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全文(5篇)

一、《古史甄微》的著述背景、重要论点与学术贡献

《古史甄微》是蒙文通先生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后，正值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人曾依学术研究风气将当时古史研究中的流派区分为旧史学派、新史学派和疑古派，①并对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作出如是评价:“所谓旧史学派者，一遵往古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不稍更易;或更博采诸子，以相塗附。新史学派则依地下掘得之新史料，以补旧史之偏而救其弊……惟真是求，惟信是录，态度最为纯正，成绩亦特为卓异。其疑古一派，则稍窥皮毛，率尔立异，师心自用，如饮狂药，一切旧史，目为土饭;以现代之理论，决遂古之事实;深文周纳，惟意所欲，裂冕毁裳，靡所不至……”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区分实仅属作者一己之见，对不同学派尤其是古史辨派学术风格的评价，也并非完全公允，但从以上文字，我们大体可以领略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的时代，中国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低迷徘徊之后，正在中西文化思潮激烈碰撞背景下经历着新陈代谢，并向着科学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按照蒙氏《古史甄微•自序》的记述，《古史甄微》一书的撰著是受到其师廖平的一则命题的启迪: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

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①廖氏命题提出于1915年春，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并力求符合科学精神的新史学尚刚刚起步，受到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影响而引发的古史辨运动尚未展开，因此，从学术路径看，廖氏的这一命题大体上未超出中国传统历史考据学与疑古辨伪理论的总体范畴。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及由此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古史新证的学术实践，不断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挑战。面对异彩纷呈的各种新旧学术思潮，直接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刘师培的蒙文通先生，力图克服旧史学之杂糅、泥古等种种流弊，试图就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甄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出于此种学术动机，蒙氏撰著了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古史甄微》。该作发表后，长期受到中外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在《三皇五帝》一章，蒙氏对流传数千年的古史系统大胆提出质疑。蒙氏引述谷永之说和师古注释，明确指示:“三皇、五帝之说，起自晚周”。蒙氏引证古代文献，论及“五帝固神衹”，“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五帝固神衹，三皇亦本神衹，初谓神、不谓人也”。

在对“帝”、“皇”本义作文字学考察的基础上，蒙氏指出:“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②蒙氏在揭发三皇五帝之说发生次第的同时，依五帝、三皇说分别始见于《孙子》、《庄子》推测:“三五皆南方之说，驺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遍于东方北方”。③蒙氏在考察三皇说渐次发展演变之迹及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形成过程的同时，对九皇及盘古的传说进一步提出质疑:“上古部落而治之时，各长其长，各民其民，乌有所谓三皇、九皇、盘古之说哉!”在《历年世系》一章，蒙氏发现，早在司马迁著作《三代世表》时，古代文献有关黄帝以来的年数，已无可考。班固《世经》及以下《帝王世纪》所记唐、虞、夏年数“固一家之言，未可据为征信也”。④征诸相关文献，蒙氏发现司马迁以五帝以来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自抵牾者”，⑤并由此得出结论:“三代世系之不足据，事甚明凿”。⑥所以，蒙氏评说“郑玄、谯周皆信《生民》、《玄鸟》之诗，共言五帝三皇传世之远，……则于《世本》众家所说之纷纭缴绕，如斩乱丝，廓清摧陷而无遗也”。⑦综上所述，蒙氏以古代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体系皆晚期之说，不足信据为证，彻底打破了流传已久的三皇五帝说，蒙默先生以此即蒙氏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⑧

然蒙氏“并非娲燧牺农两皞祝共诸传说而摒弃之，故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⑨由此可见，蒙氏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瑏瑠此外，《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章，蒙氏在打破传统的三皇五帝体系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探究上古时期的部分历史真相。蒙氏尝试性地提出了“太古民族三系说”。他将我国上古居民划分为三个民族部落集团，谓其分别分布于江汉、河洛、海岱三个地区，其姓氏、部落、经济、文化各具特点。有的学者指出，蒙先生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尤其蒙氏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瑏瑡由此可见，蒙氏“太古民族三系说”的建立，对日臻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建立是有开创之功的。长期以来，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一方面慨叹上古文献的相对贫乏，同时又注意到上古史料自身的复杂性。先秦史料“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瑏瑢对史料的考据辨疑为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据守经籍，宗法汉儒学风的主导下，中国古代学者对上古史料的的辨疑长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夕，顾颉刚先生仍较为客观地批评被誉为“新史学开山”①的王国维先生受“传统学说的包围”，其“《殷周制度论》根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这是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②

由此可知，蒙氏突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彻底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首次提出“太古民族三系说”，其学术价值和此前不久顾颉刚先生“古史层累地造成”说③及“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④的四条法则一样，“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⑤被学术界盛赞为是继崔述之后中国古史学上的“第二次革命”。⑥综上所述，蒙氏《古史甄微》“运用大量经典以外的材料去揭开早已被儒家经典一元古史观所淹没的古史”，“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学术界誉其“是革命性的论述”。⑦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蒙氏有关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究，既不同于旧史学派，亦有别于新史学派和古史辨派，而是更多地在旧史学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科学方法，融入新的观念，开辟了一条旧中有新的学术路径。对此，时人曾对蒙氏学术理路有较为公允的评价:蒙文通先生“自树赤帜，发明古史三系之说，以推阐往事，不偏于新，不党于故，祛门户之成见，治今古学于一炉，博稽众籍，惟信是征，错综比较，以验厥情;其诚不缪乎近世科学精神，而深合乎培根之归纳法矣。”⑧沿着新的学术路径，蒙氏在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说的基础上，“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⑨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了对中国上古民族、文化理论的建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蒙氏以“太古民族三系说”为骨干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不断迎接着学术界的是非褒贬，但历经八十个春秋，该理论的学术地位却在学术界的臧否中不断得到彰显。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蒙氏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系统考察民国时期中国古史的学术倾向和中国古典学的路径，因而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学术视野下“太古民族三系说”重新审视

摘要：通识教育在国内外各级高校中已开展多年。古文字学作为通识课程，需要建立合理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上科学地取舍不同阶段的古文字材料。教学方法上将古文字学教学与古代史、考古学、文博学、语言文学等学科相结合，把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增加学生的实用感。以求让学生了解到古文明，同时可以借鉴不同学科间的科研方法。面对通识课的现状，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师的教学观以及相关评价机制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古文字学；通识课程；教学探究

一、“古文字学”与“通识教育”

“古文字学”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文字学作为传统“小学”之一，曾是经学的附庸，传承千年。随着出土材料不断被发现，它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考释结论也在不断更改。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通识教育”一般认为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专业外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①。“通识教育”与我们国家长期倡导的“素质教育”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区别。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项教学实践，国外实践已久。在国内的一流大学中探索得比较早。但很多地方高校在“通识教育”领域刚刚起步。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通识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人才。将古文字学纳入通识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冷门学科的推广与传承，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建设。

二、教学方面的探索

（一）通识课面向的对象以及教学目标

古文字学通识课是面向理、工、农、医等非文科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多数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文字学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高校开设此类通识课，并非旨在培养古文字学专门人才，而是针对非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普及性的教育。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了解汉字的演变的规律以及文字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形态特点，结合实际的古文字材料，让学生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现在通行文字的原初面貌，热爱汉字，更加自觉规范地使用汉字，自觉地传承并发展汉字文化。

【内容摘要】文章以传统技艺为基础，融合数字技术，在人体与动物立体造型艺术比较的基础上开展动物衍生模型创意课程研究，通过梳理二者在造型技术、美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异同关系，旨在构建高等美术院校动物造型艺术衍生模型课程体系，从而构建人体与动物造型艺术相互依存、相生相伴、融合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

【关键词】人体与动物造型;动物衍生模型;课程设计

21世纪以来，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与艺术的不断繁荣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特色，两者的有效结合使众多艺术与科技融合的设计作品不断涌现。新时代艺术与科技的融会贯通已然成为较明确的发展趋势。艺术与科技融合实现的新领域研究成果，促使高等院校课程教育改革不断进步，在美术专业教学资源中融入科技要素成为当下高等美术院校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一、课程设计基础和背景

国外美术教育注重将科技创意思维的拓展与美术专业技能进行融合训练，以实现在基础美术教育中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统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美国教育法》将艺术、科学等纳入基础教育以培养科技与艺术的跨领域人才，欧洲及日本等国也通过政策在教育中重点培养这类人才。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台湾地区台北艺术大学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成立科技艺术研究中心，以进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对而言，大陆美术高校中大多引入了包豪斯设计学院“艺术与技术融合”理念，对设计人才的培养研究较多，而较少通过美育与科技融合的实验性基础美术教育课程设置及改革实践提升学生审美情趣，也较少以美术基础课程为载体提升学生的科技与美学素养，使科技美学融入高等美术院校基础课教育，促进高校艺术教育与科技的融合，推动高校教学中艺术创新成果向艺术衍生与文创产品转化的课程改革研究较少。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中的基础造型训练基本上是围绕着“人”这一主题进行，人体结构、人体写生、人物创作等课程在主流美术院校基础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造成学生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会较多关注以人为核心的命题。然而，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割裂了人与动物的生态联系，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无法回避。艺术教育对生态、动物、植物的关注与日俱增，相关自然生态命题也是造型艺术关注的焦点，对动物的关注是极其重要的艺术课题。“如今在国内，很多领域的古动物复原都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从动物复原的角度进行模型的创建。”①基于生态自然教育的动物造型教学长期缺位，使得以动物为主题的艺术创作难觅踪迹，诸如动物角色明星、动物影视动漫作品及其衍生品。总之，国内艺术教育体系中涉及到自然和生态命题的造型艺术教育和创作实践研究比较薄弱和匮乏。从当前的艺术衍生品市场不难发现，衍生创意品是文化艺术消费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作为艺术教育而言，衍生创意能力的培养要基于学生艺术基础造型能力的升华和提高，是艺术创造力融合商业创意的集中表现。然而，与作为朝阳产业的艺术衍生品的日渐繁荣相比，在负责相关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国内艺术类高校中，却较少开设艺术衍生品专业方向（国内八大美院中仅有四川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开设了相关专业），相关的师资建设、教学资源缺乏，尤其是教学体系构建显得较为薄弱，其中的主要表现是动物造型及创意衍生教学体系的空缺。

二、人与动物造型比较及衍生模型创意课程

（一）课程研究内容

摘要：2011年4月，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将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艺术学作为新兴的学科门类，其学科体系的核心内涵大体可以归结为“学”（艺术理论）与“术”（艺术创作）两个层面。长期以来，在艺术教育领域大多存在着重“术”轻“学”，“术”强“学”弱的倾向。因此，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创新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路径，做到“学”“术”并重，促进艺术学门类下各一级学科的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术”并重；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路径

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肇始于19世纪末叶，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期。被称为“艺术学之父”的德国美学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Fiedler,1841-1895）认为，美学和艺术学是相互交叉但又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因此极力主张将美学和艺术学区别开来；1906年，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德苏瓦尔(MaxDessoir,1867-1947)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并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标志着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1艺术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最早将艺术学学科引入中国的是被誉为“中国艺术学之父”的宗白华先生。上世纪20年代，其从德国留学归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并于1926-1928年间撰写了《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两个体系完备的讲稿，首次在中国提出将艺术学从美学体系中分离，并以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科体系建立伊始，艺术学便归于文学门类之下。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艺术学便是文学门类下四个一级学科之一。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艺术学依然作为一级学科被纳入文学门类之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下增设了艺术学二级学科，形成了两个“艺术学”并存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和运用上的混乱。201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将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和设计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艺术学学科门类的“独立”，在我国的艺术教育领域，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是我国艺术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分离，标志着艺术学已成为与自然科学学科互补共进的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国艺术学科发展的肯定。艺术学门类的设置对我国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自主性，同时也伴随着新的思考。厘清和完善艺术学学科的学理建构，不断加强艺术学理论等各一级学科的建设，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

2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

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学”（艺术理论）与“术”（艺术创作）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艺术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不管原始先民们最初的艺术创作动机是什么，但无论是中国的“百兽率舞”“葛天氏之乐”，还是西方的“拉斯科洞穴壁画”“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都证明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有了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当这种实践活动达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必然出现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古代的《乐记》《乐论》《文心雕龙》等都是有关艺术理论的著作。所以说，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艺术理论就是关于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反之，理论产生后，势必会对艺术创作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一般来讲，艺术学学科的框架结构由一般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组成。一般艺术学大体相当于《学科目录（2011）》中的艺术学理论，而门类艺术学是指音乐、美术、戏剧、设计、舞蹈等各具体的艺术学科。我国著名美学家、哲学家马采先生曾给一般艺术学以清晰的定义：“一般艺术学的研究绝不是对戏剧、音乐等特殊艺术现象的直接的探讨，也不是对宋代绘画或顾恺之等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艺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对象作理论的考察。”艺术学理论是依托于艺术本体，以阐释艺术的原理、批评、历史，以及美学的本质为主要内容的学理性研究。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广泛的、综合的，是以艺术的整体为主的，探讨的是艺术的普遍规律，是对艺术现象及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但是，长期以来作为一般艺术学性质的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薄弱，远落后于各门类艺术学的发展，甚至混淆于各门类艺术学的“学”。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般艺术学性质的艺术学理论，与各门类艺术学的“学”有着天然的和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融合。各门类艺术学的“学”，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设计学、舞蹈学等是对具体各门类艺术学的史论研究，对艺术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艺术学理论绝不是各门类艺术学“学”的总和，二者不能互相替代。门类艺术学以其悠久的办学历史，丰富的人才培养成果，在我国的艺术教育领域已发展十分成熟，而且由于专业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专业艺术从业者，在客观上造成了艺术学学科“术强学弱”局面的形成。因此，如何在不断加强“术”的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加快“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改变“术”强“学”弱的局面，做到“学”“术”并重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迫切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音乐史进行科学化进程的研究，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音乐史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壮大，是科学化逐渐提高的进程，也使得中国音乐史在研究进程中取得有效的成绩。但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来观察音乐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中间依旧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还需要提高，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应更加深入，科学化进程问题应该作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重点，应该得到有效的重视。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研究；科学化进程

一、中国音乐史历史发展

中国音乐史背景是非常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根据有关考古学者发现，中国的音乐历史可以具体的追溯到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长河中，逐渐创造了其丰富的属于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素养。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多个地区的人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从孔子时期传到了六艺唐代的音乐乐器（胡琴）在到西方近代音乐中，中国音乐在吸纳外来音乐的精华要素的过程中不断的给自身带来了发展，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之国，其古代人在自身人格方面的素养是相当高的，国家礼仪方面与国家文化方面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的学习方式。

二、西方近代科学本质

西方近代科学其主张的主要是研究自然界，西方有关学者非常关注大自然所发生的事情，其西方学者尤其重视实践实验的做法，以实验为基础来确定事物对与否，注重实际来得出结果。在近代科学中，西方学者认为直接观察现象并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理论中，科学只认定其实验成果，用事实依据来得出结论，这也就相当于，不能以观察自然的现象来确定事物，而是，要采取科学性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的方式来确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有关学者达芬奇说过，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蜕变出来的，那么其就没有任何的可信性，因为实验本身就是确定世间万物的本质。科学化进程应该遵守，用实验事实来说话，不能以信口说了算的原则来进行，西方哲学中表达了，科学的理念不是武断的理念，而是尝试性的理念，其科学化是不按常理，不根据直观来表现的，而是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理论上，科学研究要有落实，踏实的人来进行，科学所推测的结果是要经过很多次的实验来进行测试的，这也是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主要特点。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第二个特征是科学从不相信权威，是一种自身追求真理以及自由的精神理念，德国学者，爱因斯坦曾经运用犀利的话语指出，科学研究进程是需要精神上的自由的，可分为精神上的外在自由以及内在自由。精神上的外在自由是不会发表任何关于理论研究的见解，内在自由是自身思想上不受任何权利约束。在科学化进程中是不存在最终的真理或理论的，目前所有能用科学解释的事物都只是暂时的，相对应的，科学是没有永远的真理，全部都是暂时性的结论。但是，在成功的理论都只是接近于真理的一种表达形式，最后都要让给最新研究的理论认识，所以，在科学进程方面是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知识。

三、科学实践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