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全文(5篇)

一、文明世界的样板: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观

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关注中国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这与法国“中国热”最盛有关。法国与中国的交往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皇路易十四派卫方济、白晋、刘应等6名懂天文、数学的传教士到中国,以后法国传教士陆续东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传播西方知识,另一方面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地理,并到各地旅行,调查各地文物,写成大量日记、报告,寄回法国。这些著述大都先后在法国出版,如1702—1776年陆续出版的《耶稣会海外教士书信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173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志》;1776—1814年陆续出版的《中国纪事》(16卷)。另外,传教士们还翻译中国古代经籍以及文学作品,如传教士殷铎泽、郭纳爵在1662年及稍后翻译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传教士柏应理1687年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1711年卫方济翻译《四书》、《孝经》,撰著《中国哲学》一书;1706年白晋著有《古今敬天鉴》(该书以中国经籍论证教理)一书和《易经大意》稿本;1733年传教士孙璋译了《诗经》和《礼记》;1739年传教士宋君荣译有《书经》及《诗经》、《易经》。以上著述,虽然由于宗教偏见及研究不够充分等原因,时有简单化、粗略和失真之处,但它们毕竟反映了中国的基本事实,为法国人打开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之门,为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掀起一股崇尚中国的热潮提供了思想材料。17、18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忽然传来的外国文化,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昌盛的东方大帝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借用中国文化的外衣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

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华帝国的圣君贤相和道德观念大加赞赏,对中国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心向往之。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相信中国的历史比《圣经》创世说的年代要早得多,“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中国)已有高度的文明了”。“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1](P57-580)法国和欧洲社会对于中国瓷器、漆器、丝织品及其他许多贵重器物的爱好、搜集与仿制,也达到狂热的程度。路易十五时代甚至发起销毁银器而以中国瓷器代之的所谓“日用品革命”。当时有人在英国《世界杂志》上载文慨叹:“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为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桌、炉橱、镜柜,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1](P49)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被其门徒波多神父誉为“欧洲的孔夫子”的魁奈(1694—1774),本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他研究过化学、生理学、医学,因发表过有名的生理学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和《动物结构的物理论》而蜚声于医学界。1749年,55岁的魁奈被任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医而进入巴黎,住进凡尔赛宫,3年后,他又因治愈皇太子的豆疮有功,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并由国王赐封为贵族。进入首都巴黎使魁奈有机会感受当时日隆的“中国热”;侍医和贵族的身份又使他有机会与法国当时崇尚中国的知识精英———启蒙学者相过从。

这一切,一方面激发了魁奈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的评价。魁奈几乎全盘肯定中华帝国的文化,他主张开明专制,把中华帝国作为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倡导改革的范本。他在《市民日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论文,结合中华帝国的伦理观念和政治制度,全面地论述他的基本思想与政治经济学。该书共分8章:第一章,绪言(包括中国的起源、疆域和富饶、军事实力及社会各阶级);第二章,中国的基本法(包括自然法、经书、学问、教育、科举、财产所有权、农业、商业);第三章,实定法;第四章,租税;第五章,关于权力;第六章,行政、官吏、刑法;第七章,中国统治上的缺点;第八章,中国的法律同作为一个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魁奈生活的18世纪,西方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中华帝国的繁荣富强仍居世界前列。魁奈在该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荐贤制度、监察制度和税收制度非常赞赏。关于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他说:“政府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应该是设立学校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2](P400)关于荐贤制度,他说:“中国依靠了学问,经常能够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这些错误。那里在学问的帮助之下,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层,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和颠扑不破的规律。”[2](P419)

对于中国的监察制度,他也极为欣赏:“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内,长官的一切错误和滥用职权的现象经常在政府的通报中颁布出来,以便使这个巨大国家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滥用权力;这样,依靠自由的检举———一个稳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条件,政府的活动经常得到检查。”[2](P419-420)对于中国不征收人头税、所得税及不向日用品征税的税收制度,他大为赞赏:“人本身失去财富而只得到需要;因此,赋税不能从他们本身征收,也不能从他们劳动的工资中征取”,“向个人征的税,例如人头税或者劳动所得税,照他们看来,无疑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的意见,同样不能对食物或人们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税”,“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政府走向安宁的生活所遵循的学说的基本原则。”[2](P412-413)基于对中国制度文明的崇拜,魁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2](P420)魁奈企图找出这个帝国古老而繁荣不息的终极原因和规律。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上帝”,就是他所说的造物主,而中国文化中的“道”、“礼”、“道德”,就是他所说的自然法或自然秩序。而实际统治之所以有效,就是由于它符合并严格服从这些自然法,他说:“中国人崇拜的首要对象就是上帝,他们赞美它是万物的根源,在上帝的名字下,他们或说君主、或皇帝、或说天,意思是相同的”。[3]

“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2](P420)“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则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2](P395-396)魁奈认为,中国这种由理性选择的高效率的制度容许由智慧自由之光发挥作用:“上帝的法制……是通过由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智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除了由智慧自由发挥作用以外,自然界不容许有别的规律。”[2](P404)魁奈还进一步预言,由上天制定的自然秩序以及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统治者和人民遵守自然秩序所作的努力,会使中华帝国继续在全世界领先向前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魁奈看不到深藏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那些限制个人自由,扼杀创新活动,以及抑制工商业发展等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与魁奈的预言相反,他所美称的中华帝国并没有保持长久的繁荣,魁奈死后不到70年,中国就被英帝国打败,未能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这是魁奈所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曾担任过里摩日州长和财政大臣的杜尔哥对中国也极为关心。当两位在法国留学14年的中国人杨德望(1733—1798)和高类思(1733—1780)即将返回中国时,杜尔哥想借这两位中国人之力,系统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为此他专门开列了研究中国的52个问题交给杨德望和高类思,要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向法国政府提出报告。

这52个问题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地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作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第二部分“工艺”,含15个问题,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第三部分“自然史”,含4个问题,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第四部分“几点历史上的问题”,含3个问题,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形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异同;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问题。由此可见,杜尔哥对当时传入西方的中国知识相当熟悉,堪称中国通。他涉猎的中国材料,已超出当时流行欧洲的几部有名专著。为了指导两位中国人进行调查和撰写报告所需要具备的理论知识,1766年杜尔哥还特意写了一篇专文,即后来单独出版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对此,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4](P10)杜尔哥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见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4](P94)

一、研究古典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文献保存不够完整

首先，这些古典文献经历的时间比较长，难免会有一些破损，比如:部分地方字体缺失、书本缺页等，这些都是影响文学研究的部分因素，甚至部分文献历经历朝历代的文人抄写，同一本书籍也有不少版本，研究文学的资料不够完整，很难准确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其次，历史毕竟是后人书写的，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这就导致了作品写作背景的不确定性，还有些文人的作品遭到当时统治者的破坏，好的作品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只是剩下现在残留的部分文卷。虽然这不是现代人的原因，但对于文学研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现在只有少数人爱研究古典文学

首先，现在有不少人一提到古典文学，第一感觉就是晦涩难懂;其次，也有人认为读古典文献很无趣，毕竟它要通过思考才能读懂它，长时间跟古人作品打交道感觉人也会变得很迂腐，同时也会与追逐潮流的朋友产生隔阂;再者，了解古典文学的主题思想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历史，在文学中还存在与野史相关的作者，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是一大难题，鉴于这些客观和主观原因，现在很少有人想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三)现代学术研究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每个时代有它自己对时代的认识，时代不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不同。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社会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能涉及政治观念，文学研究也遭受摧残和打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学派。该学派秉承古典主义传统，深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地发挥作用，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衰退、失业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如果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干预，私人经济将是内在稳定的。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依据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货币中性等来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相机抉择。一般来说，政府干预市场通常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对这两种手段均进行了否定。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通过“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理性的个人将会预期政府将来一定会为弥补政策赤字提高税收，他们就会减少当下的消费，而将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这样政府虽然扩大了支出，而民众却减少了同样的支出，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于货币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们坚持古典两分法和货币中性，认为货币只是蒙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即货币决定价格，就业决定产出，货币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此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还依据“动态不一致”(dynamicinconsistency)命题来质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即当政府出台某项经济政策时，可能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政策总是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当政策出台时，客观经济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不得不考虑政策的再次调整;二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政策的力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总是存在超调或调控不足的问题。据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试图干预市场、烫平经济波动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动态不一致问题的存在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聪明才智寓于广大民众之中，而非集中在华盛顿”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出清(marketcleaning)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核，而理性预期、货币中性、动态不一致、弹性价格和弹性工资等假设构成了其理论的保护带，而政策无效性命题则成为其自然而然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一、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影响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摘要：完全理性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之一，理性经济人并未将道德、规范等非自由的假设包含在内，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会对经济学的利己假设基础产生动摇。然而，行为经济学把人的社会经济行为作为其研究的基础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融入实验方法结合起来。有限自利、有限意志力和有限理性是行为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假设，通过适当放松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使其研究更结合实际，理论结果与实践经验进一步贴切。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发展与反思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扭曲

“经济人假设”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则虽然存在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并不构成行为人处理经济活动的首要处理原则。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曾经说过，人们在处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总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们会出于善心去帮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钱却无法得到物资上的回报，只是看到受帮助之人感到快乐，便有足够的满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写的《经济分析史》中，特别论述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概念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种概念来阐述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逻辑，而只是一种能被现实运用的思维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其实有着“百家争鸣”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米塞斯与兰格之争”，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个更胜一筹，4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则是聚焦在当时困扰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该如何应对，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在如何有效分配资源上提出了两种主要路径，70年代由于滞涨困扰着全球经济，“滞胀之争”在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之前展开论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国家经济活力，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董志强，2016)。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假设上不断向个体的“价值”倾向。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对于博弈论研究的加深，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强调的利己原则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个档次。在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对面临的经济活动所做出的策略决定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理性经济人”中假设个体是绝对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识”现象存在的基础。鉴于这种共识的影响，博弈中的参与者通过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来研究和推测竞争者的策略，然后根据预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产生了双方在某一行动上的行为交流和“纳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动过程之中，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早已在实质上发生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论”现在将“个体”提出出去，从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个体”，并且获得了某种特定假设的“个人”——在一切的活动中做出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并将它转化成为自己的行动(叶航，2016)。众所周知“节约悖论”(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为了研究微观中的个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可以为个人增加储蓄，可以提高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对个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为，可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当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会引起社会经济活动投资部分的减少，进而使国家的经济缺乏活力，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的地步。“节约悖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存在与实际经济行为严重不符合的现象，显示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单单把“个体主义方法论”同“整体主义方法论”直接对立起来，并毅然地选择前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缺陷

1.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使经济学现实应用受到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