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理论全文(5篇)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据此揭示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演变趋势: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和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发生变化直至走向衰亡。毋庸置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市场经济能够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是迄今为止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虽然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会出现市场失灵等现象，但社会主义在运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通过制度的优越性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也能够使我们防范和遏制经济危机的发生。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有力地纠正、抑制市场经济中所固有的弊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按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制度下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生产力大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提高，目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的制度保证是高度一致的，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致性，公有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经济运行要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尤其要按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进行生产。这一点是我们克服和防范经济危机的最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国有经济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如铁路、采矿、银行、航空、高科技产业等关键领域，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是中国经受国际金融危机考验的重要基础:

1．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系统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在中国，银行业以国有(控股)银行为主导，一方面保证了政府对银行的监管能力，使得银行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公众责任，或者为了利益经营一些危害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业务;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具有较强的信用功能，使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从而防止挤兑现象的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而且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金融系统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深刻危机的主要因素。

2．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等。

3．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经济结构。实践证明，实行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克服和战胜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及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负增长达四年之久。鉴于此，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逐步介入其经济发展之中，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形成完备的金融监管和信用制度。当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甚至出现了更为剧烈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私有制的矛盾及其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是失效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具有显著特征或者优势:坚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宏观调控具有有效性、计划性和科学性等优势。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时，以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明确提出，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既可以弥补市场失效的缺陷，又可以弥补政府行为效率低的缺陷。例如，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上述十项措施不仅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能有效解决中国工业自身存在的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市场竞争力弱等单纯依靠市场所无法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还具有有效性、计划性和科学性等优势。

1．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能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有效调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势。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可以说，坚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将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引入社会发展的目标轨道;另一方面可以疏导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而有效地发挥，由此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效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条件进行国家的宏观管理。“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1］

一引言

2003年春节过后，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急性传染性疾病SARS，波及面广，影响深远。这场灾难的背后，暴露出中国政府在预防控制突发性事件问题上的薄弱之处。SARS事件给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人员往来频繁、资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系统地防控重大突发事件，使其影响降低到最小。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不少缺陷。这些方面主要表现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缺少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政府在指挥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缺位；日常应急储备缺乏；信息报告系统分散、缓慢等．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应急反应的行动迟缓、手段匮乏。

社会意义上的突发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类：国防突发事件、传染性疾病突发事件、科学实验突发事件、交通事故突发事件；自然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各类突发事件都有其特点，其共性是突然发生，难以预知，危害巨大，影响深远。

二SARS事件引发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威胁，并给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它不仅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使政府的公共管理面临着一个新课题，即如何管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随着现代政府管理的复杂性日益加剧，政府管理的脆弱性亦日渐突出，特别是当社会爆发危机时，政府往往手足无措、难以应对，导致危机的后果迅速扩散，社会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有序地管理起来，使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达到最小限度，无疑成为政府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

危机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出版的《危机管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计划》一书(CrisisManagement：planningfortheinevitable)该书的作者StevenFink曾在1979参加过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件的处理工作，之后，他对危机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最早国外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促使企业的经营者加强企业的防卫管理的研究．但当时的危机管理研究只不过是单纯的危险对策、保险管理、安全技术和防灾计划。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R．Blake和I．Mouton针对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系统。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将政治科学中的危机理论扩展到经济及管理领域，探讨企业在陷入危机后的紧急对策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企业危机现象时，提出将管理失误作为危机起源来研究其过程机理．我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才展开了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而公共管理危机的研究近几年在中国才初见端倪。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针对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一些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1］刘志强认为，一国内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一、基本情况及分析

㈠基本情况

我区总面积18203平方公里，辖8县一市一特区，总人口39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0万人，占总人口的89.7%；2007年底，全区耕地面积261.51万亩，人均耕地仅有0.66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农业区域经济地区。

1.农业生产情况

我区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溪河密布，光热水同季，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是贵州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2008年，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63亿元，同比增长22.36%。其中：农业产值71.76亿元，同比增长15.78%；林业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16.03%；牧业产值48.70亿元，同比增长36.34%，渔业产值1.58亿元，同比增长20.6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4.01亿元，同比增长0.75%。在主要农产品产量中，油菜产量下降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年初的凌冻灾害引起的减产。

2.农民收入情况

2007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2元。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57元，同比增长22.11%；增收源来自农民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约为40%左右。但横向来看，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省2880元和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