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贸易理论全文(5篇)

一、引言与理论研究综述

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自跨国界商品、要素流通和生产分工发展伊始几个世纪以来便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到今天的新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历经五个阶段已逐步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大数据却是理论界较新且同样具有前沿研究价值的概念。虽然，数据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标度，对其认知历史可追溯到人类科学发展的起始（黄欣荣，2014），而大数据这一名词却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提出后直至2008年9月Nature刊登的一期以“Bigdata”为主题的专辑才得以广泛传播。此后，理论界虽以大数据为研究主题，从不同视角和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对其进行探索，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对其概念和特点的探讨，相关文献如陶雪娇等（2013）、黄欣荣（2014），或集中于其技术具体运用途径和方向的分析，如黄晓斌、钟辉新（2012），李莉、顾春霞和杨亚楠（2014），邵鹏、胡平、齐杰（2014）等。将大数据与国际贸易学这两个前沿研究问题结合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少。需求催生供给，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物品资源和数据流通速度加快、流通方式日趋复杂，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挖掘信息以促进贸易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王碧宏（2014）、李连飞（2014）等从跨境电商、在线国际贸易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发展的角度解读了大数据海量规模及其挖掘技术和利用效率的提升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管理及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及相关挑战；曹云、王东（2014）和谢健明（2014）则选择紧跟时事，将大数据研究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具体操作案例中，研究大数据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还有研究将大数据与贸易进出口直接关联起来，辩证地对大数据时代下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如薛静辰（2014）。从上述文献梳理分析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发展的研究虽不是空白，但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多停留在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分析及其挖掘技术运用到某一具体贸易流通环节（如消费者行为分析、营销模式变革或物流效率提升等）而促使贸易企业效率提升的表象上，并未涉及其深层作用体制或传导体制的分析，因而所得出结论的普遍指导性不强，对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理论及架构变化的研究稍显不足，也无法形成对国际贸易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学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基本空白而亟待理论研究者们的探索与创新。已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创新，经过总结大都可以沿着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等层次进行归类总结（彭徽，2012），沿用这一研究主线，本文将就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在贸易动因、贸易方式、贸易内容、贸易结果和贸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探讨，通过抽象具体商务和贸易操作中的大数据运用，深入剖析其深层作用理论，希望能从理论发展的层次去分析大数据时代给国际贸易学带来的新发展，填补研究空白。

二、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的新发展

随着数据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我们所能分析和利用的数据的4V特征日益明显：数据总量规模增长巨大且呈指数级增速；来源和类型不断增加；数据价值突显。大数据的强大影响力已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科技、经济、卫生、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有学者称大数据将成为开启人类社会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红旗手”，更有甚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第四次科技革命”。那么，就国际贸易学而言，大数据究竟在多大范围、多深程度上影响其理论发展呢？

1.大数据提供了贸易动因的新来源

深层解构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无论基于何种发展层次的理论，贸易主体间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开展的动因这一结论已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贸易主体的具体比较优势来源不同。已有的理论或从技术、要素禀赋等供给的角度，或基于相互需求、产品生命周期等需求的角度论述了贸易主体的优势来源。而数据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它是知识的源泉，是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原材料，是知识竞争的重要支点。拥有海量规模的大数据已为国际贸易主体带来新的优势来源：基于国家主体层次，庞大的数据资源储备被各国提到战略高度，将成为新的“知识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综合竞争力；基于行业或企业主体层次，大数据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发展机遇，并作为新的、重要的生产因素成为行业或企业发展的“未来新石油”，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些新的比较优势的培育，将成为新的贸易动因，推动贸易进程。

2.大数据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多样化

本文作者：张海霞1 张旭亮2 作者单位：1.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处

一、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创汇产业，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旅游流也是一种贸易流。据WTO统计，2009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431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10%①。旅游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贸易产业之一［1］。对于贸易现象的产生，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决定着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后者则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育水平是由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决定的。随着地方专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旅游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解释性日渐减弱，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推动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新贸易理论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

传统的旅游产业研究多从供需视角展开，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旅游产业发展普遍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更大程度上仅是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演化规律的总结，很少关注“旅游产业组织”的演化规律。全球旅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和目的地从本地市场融入到全球旅游贸易网络，这一过程是否受到某种旅游产业组织发展规律的影响?而其中传统贸易理论里的要素禀赋、技术条件，新贸易理论里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本地市场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现象也曾经存在于整个产业经济学研究之中［3］。克鲁格曼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假设［4］，将三者之间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联系了起来，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融合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分析旅游产业组织的发展演化，仍待旅游学术界进一步厘清。为此，本文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经济和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转向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假设，尝试运用本地市场效应模型验证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以期为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寻找新的切入点，亦为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的优化发展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到两种不同结论:一是受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影响，认为是供需关系、要素禀赋和技术因素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二是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地方化、产业空间集聚、规模递增效应引起了旅游产业组织的变化。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地方旅游产业的组织以旅游需求的变化为基本参照，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和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汇率等因素影响着旅游流的大小。旅游需求模型相当长时间是国际学界研究旅游贸易问题的最重要分析框架［5］，但从需求视角解读地方旅游产业组织的基本规律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相对忽视了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对游客忠诚度和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Geyikdagi对土耳其的案例研究就证实:“作为供给变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均旅游收入、旅行成本、汇率等需求变量”［6］。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是与要素禀赋相关的供给变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供给变量相对需求变量而言，对地方旅游产业组织变化有更大的推动力。

Crouch和Ritchie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刻画地方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出“正是旅游资源不断改变着目的地的禀赋条件，从而影响着目的地的相对竞争优势”［7］，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存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于与旅游供给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使得传统的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加关注需求因素。随着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基于要素禀赋的供给视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Jie Zhang和Camila Jensen从供给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旅游产业，指出资源禀赋、价格、资本投入、技术等是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8］，理论上验证了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催生旅游流的主要动力，从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中为全球旅游业发展寻求到了理论支撑。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到旅游供需与旅游贸易的联系，如刘林青、李文秀等在研究中就指出“丰富的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指出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贸易存在相互关联。吴玉鸣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探讨了中国省域层次的旅游产业弹性，得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是中国目前旅游产业增长的主动力”的结论［10］，再次验证要素禀赋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在模型构建时未考虑需求变量的作用，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关系上的解释上存在局限性。孙根年不但提出了“旅游-贸易互动”的假设［11］，后续研究中又指出旅游资源丰度、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对于日本游客到访率的解释度高达97%［12］，验证了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此研究中强调的“旅游资源”和“区位指数”两个解释变量属于要素禀赋因子，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发展的解释。尽管区域旅游与对外贸易的互动性得到了证实，仍需进一步探讨旅游业本身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其产业组织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学派。该学派秉承古典主义传统，深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地发挥作用，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衰退、失业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如果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干预，私人经济将是内在稳定的。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依据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货币中性等来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相机抉择。一般来说，政府干预市场通常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对这两种手段均进行了否定。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通过“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理性的个人将会预期政府将来一定会为弥补政策赤字提高税收，他们就会减少当下的消费，而将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这样政府虽然扩大了支出，而民众却减少了同样的支出，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于货币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们坚持古典两分法和货币中性，认为货币只是蒙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即货币决定价格，就业决定产出，货币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此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还依据“动态不一致”(dynamicinconsistency)命题来质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即当政府出台某项经济政策时，可能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政策总是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当政策出台时，客观经济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不得不考虑政策的再次调整;二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政策的力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总是存在超调或调控不足的问题。据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试图干预市场、烫平经济波动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动态不一致问题的存在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聪明才智寓于广大民众之中，而非集中在华盛顿”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出清(marketcleaning)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核，而理性预期、货币中性、动态不一致、弹性价格和弹性工资等假设构成了其理论的保护带，而政策无效性命题则成为其自然而然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以及直接投资的数量增加，要素流动的范围及速度也得到了提升，人们对于要素流动更加关注。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阐述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要素观的应用，探究了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中观效应以及宏观效应。

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中国古典文学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来越重要。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很难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优势，因此古典文学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