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理论全文(5篇)

【摘要】

钟摆原本是物理学的一个现象，后被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以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同样存在“效率”与“公平”钟摆效应。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从理论上实现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转换。

【关键词】

公共管理；钟摆效应；公平；效率

公共管理，译自英文“PublicAdministration”，因而，有的学者也将其译为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等。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以来，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快速而长远的发展。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其产生的标志。自此之后，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其同组成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三大方向。王乐夫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组织为核心的各种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问。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1]。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关系主要有三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其中，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处理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三对关系的核心。

一、相关概念

（一）钟摆效应钟摆，原指时钟机械的一个部分，通过左右摇摆产生动力以转动齿轮，进而使指针匀速转动以指示时间。后来，学者将这种现象运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用以解释某一阵营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会因为选民不想一党独大的心理，而使得该阵营在下次选举中容易失败的政治现象，即钟摆效应（PendulumEffect）。在公共管理学中，同样存在以“公平”与“效率”为两端的钟摆效应，“公平至上”还是“效率至上”的问题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反复讨论，并各占上风。

一、公共行政演进历程述评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地在寻求理论的创新以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中国也在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借鉴学习西方的先进公共管理理论而努力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本文重点分析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理论演变的宏观框架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借鉴和创新。

关键词：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中国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体制

公共管理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变迁，虽然每段时期的理论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那个时期的人类社会发展，但是随着年代的更替，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前提下，有些僵化的管理理论不再适应社会体制，至此，管理理论发展不断遇到瓶颈，逐渐地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产生，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就是不断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使之适合所处年代的社会。所以，公共管理理论今后将以什么样的趋势发展，才能促进日新月异的人类自然文明社会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所有人类的最大难题。而多年来，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国家的人们一直在为达到这一目标努力。本文就是通过具体分析西方国家管理理论演变和中国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借鉴和创新，以确定管理理论宏观发展框架。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

1.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以效率优先这一宗旨在当时的社会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垄断组织的统治开始占据经济生活的首要地位，西方国家也逐渐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取代昔日的自由资本主义。由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官场日益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社会众多问题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现实矛盾，人们更加关注政府并且更加重视公共行政的问题，由此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诞生，它强调效率，国家干涉并掌控社会和经济以调整众多社会问题，也确实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剂良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诞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政府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根据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原则等去支配政府和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行动部署。

1.2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础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进行，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视，尤其是一些相关法律的出台，给予了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更好的发展前景，并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尤其以员工懒惰、不负责任的现象最为严重，基于此，我们借助现代激励理论指出了一条提高公共行政管理质量的可行方法，并结合激励机制的作用对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原则进行了详细介绍，以希冀给予广大公共行政管理单位一些帮助和建议。

关键词：激励机制；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理论；运用

引言

根据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的定义，我们可将激励归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内心状态，即人类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皆构成了对人的激励。也就是说，激励是一种动力，可以诱导人们按照其预期的目标进行各种社会行为，而同样，借助激励机制，用人单位便可以不断的开发优秀的人才资源。基于此，我们通过研究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帮助公共行政管理单位获得更多优质量的人才资源，对于提高其行政管理水平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激励机制的概念介绍

1.激励机制的定义简单来说，激励机制所研究的主要指影响人的工作行为的动力因素，即研究人的各种工作行为受到何种因素驱使，同时也涉及到一些促使激励措施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2.激励机制的种类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以及工作激励等，而合理借助四种激励机制的关系和特点是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最为有效的方法。

二、激励机制的作用

一、重视对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

从理论上看，政府治理与改革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就是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研究。而从实践上看，改革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题。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职能，政府自身总是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变化之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政府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波及全球的巨大浪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转轨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与改革都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并逐步形成不同的模式。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往往被描述为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图景，它突破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以企业精神再造公共部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其实，即使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治理及改革模式。着眼于改革内容，西方政府治理有多种模式，例如，英国学者E•费利耶划分出四种治理模式：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和公共服务取向模式；皮特斯提出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就区域而言，当代西方形成了如下几种有典型意义的政府治理模式：一是英国或英联邦国家模式，即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二是北美模式，主要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或“政府再造”运动为主和加拿大的公共服务改革（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和加拿大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三是欧洲大陆模式，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行政现代化运动；四是北欧模式，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政府改革尤其是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在西方（地域意义上的）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治理也处于变革之中，并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有区域与国家特色的治理类型及其模式。较有典型意义的有：东欧模式——前苏东地区尤其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制转轨与改革；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治理改革（尤其是近十年摆脱“拉美陷阱”的努力）；东亚（及东南亚）模式——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南亚模式——以印度和不丹为代表等等。“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当下流行的术语。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通过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各国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于公共服务的结果取向、倾向公共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责任分散的治理手段来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国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实践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发展。

政府治理与改革理论也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既有学者借助公共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对公共部门加以深入的分析，用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重塑政府管理体制和过程；也有学者以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托，强调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关注公共精神的实现。不同的研究路径推动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结构的重塑和理论重心的转移，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无论是理论进展还是实践变迁，国外的公共治理体系和政府改革模式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研究素材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借鉴。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改革和治理方面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等新理念和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我国公共治理理念已经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到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总理指出：“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200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上，总书记强调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最近，在今年2月1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实际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味着我国的政府改革要以社会的公共需求作为内在的规定性，以更为柔性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治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面，复杂的分工、交易系统促进了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种情况扩展了社会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财政资源稀缺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通过不同治理结构和特定管理自主权的结合，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并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经过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逐步规范，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积极成效，行政效能显著提高，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与改革模式。而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与改革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大部制”改革以及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协调、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间关系调整与权力下放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出现了许多创新尝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如深圳模式、顺德模式、晋江模式、富阳的专委会模式、神木、吴起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实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探索等。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及经济社会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必须跟踪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前沿，探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约束条件、激励机制、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政府治理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治理与改革的重点层面、突破口和推进方式，国内外政府治理与改革创新的经验（以及不同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政府能力与执行力建设，治理与改革的公共性与合法性，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与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与改革中的公民参与，国家与民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有助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使两者的结合更加紧密、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