，有几篇论文以印度公私合作关系的迅速扩张为背景，讨论了医疗服务供给（南迪塔•考沙尔，拉维德尔•考尔，瓦桑塔•古里，D．斯里拉姆），高等教育（妮哈），以及现代化公共汽车站建设（L．斯蒂霍）。此外，美国72个政府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了多样支持活动，涉及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会计（加里•施瓦尔茨）。还有学者从倡导联盟框架视角出发，研究韩国医疗改革中的非政府组织（洪秀珍、孟相浩）。另外，南非学者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管理方法，来综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活动（弗雷德里克M．尤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