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学全文(5篇)

本文作者：杨敏、马策 单位：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利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在收集云南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以云南某综合型国有投资公司为例，将其10年的投资数据作为单独变量纳入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建立回归模型，从定量角度客观、独立的对各个变量对云南经济发展作用的大小做出评价。

数据采集

通过查阅2002～2011年的《云南统计年鉴》，提取了云南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3项指标的10年数据，并分别以“云南生产总值（GDP）”代表云南经济发展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一栏的数据代表“国有经济投资额”。此外，还收集到云南某综合型国有投资公司2001～2010年的投资数据，以此判断国有投资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数据见表1。

变量间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图1可以初步判断各变量间发展趋势基本呈正向相关关系。根据经验分析，GDP与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及强度大小，我们尚不清楚。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当把超过1个的自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多重回归时，不仅要处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要兼顾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1］。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变关系的话，则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2］。这样，原本希望更多自变量的加入会提高拟合优度，从而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但结果却可能是拟合优度的确提高了，而同时估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却降低了，这反而又会降低预测的精确度［3］。因此，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本文首先对云南生产总值（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利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我们得出变量间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3个变量与GDP之间的线性相关度均在094以上，为强线性相关。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线性相关度最高，达到099以上，接近于1，表明两个变量联系紧密，同增同减。同时，从表2中也可以看到，3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也均在085以上，而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r比较高，譬如超过07或08，那就意味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4］。由此可以断定，在未来模型的构建中，为保证模型的拟合效果，增强对现实情况的说明程度，3个自变量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模型中，而只能建立单一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进一步验证各变量对GDP的影响和贡献大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下将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一探讨。

GDP与投资的回归模型

摘要：作为我国整体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宏观调控着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倾向，不少国有企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对这种现况，本文以国有企业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分析经济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加强国有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法对策，希望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举措分析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还需不断努力。面对这样的状况，紧抓经济管理工作在企业提升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建设能力。将现有的管理机制实现优化处理，并对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进而提出可靠的应对措施，以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管理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微观经济学，其二是宏观经济学。其中宏观经济学可以在国民的实际经济活动中起到有效的控制与调节作用。在微观经济管理中，其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组织的经济活动等的一种监督管理。在此基础上，经济管理主要是借助在多种行业与技术的综合基础上加以融合，其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与运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重视。我国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于国有经济，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国有企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伴随着国家经济快速的发展，国有企业在管理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不足，由于国家政策主要倾向于国有企业，导致有些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的支撑，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新经济时期的到来促进了各个行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前提下，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经济管理当作工作重心，只有不断改进固有的经济管理体系和方式，才能更深层次地发掘国有企业的发展优势，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做好带头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力量。

一、经济管理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如今，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也开展了相应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措施。经济管理的存在，就是将现有的国家经济水平进行有效的调节，在合理的协调作用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实现对现有的社会经济的组织与管理。因此，我们在分析国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为企业带来的众多积极影响作用时，首先便要从其自身的管理措施以及内容作为出发点。一定程度上，经济管理在运行中其相关决策与工作部署的内容均是按照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规划设计以及风险来制定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由于其特殊性，国有企业的发展与规划过程中融入经济管理措施，可以起到一定的引领性与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在企业管理层中做到警醒的作用，从而有效提升防控能力。

（一）促进与补充我国在迈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新经济形势的影响下，将国有经济体系推向了高峰。当前，国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变现在以产业经济为主的发展体系，除此之外，可以通过产业经济在多个区域与行业中实施工作计划。在这一过程中，将众多企业联合起来，在紧紧相连中，促进多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并共同为国民经济贡献力量。

（二）协调中促进稳定从大局发展角度分析，国有企业的发展与一般企业无二，在经营过程中也会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在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中，国有企业在其中不仅能起到协调的作用，还能进一步确保经济发展局面的稳定，继而在有效调节中实现对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干预，并且还能有效地对社会资源加以优化与配置。除此之外，鉴于我国的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地区差异性作用下，国有企业在期间展开了较为有效的协调工作，在工作中实现了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局面，进一步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差异。

摘要：所有制即为常规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观点，依附于生产资料的主体可以分成公、私两类，前者涵盖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而后者则囊括了非囯有的企业、个人以及外资所有的体系。混合所有制是公、私并存的另外一类形式，即为通过差异化性质的所有人员，在此基础上依附于相关标准，实现资本融合经营的一种体系，也就是包括了囯有、集体、个体、私营以及外资等资本形式，企业出资结构具有较强的繁琐性。因此将以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风险及防控初探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关键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风险；防控

1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政企分离即以产权构架的多元化为基础，在国企改革缓解全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从根本弱化国企股东持股比率，进而完善国企股权构架，达到投资主体与产权多元化，为深化公司法人治理构架、拓展市场化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依附于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够让企业受到差异化性质所有制投资主体的约束，进而弱化上级部门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企业能够依附于市场化标准择取最为有效的发展战略，因此构建合理、高效的内部制度，深化决策的有效性，避免“内部人控制”的弊病，最终实现政企分离。国企能够经兼并重组、产权转让以及增资扩股等方法，促进国有资本进一步向支柱产业集中，经资本的流动完善国有经济体系。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潜在投资主体不会有身份的约束，国企能够经融资，拓展资金来源，进而完善资本构架，提高发展速度，并加强国企影响力。经不同形式引入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革，能够让国企获取增量资本，并制定灵活的经营模式，最终达到提经济活力及带动力的目的。

2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风险点

以整体分布为基础进行分析，国有经济整体格局存在过宽的问题，尤其是在特定的竞争领域，国企数量较大，不过“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逐渐凸显，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凤毛麟角。在公益性领域与民生领域，国有经济需要起到更为主要的作用，不过实际上却存在着缺位与“欠账”等弊病。而且，国有经济在发展战略性产业领域无法起到引导作用，未构建有指向性的作用。虽然现阶段国内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企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形式上逐渐过渡为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的内部治理构架，不过其运行模式与实际效果，较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国有股东通常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不但能够行使股东权利去改变企业决策，同时还能够利用行政权力去引导企业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企业出现经营目标多元化的问题，这从根本提高了企业治理的难度。而且，董事会基本都是以内部董事与控股股东代表为主，因此大股东会存在“越位”而影响企业经营、侵犯小股东利益的问题，或是所有者缺位、制衡体系缺失，导致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弊病。

3防控措施

一、低碳经济发展新趋势

(一)专业生产要素和创新体系加速形成和构建

发展低碳经济，创造其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是首要条件，低碳经济需要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专业的生产要素，比如低碳技术型人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和设备、良好的碳金融融资渠道等。同时，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低碳技术创新，高效的低碳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专业生产要素的获得和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长期投资和建设。以2008年清华大学率先成立的“低碳经济研究院”为标志，企业通过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我国在低碳技术性人才培养、先进的低碳知识生产和技术研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二)区域性的低碳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中国低碳环保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5%～20%，未来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十二五”期间，国家环保部等部门将通过多种措施推动低碳环保产业发展，预计我国低碳环保产业投资将超过3万亿圆，这将进一步促进相关低碳产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形成低碳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低碳产业、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共用某些技术、共享营销渠道或服务，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些产业通过空间集聚而形成经济增长极，这个经济增长极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

(三)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行为获得合理的低碳发展成本收益

低碳经济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之一而出现的，它从属于市场经济，但在市场经济之外又有所突破。它在运行和发展过程当中，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仍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建立一个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低碳经济市场体系。同时，它又允许或者说是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等非市场行为，以此来推动可持续性的低碳经济市场体系的构建和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拓展。任何一种理论分析都要以一定的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作为前提和基础，在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践行主体，研究其经济行为目标演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度的选择与安排方能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

一、改革方式、战略选择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先跨出了第一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去思考和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希望在理论上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这个集体的努力也在事实上推动了本土经济学家向现代壮行的进程。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1)价格双轨制:企业高于计划配额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2)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3)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激励搞对，也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而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微观经济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4)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从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

二、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必然引起我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的兴趣。首先，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过程看，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伴随所有制结构改革，尤其是重塑公有制形式的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哪个地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力度大，哪里的市场经济进程就加快。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改革初中期对传统“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的突破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作保证。其次，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对计划经济背后的制度层次的否定，而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计划经济的体制或机制层次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以市场取代计划为基础机制配置资源，主要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机制的否定，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必须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即市场取向的问题，却并不表明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或机制所依赖的制度基础问题。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层次否定，具体体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单一公有制结构的否定。由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构成的公有制结构，曾是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这种公有制结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缺乏开放和活力，排斥市场和流通。而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则突破了这种公有制结构。这里“公有制”，除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从而使公有经济成分具有了充满活力的新增长点，并以之带动对传统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对单一“公有公营”实现形式的否定。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相适应，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仅有“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集体民营”两种。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公有形式，也就不能不采取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要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三是对公有制那种由低级向高级“穷过渡”的否定。传统的公有制结构不但形式单一，而且追求高级化，于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特点，推行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的过渡，从而也加剧了公有制更加单一化。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且又呈现多层次的特征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相结合，根除了指令性计划所赖以的国有经济包打天下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既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信心，也给予他们可以借鉴的政策方向。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也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林毅夫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均认为，中国这一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于瓶颈领域以促进长远发展的经验，对危机下的其他国家都有所助益。当然，在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政策也有过诸多失误。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决策为中国应对各种经济挑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就举例说，正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采取负责任和审慎的财政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额都很低，从而使中国有空间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政府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中国发展模式也需要不断深化和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中国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可应变的战略和政策基础上的;而一系列旧问题得以解决，新问题又会产生，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也必须进行转变。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并会由此产生新模式。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斯蒂格利茨评价道:“我们希望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中得益。”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