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全文(5篇)

一、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它的结构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史料确认。史料确认限于史料本身,主要是查询史料的有无,确认史料的真伪和时代、作者等。史料确认属于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个层次上,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唯客观,忌主观,使用的基本上是形式逻辑的方法。二是体悟分析。文学史料,特别是作品史料蕴涵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感情。人生活在思想感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就总体而言,一般不会满足于、也不应当满足于史料确认这一层次,不会单纯地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一种史实,而往往是要超越这一层次,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体悟分析层次,或审美体悟,或思考史料出现的原因,或探讨史料蕴涵的思想感情,或总结某些规律。由于人们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文学史料,常常会有不同的体悟分析。体悟分析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层次。史料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遗迹,自己不会言说。史料本身又常常是孤立的、分散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隐藏不露的。史料只有经过人们相继不断的体悟分析,才能使人们理解。在这一层次上,史料同体悟分析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三是价值评判。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是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上,对史料作价值评判。价值评判的生发,是研究者不满足于对史料的体悟分析,而是把自己摆在高于史料的位置上,根据个人、集团、社会的认识和需要,制定价值评判标准,对自己所接触的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地位等作价值评判。就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人们对于各种文学现象,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评价。

文学现象很难回避在历史中被评价的命运,它们的意义正是在历史的评价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体悟分析层次和价值评判层次同史料确认层次不同,在这两个层次上,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观和审美情趣等都介入了,都会起很大的作用。通常所说的文学研究具有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这两个层次上。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要体悟分析它,要评判它。从这一角度来看,没有人们的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史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四是表述。文学研究经由史料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三个层次之后,最终要靠表述来体现和传播。没有表述,对文学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都是无形的,不可能传达给读者。表述主要凭借的是语言文字。这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表述,可以因时因人而异,应当允许和倡导各种表述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清楚、顺畅,无文字障碍,要简练。成功的表述,往往是研究者好的品质和思想成熟的体现,不仅能把研究的成果表述清楚,而且还能引发人们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四个层次的划分是相对的。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很难截然分开,也不可能完全是依次进行的。人们在确认史料时,选择哪些史料,确定史料的真伪,往往离不开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在作价值评判时也不可能离开史料确认和体悟分析。

在表述时,也总是伴随着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从学理和方法上来看,上述的四个层次尽管各有侧重和要求,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各个层次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在史料确认的层次上,要考察某些史料的存佚,辨别史料的真伪,一个关键是要依靠其他史料。在后三个层次上,尽管研究者主观介入了,但对于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他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都不能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植根于史料,生发于史料,必须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总是要受到史料自身的限制。不以真实史料为根基、不受史料限制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是无本之木,是无源之水,是虚假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要摒弃以各种形式臆造的文学史料。因此,文学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有内在的箝制力。史料不等于历史本体,但史料源于历史本体。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的制约,说到底,是历史本体对它们的制约。但历史本体是已经发生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者不可能直接接近它,把握它。研究者能够直面的是史料。所以,从文学研究的整体和系统来看,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在于史学这一学科有其自己的特殊性。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及科学与史学的区别时指出: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不可不知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①王国维论史学的特点,特别强调史学重在探求“求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这是由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物及其原因。

“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都是一定的时间的产物。而时间转瞬即逝,不可逆转,事物的产生和变迁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所以罗志田认为: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②整个史学是这样,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实事”指的就是史料。“文不虚生,论不虚作”,研究问题不能凭主观、想像,不能靠一时的热情,而要依据客观的事实。这一点,中外古今的许多伟人和著名学者,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卓有成效的实践。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资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③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在科学研究中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们的论述虽然不是针对研究古代文学而讲的,但是完全适用于研究古代文学。重视史料,把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

这种传统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正如陆侃如师在1942年所说:“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②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留下的大量的名著,为我们提供了楷模。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没有这一步工作,就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③他又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④为了论证史料的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六章中,特设第四、五两章论述史料问题。鲁迅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具有开创性。他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⑤要开这门课,没有现成的史料,于是鲁迅就从搜集第一手史料开始。这一点,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⑥鲁迅从1910年前后开始搜集古小说史料到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出版,前后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一直关注搜集史料,使这部著作史料丰富、分析精辟,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从上面摘引的有关论述和实践方面的史料不难发现,文学史料确实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到,研究文学,首先掌握史料是最根本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把首先掌握史料贯穿于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史料是基础。而对读者来说,文学史料是认识文学史的基础。综观古往今来可以发现,有许多普通的人,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知道一些文学的历史。他们知道的文学历史,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具有多少不等的史料。文学史研究论著,是供读者阅读的。

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的角度看,一般都重视那些史料丰富而确切的论著,特别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郑振铎在1932年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指出,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史中,“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有鉴于此,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特别留心收集新史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⑦。1932年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首肯。浦江清赞许郑振铎先前出版的该书“中世卷”史料丰富,尤其能使用敦煌史料,“不失为赶上时代之学者”,并预言“郑君于近代文学之戏曲小说两部分,得多见天壤间秘籍,材料所归,必成佳著无疑也”。⑧与浦江清看法一致的还有赵景深。赵景深在《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一文中,肯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处在于材料的新颖与广博”,“尤其是,他有小说和戏曲两方面最丰富的藏书。他如难得的插图,史传的卷次,都是别本所无的”。⑨看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以后,之所以得到首肯,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许多新的、丰富的史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当会愈来愈感兴趣,希望用个人经历之外的文学历史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审美情趣。广大的读者希望阅读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当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论著应当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前后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所以受到欢迎和重视,发行量也比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套丛书史料相当充实。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摘要：在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必须以古代文学史料为基础，而对于文学史料的发掘亦必不可少，近来对于地下的文物史料的发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文学史料，提供更为可观的文学研究素材，这些素材可以将以前记载不是很清晰、记载史实有偏差的片段进行修正与补充，甚至还能够将以往的研究结论推翻，推陈出新，所以，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但是二者也不等同，古代文学中包含了古代文学史料。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

一、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文学史料的研究是一项较系统、全面的工程，就研究过程而言，它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对史料的确认、对史料的体悟分析、对史料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史料的准确表述。这四个阶段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连接紧密，层层推进。

一是对文学史料的确认。这个阶段是研究者对史料本身的真实度进行了解辨认，主要证实史料存在与否，进而明确史料存在的时代以及史料的著作者等问题等。在确认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自然科学，通过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对史料进行鉴别，排除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进行史料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文学史料的体悟分析。通常在对史料确认完毕之后，研究者要开始对史料进行研究分析，这个过程会融入更多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加丰富完善了文学史料的研究。当然他们在呈现出史料所具有的史实后，根据对史料的切身情感体验，会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感悟，进而探寻史料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史料的成因等。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于史料的感知和领悟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经过体悟分析所得出的史料结论也不一样。体悟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臵，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三是对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而这一阶段的评判必须要以体悟分析为基础，评判是要将自己的位臵臵于史料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而价值评判的出现是由于个人、集团或者是社会认知的需要，由他们制定较为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对其所认识的文学史料从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价值评判。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存有差异，那么对于同一种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也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使得评判标准有了存在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西藏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一、文学史书写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现代拓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为标志。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直接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部分传统经典身份的转换，20世纪初期和中期问世的多部文学史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能否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取决于书写者的文学观念与经典遴选标准，早期文学史的撰写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作为专家，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描述与肯定，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经典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必须在现代语境中重建对文学的描述，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努力扭转长期存在的单纯从道德政治层面去品评文本的倾向，大力提倡从文学的层面去发掘文本的价值。如此一来，不少传统经典作品的标签被改写和置换，原本作为儒学思想经典存在的著作，经过“去经学化”的阐释后被认定为文学经典。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诗经》阐释的权威《毛诗序》遭到现代文史学家的抨击和否定，他们极力发掘和强调《诗三百》的文学本质，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于“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在对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阐释中，“情歌”说取代了“后妃之德”说。同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也被置于文学的视角之下，开始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看待，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便出现了“‘曾点浴沂’一章，颇近文学的技工”，“《孟子》其中多用比喻，以润色枯淡之伦理说，实有功于儒教普及之大文学家”之类的分析。其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大力推崇，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定位的热潮。胡适欲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白话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中心地位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统的观点，他说:“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在代表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自然趋势。”加之其时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引入，胡适等人对“写实主义文学”大力提倡，树立起文学经典遴选的新标准，从另一角度提高了国人对于原本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古代小说和古典戏曲的重视程度。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对“文学”的界定，出现了诸如“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之类的言说，随之而来的便是，元代杂剧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史家书写的重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元代文学“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元之文学有杂剧、传奇二种”，“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新生面”。在大力推崇杂剧的学术潮流中，关汉卿的杂剧尤其是《窦娥冤》和《救风尘》作为创作范本，得到了多位文学史家的较高评价，其经典价值得以广泛承认。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给［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经典化带来历史转机。

相对于杂剧，元代散曲受到的冷落异常明显，问世于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及元代文学时，纷纷采取忽略散曲不写的策略。间或有著作对散曲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但对关汉卿及其《不伏老》套曲的评价始终不高。陆侃如、冯沅君于193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推举张可久为清丽派曲家的领袖(与之相对的是以马致远为领袖的豪放派)，而将关氏置于张可久旗下，《不伏老》“黄钟煞”出现在所举“丽”曲代表作之列，且一笔带过。赵景深完成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同样将关汉卿归于清丽派，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则是给予负面评价，称之为“简直是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口吻”。显得与众不同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在完成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为散曲历史开场的“第一人”，高度赞赏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认为“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所举代表作有《一半儿•题情》《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以及《一枝花•题杭州景》等，遗憾的是只字未提《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即使经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不伏老》套曲仍然缺席于文学经典的行列。文学史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出现，属于典型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使用白话写作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形式特征，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内核之一。产生于文学转型时期的多部文学史，之所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重杂剧、轻散曲的倾向，显然与学术界日益重视白话文学和叙事文学研究的时代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多数文学史家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念并未真正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文学观念的转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面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对什么是“文学”或者“纯文学”明显缺乏明晰的认识与科学的界定，对古人称之为“词余”的散曲也未能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一旦得出“元世纯文学之粹，杂剧、传奇二者也”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对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自然不可能给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在此，必须再次提及《不伏老》陌生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仍然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甚至因其鲜明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伸

1949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入的研究，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情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给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作为批评的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给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到70年代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80年代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肯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到90年代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该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准确的还原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色彩，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学发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承担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所展开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喜欢白居易，不喜欢《水浒传》，甚至不喜欢《西游记》，他们更歧视和蔑视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学界前辈对推进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研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其中包括散曲、杂剧两部分)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积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仍然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在这首著名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正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的创作，写出了许多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反抗精神的作品。”经过如此推理和联系，《不伏老》开始在文学史写作中获得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正面的肯定。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度泛滥的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国人对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作品的阶级性、政治性被强调到第一甚至唯一的地步，有违文学的本质。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进行衡量，《不伏老》一方面因作家立场人民性的缺失而难以得到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又因文本呈现的生活场景非无产阶级化而导致批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认为:元散曲“多以自我为中心，发抒个人的失意和愤懑”，这是“当时文人病态心理的一种表现，最终只能导致人们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这在散曲作品中几乎形成一种时代风气，连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也未能免此”。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加明确地指出:此套曲“描写一个书会才人的生活道路，同时流露了作者及时行乐的思想和滑稽、放诞的作风”。在前的十七年里，《不伏老》的经典化程度显然不高。粉碎“”之后，全党全国围绕真理标准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最终达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破除了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更新观念，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得以实现。以此为背景，文学史编写者明确认识到必须“肃清、‘’极左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流毒和影响”，自觉反思和认真总结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深化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以袁行霈、章培恒版文学史为代表)。通过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丰富与更新研究方法，吸纳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得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更加科学，也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得益于良好的学术氛围，元散曲研究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不伏老》套曲也随之加速了经典化的步伐，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均将它作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加以介绍，编撰者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首先，引入现代学术话语，对《不伏老》套曲进行富有现代性的阐释。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认为，此曲塑造的“浪子”形象体现了“任性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指出，《不伏老》套曲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关汉卿的人格形态，即“让高度自由的生命和世俗化的玩世享乐结合起来，把避世的闲放情绪转化为玩世的放浪不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肯定关氏在《不伏老》中所描写的市民享乐生活，认为像这样“对享乐的顶礼颂赞在我国文学史上真称得上前无古人”，这种享乐态度反映了曲家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命渴求。引文中出现的“生命意识”“自由”“人格形态”等，均是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修史者根据自己对生命和自由的理解去沟通古今，达成情感的共振，用具有现代性的解读去激活古代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因子，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生活乃至生命的样板。文学史撰写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再次得到有力的映证。其次，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一步发掘文本所具有的、而过去被相对忽略的艺术价值，改变了过去对文本阐释只重思想内容的倾向。《不伏老》所使用的夸张的手法、泼辣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研究以及奔放的气势得到各种版本文学史的普遍肯定，或曰:“全曲在叙事状物中流露诙谐风趣，语言尖新泼辣，谐中见庄，具有豪放之风。”或曰:“全篇语言泼辣，大量使用排比，随心所欲地加入衬字，形成一种泼辣奔放的气势。”其中，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针对作家对于字、句的运用发言，颇有艺术见地，充分体现了文学本位的立场，最具代表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同为经典的元曲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相比，《不伏老》套曲经典化程度不及它们。由于文学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的范本，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今人模拟《不伏老》的散曲作品。关汉卿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以“自泼污水”的手法塑造富有叛逆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该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如“对好入座”式的解读，难免使现当代多数散曲创作者有所顾忌，他们肯定而不效仿，充分体现了《不伏老》套曲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

作者：周晓琳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