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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法制史介绍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是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并掌握的基本课程。本文从当前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出发,探讨了将传统文学作品运用到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途径及优势。通过传统文学作品有效融入到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方式可以使教学质量、效果快速提高,并为法制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困境;传统文学作品;优势
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通过引用大量文献证实几千年来中国存在的具体法律制度。但由于法律制度的知识点脱离当前语境、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学习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此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清当前法制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基于此,作者在课堂教学中将传统文学作品融入到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从而达到深化知识点,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目的。这种教学方法对于高校法制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对法学专业的每一位学生来说,学好中国法制史有助于系统理解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演变,正确认识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课堂思维训练的培养也有助于部门法的学习、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目前大多学生不愿学习法制史,导致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面临困境,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认识存在误区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基础课程,但部分学生错误地认为在实际应用中甚少,因此在课程开展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1]:第一,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生产技术均远远落后西方国家,为了改变我国的落后状态,曾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法律制度。大多学者一味重视学习西方法律文化,而本国传统法律却被束之高阁,无人深入研究,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传统的法律制度都是糟粕,不值得学习。第二,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是典型的法律理论知识,与司法实践内容相差太大,导致学生认为该课程缺乏实践性指导,就算学好它对今后的升学及工作也没有任何帮助。另外,现在的司法考试中法制史课程所占的分值非常少;法官、律师、检察官等职业考试内容与法制史课程几乎也没什么联系,这些实际情况更让学生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无视学好该课程的价值,认识上的误区使学生从思想上就不重视该课程的学习。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在高校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中,价值塑造是第一要务。课程思政建设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政课建设不仅是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更要求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全面体现思政元素,特别是在专业课学习中发挥育人合力,课程育人,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让学生在学习中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认知、塑造人格,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环境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传统的教学要讲授复杂繁多的定理、公式、理论、模型等。但是,环境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探索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持续发展途径与方法的科学,因此,教师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不同途径、不同教学技巧,在讲授专业理论过程中纳入思政元素。例如,在教授《流域水质模型与模拟》《水资源评价与规划》等课程时,教师力求把环境科学教育与我国优秀的哲学思想、生态文明理念纳入教材,通过教学引导、思想交流、讨论互动等教学环节,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遵纪守法,从而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进行传统哲学思想教育。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精华。
在思政教育中,有必要通过传统文化教育,讲授我国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完善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哲学素养。我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周易》中也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论述。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哲学思想中都有人地和谐的理念。例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人与万物平等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环境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讲解我国古代哲学思想,让学生了解古代先哲的智慧,体会民族文化的先进性,让他们认识到,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要关照自然,做到人地和谐共生;在日常生活中,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做到节约水资源、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
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说,近年来,我国已经在生态文明认识和治理上有许多进展,“十三五”时期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特别是在生态文明教育上,第一点是初步实现了以课程为载体的多学科集成的生态文明教育模式;第二点是形成了全国高校生态文明联盟,并在这基础上开展了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对生态文明虽有认同度,但缺乏践行度和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第三点是推进了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的结合。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在环境科学教学中,通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我国环境现状深层次问题,深入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自觉行动,保护自然、爱护自然,为实现美丽中国梦而努力。
进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教育。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是思政教育的内容之一。在环境科学教学中,教师应结合环境保护法律、水资源保护等相关法律学习,增强学生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要法律概念的认知,提高其法治思维。环境保护法律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环境科学中有很多内容涉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如《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要让学生知道,我国环境保护“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基本原则,了解破坏环境、污染环境要受到法律制裁,从而形成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大学生作为基本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
总之,在环境科学专业教学中,笔者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潜移默化地开展思政教育,达到“和风细雨润无声,生态文明进心中”的效果,做到全程、全方位育人,力求更好、更多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李春晖 毛建素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传统道德不仅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代社会也意义重大。大学生作为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接班人,传统道德对当代大学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样的对大学生法律意识也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道德;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中传统道德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依据,它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在当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背景下,传统道德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规范教育和法制文化教育改革也具有现实价值。
一、中国传统道德以及大学生法律意识概述
尊礼重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包含了善、诚、义、公、孝、忠等内容,主要以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其中还包括了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内。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等各家伦理思想以及佛家所说的心性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吸收,进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传统[1]。我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和支配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传统文化对个人的生活工作以及人与人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道德文化的不断发扬和传承,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中国各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在新时期对法律现象的认识、评价和解释,以及大学生的法律心理、法律态度以及法律观念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最终决定了他们在相关法律和社会层面上的心态和行为。
二、中国传统道德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关系
中国传统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里,形成了民族共同的心理,形成了历史性的并具有传承性的传统道德文化。当代大学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传承以及发扬,有利于引导他们的法律意识更好的形成以及强化。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传统道德也有优劣好坏之分,良好的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大学生系统地形成法律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良的中国传统道德则会有损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甚至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具有不利的影响[2]。因此,在对大学生通过传统道德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同时,要注重对传统道德进行筛选,根据大学生自身情况,因材施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断深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培养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性人才的作用日趋明显。作为该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的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受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影响,在教学上出现了一些难以适应的新问题。本文从教学内容筛选、教法选择与课后要求三方面呼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一些探索,以期充分发挥该门课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
一、注重教学内容选点,兼顾培养学生兴趣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是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的了解,进一步培养有潜能的对外汉语专门人才。然而,许多学生将这个专业理解为教外国人说汉语,不可能再深入到教外国人学中国文学经典。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忽略了汉语国际教育所承载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作用。在此错误观念基础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现状从开始就偏离了应有的方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仅有80学时,时间短,任务重,老师缩减授课内容,最终却顾此失彼,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生听课犹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既领略不到文学瀚海的博大精深,也难以对课程知识留下深刻印象,更不用说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喜好,古代文学课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不足。因此,结合该专业需求,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是汉语国际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在文学史的构建,以时段为界将古代文学划分为几个部分,同时,对代表作家的生平、创作思想内容、作品艺术特色加以介绍分析,重在知识的传授,重结论,轻赏析,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有一定距离。作为新兴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想发挥古代文学课程应有的作用,就要结合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使学生领略到古代文学经典之美。以讲授杜甫为例。学校课时差别大,选择内容不同,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学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观倾向。笔者以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在网上搜索,从几所高校公开的精品课程设置的课时进行比较:淄博师专3课时,陕西师范大学8课时,长江大学4课时,郑州大学2课时。从课时数字比较可以看出,一个经典作家的教学设计,在课时设置差别较大。最多的8课时,最少的只有2课时。在内容选择上,有的略去了生平。在创作方面,有的略去了古体诗,较多学校只讲律诗。可以说,内容的选择和处理,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改革观念,由此也决定了课时长短。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充分发挥学生预习的空间。学生自己能读懂的,可不讲或少讲。如杜甫的生平,完全可以教给学生去预习,不必要占用课时来讲述。对内容的选择从量的方面去考虑,可以先不讲杜甫的古体诗,课堂上集中时间和精力来讲杜甫的律诗,在讲授律诗时,也不必过分从诗歌史的方面去梳理,强调诗歌题材转变、律诗形成过程和叙事技巧完备等,而应结合具体作品来理解和感悟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当然,在内容筛选方面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兼顾学生的兴趣培养。也就是说,在教学内容的选定方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还以杜甫为例,由于时代原因,这些90后的学生很难理解杜甫的忧国忧民及其诗歌的精神内蕴。既要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走进杜甫诗歌,又不至于感觉太枯燥,在授课时就要选择合适的角度。笔者所从教的汉语国际教育班级,学生大多为女生,她们对于古代女子的关注以及对爱情婚姻的关注会更多。经典的《兵车行》《三吏》《北征》等,她们不太感兴趣,而且中学阶段大多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转换视角,结合杜甫其他作品来理解,如选讲杜甫《即事》:“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胜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1]。这首诗是写唐代宁国公主惨淡回国,途径秦州(天水)的事情。安史之乱之后,肃宗为向回纥借兵,平息战乱,把宁国公主嫁给回纥王,当时才14岁,但回纥王第二年就去世。按风俗宁国公主当殉葬,据理力争后达成妥协条件:宁国公主用割面毁容的方法来免于殉葬。宁国公主用刀子把面容划破,放还唐朝。杜甫路过秦州,知此事后,把这段史实浓缩成五律《即事》。对于宁国公主的遭遇等,学生兴趣非常高。这样教师可以趁此讲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杜甫叙事诗特点、“诗史”特点,等等。又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咏王昭君:“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笔者结合许多咏昭君的诗词来帮助学生理解此诗,同时也兼顾了学生的兴趣。如联系南朝江淹《恨赋》:“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李白咏昭君诗:“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画图,死留青冢使人嗟。”王安石《明妃曲》有“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姜夔词有《疏影》:“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塑造的昭君多是凄苦、憔悴的哀妇形象。吴瞻泰《杜诗提要》这样评价杜甫的昭君诗:“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在比较不同的咏昭君题材的作品后,观看有关王昭君内容的视频,如“当代梅兰芳”李玉刚表演的《昭君出塞》、杂剧《汉宫秋》的片段等,诗乐舞一体,古代史实与当代明星相结合,让学生欣赏、沉浸在令人震撼的美感之中,真实感受古代文学作品之美。从而理解杜甫诗的“诗史”特点,这样的效果显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注重国际文化交流的特点,讲课时就要对于国际影响大的诗人多补充些资料。如李白与杜甫诗歌讲授时,除了传统的古代文学内容外,应增加他们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资料。如以故事的形式讲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对杜甫的崇拜、日本学者专门到南阳白河岸边寻找当年李白的足迹,等等,这样既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大家的印象,又和他们的专业密切相关,他们的兴趣点自然会有所提高。
二、注重学生参与,走出多媒体教学的误区
长期以来,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课堂形成了重讲轻练、老师热情讲、学生被动听的局面。多媒体的使用,成了古代文学课堂授课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据集美大学孙桂平在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多媒体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类似于‘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可能性诗意,而倾向于使教师变成传授古代文学知识的理性工具。”多媒体教学在古代文学课堂上所发挥的作用已超过了其应有的作用而开始走向反面。多媒体教学在形式上显得过于张扬,而情感心灵等内容实质被光电环境挤压,致使“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特征和固有的人文精神正被不断消解”。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在讲授古代文学课时,就很少用或不用多媒体。即使用了多媒体,还是要在黑板上板书,用他的话来说:“在黑板上写字,是当老师的快感。”他讲课时,书上有的就不讲,避免重复。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讲课也很少或不用多媒体。他在讲杜甫时,也讲作家生平,但他善于结合自己的情感和游历的经历,使人感到不枯燥,效果要比用课件详细展示杜甫生平却印象深得多。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古代文学课,在教学方法上,就要努力学习著名学者们授课的精讲的本领,而不是把备课功夫都用如何使用多媒体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应该放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将来要具备传播中国文化的这一目标出发,在能力方面要有意识培养传播文化知识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不但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还要将掌握的知识传递给他人。因此,笔者曾尝试发动学生搜集资料,结合中国文化交流的热点问题,在课堂上引入“唐文化的魅力———以XXX为例”微课试讲活动。在课堂上利用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试讲,集体评论。具体步骤是:教师将一个班进行分组,每组选定一个教学内容,集体备课,一人试讲,全班师生进行评议。每节课小组轮流,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化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也锻炼了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操作能力。学生从学习中国文学的被动角色转入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动角色,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又体现了本专业建设的特点。只要持之以恒地开展类似活动,总会显现出专业建设的长远优势,也有利用在教学中营造互动环境。当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堂上还可让学生吟咏背诵,可以就一个话题讨论,可以让交流自己的心得,等等。总之,老师的讲授是在学生充分参与基础之上才去进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实践型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没有任何压力、领略多媒体的听众。
三、注重课后管理,强化积累习惯的培养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能力方面要求掌握基本的人文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等有较全面的了解。有人认为,对该专业的学生,在古代文学作品背诵方面,不应该像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一样要求那么高。笔者却不以为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要实现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将来胜任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自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了解,而是要有对此有很深的感情和强烈的爱。要达到此境界,对古代文学作品没有扎实的背诵能力和积累习惯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影响身边的人去构建汉语语境,或者说去构建学习中国文化的语境,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就要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在背诵、积累上下功夫。周绍贤在《道家与神仙》一书中说:“诵诗可使六腑安宁,秽气消亡,可以启智悟道,招吉纳祥。”强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背诵能力,对于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辅助对古文名篇的理解,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都非常有益。汉语国际教育古代文学课后重视吟诵体悟,多读多背,强化习惯培养,应该说是与该专业学生的长远发展利益相一致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背诵积累习惯,刚开始要求不要太高,设置目标要让他们觉得可以实现。如要求每天背诵一首诗。坚持两个月,如果真能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据课堂提问,一周能背7首作品的学生很少)。在达到较低目标之后再逐步提高要求,如一学期需达到多少的背诵量、积累量。我们要给每位学生以期望和鼓励,因为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可以激发学生的上进心,提高他们的背诵、积累兴趣。笔者在教课中,经常强调背诵的重要性,强调用零碎时间背诵,比如利用等车,路上走路的空隙,两三个同学就可以相互检查督促等。课堂随时花三五分钟的时间检查,虽然只是提问几个同学背一两首诗,但是效果还是很好的,培养了学生吟诵的习惯。福建师范大学李小荣教授曾在《旗山访谈录之名师有约》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我让每人背一首唐诗,有的学生就背李白的《静夜思》这首小学的诗来应付老师。”出现这样的例子,李老师心里特感到悲凉。后来他尝试一些抽背等强化背诵、积累的方法,所教年级背诵情况大有改观。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古代文学课,在课后管理要求上,也要注重学生文学作品背诵积累习惯的培养。长期坚持,也能达到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的基本功,也只有这样,古代文学在该专业中的支撑作用才能得以彰显。综上所述,国际汉语教育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内容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学生心理承受和兴趣,同时兼顾国际文化交流特点。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该努力纠正以老师为本位,过多讲座式的讲授,走出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的误区,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体地位,探讨注重学生操作能力培养的“微课试讲”教学方法。在课后要求方面,强化督促检查,注重背诵和积累习惯的培养。三方面齐抓共管,向有限的教学时间资源和空间要质量,才能使该专业学生在文学知识储备、作品审美鉴赏解读能力、文化传播能力等方面有所提高,只有这样,汉语国际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才能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
一、毕业论文选题分化现状及特点
毕业论文选题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真所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题目选得太难,工作量太大,自己限于能力、时间或材料等条件,作不下来,或者功力不够,作成虎头蛇尾那就不合适。所以题目的大小难易要适中,最好还有研究的兴趣。如果平时对某个感兴趣的问题早有思考,毕业论文的选题就会“水到渠成”。但现实表明,大部分学生论文设计并不是自己考虑成熟或准备充分的。据调查,大约80%的学生是在选定指导教师后才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老师的研究方向确定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笔者在对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近5年879份毕业论文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由于各方面原因,毕业论文选题出现的“分化选择”如后表所示。由表中,我们不难看出二本院校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在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以下分化特点:
1.毕业论文设计上,学生倾向于文学研究。三大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在5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中不低于60%(2006年69%;2007年73%;2008年69%;2009年73%;2010年60%),而语言类研究比例最高9%(2006年),最低3%(2008年)。在语言类论文的选题中,古代汉语研究的论文可谓少之又少,2008、2009年没有学生以古代汉语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方向。
2.传统学科研究的比例有所调整。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较佳选择,但我们亦不难看出,从2006年的40%到2008年的20%,2009年的25%和2010年的26%,比例变化比较大。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比例则从2006年的22%上升到2008年的46%。
3.毕业论文设计出现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许多学生选择跨学科研究,出现文学与民俗学(如丧葬习俗、婚俗、巫术、禁忌、宗教)、旅游学(《古镇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旅游开发》)、政治学(《特定文本的历史价值———从〈施公案〉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哲学(《博弈视角下的〈战国策〉解读》)、经济学(《论范蠡的政治智慧与商业头脑》)等学科整合研究。
此外,据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调查,在研究内容和价值诉求上,也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
1.研究内容上,毕业论文由过去的纯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学生比较关注当前热门的文化现象,文艺学、文化学研究从2006年的8%上升到2010年的25%。2006年的《大众语境下的当代相声艺术》、《〈手机〉背后的深厚思考》,2007年的《新科技带来的新文化———电子游戏的文化价值》、《无可比拟的心灵风景———从民族文化分析〈康定情歌〉中的跑马山》、《现象背后的文化述微———论“超女”与同类型平民选秀节目比较》、《迷失在十字路口的流行音乐》、《涛声依旧,滚滚西流———当今尊孔读经现象的反思》、《四川色达藏区天葬习俗考略》、《论〈增广贤文〉的人文价值》、《天籁之音———论刘小平诗集〈鄂西倒影〉土家族民族文化之关联》,2009年的《传统文化的诗意表达———浅论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全梁诗中酒诗考》、《〈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解析》、《浅析加尔多斯现代小说的宗教思想》,2010年的《博弈视角下的〈战国策〉解读》、《特定文本的历史价值———从〈施公案〉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论范蠡的政治智慧与商业头脑》等论文均体现了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