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文化全文(5篇)

摘要：“提效增质”已经成为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基本要求。新兴技术加持虽可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呈现与精准化供给，但对当前基层文化建设中群众主体性缺失、文化内生增长不足以及公共文化失序等痼疾却并未提出有效的方案。文章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新的参与路径，进而聚焦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供给”“科学决策”“内生性增长”“政社协同”以及“秩序重构”五个路径，以期能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嵌入；多要素参与

一、背景

2019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根在基层，活力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依旧存在“公共文化设施落后、文化经费投入不足、群众参与有限、服务效能低下”以及“文化专干专业性不强、本土文化挖掘深度不够”等现实难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能力/支持要素”与“群众实际需求”之间的不相匹配，因而，如何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如何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文化供给、行政决策，注重本土文化挖掘、基层群众动员以及重构基层公共文化秩序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18年8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中，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次年，习总书记又正式提出“四全媒体”这一概念。这不仅意味着全媒体背景下媒体生产与传播的全程化、全效化、全息化以及全员化，标志着媒体“无处不在”“万物皆媒”的应用场景与诉求更为强烈，也体现出融媒体建设的鲜明“服务功能”转向。实际上，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因其服务的地方性，媒体的公有性、组织性以及数字交互性等优势，其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成效，则直接影响了基层群众的公共文化体验与获得感。因而在对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县级融媒体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事实上，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思考中，“既有利于县级媒体扩大舆论影响力，壮大发展实力，也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可以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出现，为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独特的视角。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县级融媒体

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部分学者开始寄希望于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由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格化、数字化建设被提上议程：有研究者强调要推进基层“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硬件设施建设，更好地整合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改变原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形态；也有学者呼吁要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借助互联网渠道以及互联网技术来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还有人强调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等。但在当前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数字技术”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研究中，大多照搬“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既有成果：一方面，其忽视了基层文化的特殊性、在地性，忽视了基层文化的内生能力，也忽视了基层的公共文化秩序等问题；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作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会存在何种缺陷，导致什么问题仍缺乏关注。与单一的技术嵌入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体现在其能加强与基层社会的技术连接、实现社会服务数字化等层面，更体现在其内在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渠道优势以及舆论引导优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既体现了国家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本地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服务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必须高质量地实现从单纯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转变，通过对县域各类资源的整合与调度，为县域内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必须立足于“信息服务”和“公共服务”这两个基本框架，实现“媒介融合”与“功能融合”的双融合。是以，在当下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讨论中，关于“媒体”与“社会服务”的讨论比重逐渐增加，媒体融合也呈现出鲜明的“服务”转向。以至于沙垚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助于完成基层社会的重建，对于乡村文化的治理也呈现出一种媒介化的转向。可见，针对当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与不足，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但要注意的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多种媒体技术的融合，同样也是组织、人才、资本、机制以及媒体形式等多种要素的融合。而正是这种“技术融合”与“多元素融合”优势的存在，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取向的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既要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但也要运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多元素融合”优势对技术缺陷进行一定的补充。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嵌入”与“多要素补充”这一互构机制。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嵌入”

摘要: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内容创新以及途径创新等等。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创新体现在不仅仅改造旧文化，更是创新新文化；不仅仅是送文化下乡下社区，更重要的是引导基层文化的健康发展。通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创新，不断满足广大湖南人民的文化需求，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成果更好地服务人民，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

公共文化就是面向大众、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又被称为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普及文化以及俗文化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现代科技文化等是公共文化重要源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政府部门牵头的公共部门服务大众，向中国的普通公民提供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在党的报告中强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1]完善公文化服务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深入基层，扎根社区和农村，以市民、农民和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给他们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下面，我们具体从理论创新、内容创新以及途径创新三个方面探讨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

1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

贯彻落实提出的“精准扶贫”，“人”是关键因素。“治贫先治愚”，客观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得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从人的自身需求来看，不只是物质生活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了，我们还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需要政治思想、精神素质的提高。“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2]而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正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湖南人民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是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当中的重要一环，湖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和“精准扶贫”政策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通过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提高湖南人民文化素质和文化素养。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首要的就是要普及、发展群众文化。“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这也就是经常强调的，文艺工作者要走出亭子，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看老百姓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在想什么，用文艺的形式把老百姓的生活再现出来，再表演给群众看，这样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的艺术才会更有生机活力，更有感染力。这也是强调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接地气。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才能更好地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才能吸引人民群众的目光，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中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其他方面创新的基础。因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理论的重要性，理论是用来引导群众运动的。因此，创新当中最首要的就是理论创新，然后，才会有在实践活动中的创新。有了先进的理论，才会有进一步更好的行动，才能为更好地提供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做准备、奠定基础。湖南基层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继承旧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下新结合当今乡村旅游以及新农村建设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继承旧的传统文化的创新，形式虽然是传统的，但加入了新时代的内容，如传统的电影下乡，文化工作下乡，建设基层设立群众文化工作站，基层图书馆或者农村书屋、基层网吧、基层档案馆、基层文化馆等等。在湖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送戏下乡的队伍，以及送文化产品进基层的服务团体。如：湖南省“好声音讲坛——‘三新’进基层”巡回宣讲走进湖南各地市的街道社区与农村，就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百姓话，说党史故事，传递治国理政大方略。但是，还有各地的好的风俗人情，可以挖掘起来，借以发挥，得到发扬。如：在以前湖南有的地方，当农民秋收以后，便乘着秋凉，有在塘基上开晚会的传统，村民们讲故事，说相声，拉二胡，唱花鼓戏，好不热闹。过去无电视看，家家户户来到塘基上乘凉，自编自演节目，塘基上就是舞台，村民们自娱自乐，非常融洽。湖南还有的农村地区，在中秋时节，就有唱花鼓戏，开庙会的风俗，还有的有烧宝塔的风俗。从前的风俗有迷信的成分，现在我们只采用旧风俗形式，把迷信的成分去掉，这样就能改造旧的文化习俗，变成新的文化时尚，让现代人看了耳目一新，这就是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创新，既要把过去好的传统文化继承起来，又要结合现在新形式，把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电子传播的普及等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挖掘新元素，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形式多样化。不要让乡村旅游形式僵化，变成老八股，让人一谈起乡村旅游，就是农家乐，就是钓鱼、打麻将、吃土菜等。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不光是生活富裕，更有乡风文明，因此，将公共文化建设结合乡村旅游，结合新农村建设，把公共文化的发展随着新农村以及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发展，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党组织的重视，上级机关的重视，党来组织，发扬乡村文明；然后，培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培养文艺骨干，让骨干发挥作用，挖掘、了解、采风；最后，让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按照各地的民俗风情，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2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内容创新

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内容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以从上而下的方式为主的送文化下基层模式，如公共文化服务进基层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下而上的，或从群众中内生出来的，土生土长的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并且后面这种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跟具有群众基础，也就跟具有影响力。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不只是需要“送”的这种从上到下的服务方式，更需要扎根广大基层、广大百姓当中，由下而上地服务方式。只有通过从外部“送文化进基层”与从内部“基层自身的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提高群众政治思想、精神素质，以满足群众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从根本上实现“精准扶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就得要求文艺工作者们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这就是要做到上下联动，既有从上而下的“送”文化，也有从下而上的“育”文化。“送”文化下基层是为了提高，改造群众文化，主要送的是“雅文化”。从基层中“育”文化，就是要从群众当中培育、创造出具有正能量的、老百姓爱听爱讲的通俗文化，反过来又为老百姓服务。只有把“送”文化和“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7]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在人民群众当中创造出雅俗共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后，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湖南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湖南省2015年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等一系列文件，扎实推进湖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的建设，加快湖南的公共阅读服务、残疾人文化服务、公共文化场馆开放、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文化遗产门票减免等文化服务项目。到2017年底，湖南省就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首要的就要提高群众综合素质。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提高群众综合素质，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劳动者和建设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我们拿什么来改造提高群众综合素质，贯穿的主线始终只有一条，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贯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调动起来，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并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深入到群众心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当前，在湖南，“送文化进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非常受重视，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湖南已拟定在“十三五”期间，在全省2.5万个建制村中至少每村建设一个文体小广场。湖南也是全国最早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省份之一，湖南已建立了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1个，市级支中心14个、县级支中心123个、乡镇基层服务点2241个，村基层服务殿34754个。并且，从上至下，服务基层，开展放电影、办讲座、搞活动、办阅读以及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服务普通群众，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如湖南文化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组织实施“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计划，打造湖南艺术节、晋京展演、湖南戏曲春晚、戏曲进校园、百姓大舞台、百姓春晚等文化惠民活动品牌。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文化盛宴。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更需要从下而上的“育”文化。毕竟“送文化进基层”，送一次只有一次，送一时只有一时，总是有局限性，还不如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和市民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培育属于自己的土生土长的群众文化，这样，更亲切、更长远、更自由、也更自然。比如，株洲市攸县打造了500个“门前三小”工程，即“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娄底市娄星区组建了17支乡村文艺宣传对，自创节目，农民们放下农具就来到舞台表演。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大学生与当地织娘结成对子，为侗锦进行创意设计，将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现代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在传统工艺中加入了现代科技和时尚元素。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村，在谷雨时节，由千人组成的坪坦村文艺队吹起了芦笙，跳起了哆耶舞，演起了侗戏，绚烂多彩的侗族传统文化以及侗寨的古老建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哆耶歌、琵琶歌、侗族大歌、芦笙舞等也进入了平坦乡中心小学的课程，让古老的侗族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总之，若将从上而下“送”文化与自下而上“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就能促进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

摘要：通过对渝东南四区（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前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效，但普遍存在服务活动供需失衡、人才队伍支撑不足、机构运营管理不善等问题亟待解决。对此，应当建立群众文化需求表达机制、提高基层文化服务人才素养和完善文化基础设施管理体制，以期改善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关键词：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引言

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1]。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赖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相继颁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一系列纲领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既为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制度支持，也为新时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但必须承认，我国西部基层文化建设长期面临农村空心化、财政投入滞后、人才质量不高等“特殊困难”[2]，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掣肘。无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终端和基石，与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切实提高其服务水平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其幸福感和文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3]。那么在新时代下，广大基层尤其是西部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展到底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切实提升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这些既是本文需要予以回应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4]，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部基层的总体情况。对此，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所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统一部署，于2018年3月12日至16日组成调研组，先后赴重庆市彭水县（国家级贫困县）、武隆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南川区（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巴南区（西部发达城区），围绕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等议题，以实地走访、入户访谈、会议座谈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以期为新代期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性指导。

二、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成效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初步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政府主导、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三种力量的作用[5]。现阶段，西部基层通过服务模式创新，普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这表现为：一是在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方面，引入专业化公司，提升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如彭水县将针对新建的体育馆和文化广场尝试引入专业化公司参与运营。二是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基层文化活动供给更多地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如南川区提出“文艺人员办证”和“政府‘下单’—社会‘配餐’—政府认证—政府购买”的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歌舞、相声、小品等节目，满足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文化需求。三是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人才方面，文化志愿者不断壮大、文化志愿服务团队逐步增多，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二）稳标准、促均等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机制大致实现标准化、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最核心的理念、最显著的特点[6]。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近年来西部基层从资金、活动和制度等三个方面着手，加大了公共文化资源向“三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一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设置文化专项资金更多用于“三区”文化人才计划，并为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的设施设备购置提供补助；二是在推进总分馆制建设方面，全面构建功能完善、运行有效的文图总分馆体系，为实现县（区）级优质文化资源输送到乡村提供制度支撑；三是在示范性项目方面，广泛实施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工程，如彭水县和武隆区均依据《“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先后实施“百县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中西部农村文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摘要:在国家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时代趋势下，四川省乐山市政府借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契机，与地方高校乐山师范学院携手共建“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方向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解决乐山市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人才困境的模式，为校政合作、互利互惠共育人才及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和理论思路。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方向班;人才培养

一、“方向班”成立及背景

为确保在三年时间内顺利完成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创建，乐山市政府依照国家《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以及《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西部)》，对乐山市、县、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配置作出了具体规划。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主要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的从业人员，主要由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人员、公益性文化机构服务人员以及基层业余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等组成［1］。具体的人员配备标准是:乐山市级文化单位业务人员占职工总数不低于70%，区县不低于80%，配齐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每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配备2—3名人员。每个行政村(社区)配备1名财政补贴的文化管理员。就当时现状而言，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不仅数量严重不足，且专业人才匮乏、人员老化、学历职称不尽合理。面对此燃眉之急，乐山市政府积极转变观念、立足现实，主动谋划与当地高校合作办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自身创建示范区的人才问题，并为校政合作、互利互惠共育人才、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理论思路。众所周知，文化人才队伍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2］。为就近、就地最大限度地按需、按岗、定向培养“懂行”“合用”“实用”的基层公共文化专门人才，使之具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并尽快了解和适应乐山市公共文化事业现状，乐山市政府在四川省教育厅、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与乐山师范学院充分交换意见，在明确相互诉求与责任分工的基础上，于2016年2月在乐山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由乐山师范学院与乐山市文广新局联合共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方向班(以下简称“方向班”)，首批方向班学员由乐山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三年级的50名学生组成，学制一年半。该班由乐山市政府牵头，以乐山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为依托，以学生就业需要为培养导向。方向班学生在学习期间同时作为乐山市的文化志愿者，参与乐山市创建示范区过程中的各类文化服务活动，既及时补充了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不足，又提供学生学习实践公共文化服务的锻炼机会，灵活地扮演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编外后备军。截至示范区验收时，方向班已经开设三届。

二、“方向班”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保证“方向班”办出成效，在四川省文化厅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乐山市文广新局和乐山师范学院积极发挥高校与政府所长，本着人才优化的原则进行了充分的资源整合与调配，创新性地解决了该方向班课程设置、师资保障、教学方式、日常管理以及就业等问题，在校政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具体实践如下:

1.按需按岗培养，需求优先

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南省林州市南乐县灵宝市等12个县渊市冤区120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从基层文化场馆建设及公众使用情况基层文化活动开展及公众参与情况等角度分析河南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河南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引导公众合理文化消费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供支持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建设；文化活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建设提出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的要求，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了准确掌握河南省基层公共文化场馆建设、文化活动群众参与情况，我们于2016年底，选择河南省的林州市、南乐县、灵宝市、兰考县、永城市、舞钢市、淮阳县、巩义市、淅川县、焦作市解放区、洛阳市涧西区、漯河市郾城区等12个县（市）区，开展随机电话访问，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206个，其中，城镇居民655个、农村居民551个，在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一基层文化场馆建设及使用情况

1.公众对当地公共文化场馆位置的知晓率和光顾率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48.3%的公众知道所在县（市）区图书馆具体位置；知道所在县（市）区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位置的公众比例为39.3%；知道所在街道（乡镇）的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位置的公众比例为28.0%；知道所在社区（村）的文化活动室的公众比例为37.0%；对各类文化场馆位置均不知晓的比例达30.8%。针对知晓文化场馆位置的公众，我们进一步询问其最近一年光顾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光顾过所在县（市）区图书馆的比例最高，为38.3%；第二是所在社区（村）的文化活动室，比例为28.1%；第三为县（市）区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比例26.6%；街道（乡镇）的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光顾率为22.6%。还有42.1%的受访者表示，虽然知道位置，但最近一年没有去过以上各类文化场馆。

2.公众对当地文化场馆交通便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