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方法全文(5篇)

摘要：随着学科知识分支日益细化，不同的学科领域的成就也日新月异。在这种新形势下涌现的问题也逐渐超出了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范畴，逐渐出现了以问题意识为核心的采取多学科合作方式进行联合突破的学习和研究范式。问题意识决定了个体的求解路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碰到长期以文科生为主且调剂生源占相当比例等问题，推进以方法为导向教学转向以问题意识为主的教学改革，培养人才的问题意识，把自身遇到的问题不断地转化为科研意识。

关键词：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法导向；问题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建设的日益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治国方略的主要资源，文化遗产或考古学发挥了既有历史深层时间的思考，又有鲜活的生命体验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优势，需要强化人才培养方略的思考，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增强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分析考古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探索问题解决对策。

一、以方法为导向的原课程大纲设计及其问题

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设立于1976年，隶属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1978-2000年每隔两年招生，2001年以后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进行招生，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0人逐渐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为二本录取，2006年后又调整为一本录取。录取生源以高中毕业的文科生为主，近年来高考平行志愿录取促使生源形势更加严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调剂生源也占了相当比例，本科教学中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教学问题更加严峻。郑州大学科技考古课程设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学概论》编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该书进行设计，内容包括考古勘探技术、物相与结构分析技术、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测年、古DNA技术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崔天兴、陶大卫分别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关内容的讲授。目前科技考古参考书目主要有四本：赵丛苍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概论》；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王昌燧先生主编《科技考古进展》。这四本教材中，赵从苍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均以田野考古发掘、整理、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主进行编纂，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清晰的教学和研究思路。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则以专题进行组织案例进行介绍。作为一线科技考古教师，我们在教学大纲设计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发掘、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但这样的课程设计针对以文科生为主要来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为专业必修课设计为闭卷考试，不及格率高达20%；部分同学补考仍然不能通过，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至于随之而来的评先、评优乃至推荐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碍。根据考试的实际结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课程考核形式由闭卷考试改为课程论文考查的形式进行，但学生仍然在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见的问题，如玩手机、看小说等仍然存在，期末课程论文完成质量并不高。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做了以访谈为主的质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生意见多集中在以方法为主包含大量的数理化知识科技考古的课程设计。文科出身的考古专业本科生一遇到数理化知识就很畏惧，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学课堂上很难迅速理解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看到数学公式和化学符号就自然地认为自己根本听不懂。很多调剂本科生源本来对考古就热情不高，再加上很难懂的数理化知识，认真听讲的积极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很少学生把学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关的研究生课程除必修课外，其他选修课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课程响应寥寥。这与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围内兴盛情况出现严重偏差。我们多次向历史学院及学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录取应文理兼收或者以报考志愿为标准降为二本录取，但高考平行志愿录取和调剂政策牵扯太多的现实利益，不能从政策角度轻易改变。2016年起，郑州大学校本部全部一本录取，降为二本或者改变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们必须改变课程设计，降低学生对科技考古的焦虑和不安情绪。韩国河教授在《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指出考古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考古学向为“冷门”专业，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导致考古专业本科学生不少为调剂生，专业不适情绪严重；受某些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误导，考古专业往往被视为和收藏、鉴宝密切相关的专业，呈现出一种误解下的“虚热”。

二、以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课程设计

人类在发展中通过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承解决问题。学科是已获知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科一旦定型，研究者仅从自己设定的领域里自说自话，使问题逐渐脱离实践，最终隐匿了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问题意识有其独特的学理逻辑，大致应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意识到科技考古课程存在的问题之后逐渐更新自己的教学大纲，从以方法为主进行课程设计逐渐过渡到以问题为主组织相关案例、研究方法的课程设计，把方法的介绍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时间，以案例教学为主进行组织和批判。2015年，郑州大学考古学获得郑州大学学科振兴计划的财政支持，逐渐改善了实验条件，购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台式扫描电镜、便携式XRD、Raman、超景深显微镜、荧光体式显微镜等。2015年，向郑州大学申报的新课程大纲添加了新的教学实验计划，主要包括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RD衍射分析仪、Raman、以微形貌研究为代表扫描电镜和超景深显微镜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课程大纲正式施行。我们在组织课程时不再以方法为主，而是以问题为主进行设计，如设计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学等问题进行课程设计，以郑州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为基础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设计。为减少课程隔阂，组织文科毕业的相关研究生介绍自己的科研设计、内容、结果和经验等方面。学生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逐渐改变教师讲课满堂灌的课堂现象，逐渐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的课堂气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绍相关经验的课程时，课堂秩序、参与程度均为最优。在学生分组完成相关的实验设计之后，任课教师对实验设计进行审核和差别化处理，鼓励学生只要能解决相关问题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种不同的方法获取的信息能互相补充、印证，促使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科技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自2016年以来，共收到完整的实验报告14份。其中8份为微体植物遗存的实验报告，分别为小麦类、块根块茎类、粟黍类、豆类等现生淀粉类分析报告。另外6份为郑州大学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主动发掘项目类陶器（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夹砂黑陶）遗存的分析报告，实验设计分别为使用扫描电镜配合能谱和粒径分析软件对夹砂陶的掺合料情况形貌、成分、粒径进行统计分析，以区别不同器类的微观制作工艺。对夹砂陶的掺合料进行XRD分析，区分同类器物但不同风格的器类的掺合料进行区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风格背后人们的制作理念是否体现不同人群的差异。设计的实验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抛光、偏光显微镜镜下观察、扫描电镜观察等实验步骤。学生参与这些实验课程之后，从心理上降低了对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术的畏惧情绪，积极性显著提高，改善了对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这些实验报告不但完成了相关的教学实验计划，也使他们对整个实验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撑了相关的科研计划。2015-2016级本科生共56人，参与培训人数达600多人次，独立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达到近40%，参与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近80%，参与实验人数100%，完成新教学实验计划，学期末课程论文的完成质量优于往年。

摘要:当前,高校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材和可供教学参考的专著有待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立足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考古学学科特点及进行陶瓷研究的特色，文章认为高校考古专业通论课程教学要在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运用两方面进行革新。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专业特色，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教学内容，根据考古工作进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要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加强田野考古实践锻炼。总结这些教学经验，对高校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教学

“考古学”这一名词是直接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考古学作为一门近代才形成的崭新科学，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从欧洲传入我国，至今不过百余年[1]。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多样的遗迹、遗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生动见证。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高校考古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既要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又要起到考古人才培养的先导启蒙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地上好这门必修课，是高校考古专业教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得益于国家重视而发展迅速。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进行了调整，将考古学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使考古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都将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重要的必修课，由于各高校考古专业依托的地方文物资源各不相同，考古人才培养的目标有所偏重，因此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各高校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更多地融入了自身特点。笔者通过总结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就高校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1教学内容要突出专业特色

1.1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材及参考书分析

由于考古学在我国的起步和列为高等院校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加之通论性质的教材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和依托，因此，比较成熟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在我国出现得较晚，教材数量少，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不能及时涵盖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且可供教学参考的具有通论性质的专著较少。目前，国家级规划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有两种，一种是马利清主编的《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此教材立足于大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力求系统、扼要地阐述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充分吸收中国考古学界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另一种是栾丰实等主编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8年出版。此教材以学科基本内容和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为主要线索，贯彻从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抽象思维逐步深化的教学理念，力求突出考古学的认知途径与研究方法，系统而扼要地揭示考古学的学科结构体系、综合性研究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尽可能凸显考古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除了上述两种成熟的国家级教材外，还有数种通论性质的参考书，较早的如易漫白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之后又有蔡凤书、宋百川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英民、李友谋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段小强、杜斗城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上述参考书目中，易漫白版，蔡凤书、宋百川版，孙英民、李友谋版的教材出版年代较早，从内容编排上看，这些教材的参考价值有限。张之恒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因其内容翔实、编排合理而最为流行，使用最为广泛，该书修订版本于2010年面世，并改名为《中国考古通论》，虽然较第一版修改、增加了不少内容，但在前沿性知识方面整体上仍显落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饭岛武次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概论》（同成社，2003年）既具有概论性又具有通史性，专门设章节叙述中国考古学史，介绍考古文化时将遗迹和遗物相结合，还反映了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以上教材和参考书目的情况，我们在考古专业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以两种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主，辅以张之恒版《中国考古通论》和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为参考，注重选取陶瓷考古方面的内容，突出景德镇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资源，穿插引用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2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教学内容

自1921年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并涌现多项令世界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多学科合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证实了中华大地的五千年文明，确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多学科技术的应用，如在遵义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考古工作中均应用实验室考古手段，在清理、揭取、保护文物与获取更多的发掘信息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20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再度发掘尝试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实验室，发掘现场出土的文物很快就能够在现场的实验室中进行实验，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无缝衔接使得文物信息的保存与后续的研究分析更加全面和完善，这也是我国未来考古发掘的新方向。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校园中的开展要从学生抓起，而历史教学与这一工作息息相关。在历史教学中，教授学生最新的历史研究与考古发现是在校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方法。

进入新时代，历史教学不应只是书本上的枯燥文字和相隔千百年的历史人物事迹，而应该与博物馆、考古发现、考古现场、考古实验室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历史教学变得生动有趣，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将历史课堂搬入博物馆能够使学生近距离观看文物，拓宽学生的眼界。目前已有高校将考古现场与VR实验室结合，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考古发掘工作，增强学生对历史、考古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开展历史教学。带领学生走进考古实验室能够打破对考古研究的传统印象，与科技手段结合的考古实验室能够给学生带来新奇的认知，实验室中用数据说话更能增强学生对考古研究结论的认同，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考古研究的过程、结果与历史教学结合能够在校园中、学生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先进的考古技术将完善的考古信息呈现出来，为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更多材料，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璀璨光辉，认清世界各文化的起始原因与发展过程，使学生了解并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占据的卓越地位及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齐菲 单位: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一、filmdeath（电影之死）

电影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为一体，带给人们视听的艺术享受。这样一门综合性艺术，因为人的创造而被赋予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人类的精神与才智也凭借电影得到展现。但精神终究虚无，还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物件才能得以呈现。拍摄电影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促成电影影像的成形；拍摄成品的胶片和数字载体，以实物承载着影像的内容；放映影像的荧幕等设备，向大众展现出电影的艺术魅力。电影的价值在于承载了精神文化的艺术价值，又依靠物质的科技和设备能够创造和呈现。对于影像艺术的追求，推动了技术创新、设备的更新换代，科技的发展，也推进了艺术的美感和表达多样化。而电影作为一门承载了人们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为当时人提供艺术享受，也体现出当时的影像艺术和科技水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精神风貌，也是呈现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影像的保存和修复，与藏书家对书籍的收藏和修缮、史学家对史料文献的发掘和维护等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悉心维护着或纪录或演绎的、承载了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所区别的是载体的不同。然而相较于藏书、史料研究，影像的保存和修复更不为人所重视，甚至发生人为原因主动销毁电影胶片的惨剧。当前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影像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媒介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胶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filmdeath命题（电影之死，主要强调任何一个物质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某个阶段的电影技术的消亡，随之就是这个阶段的某种电影艺术的消失）不断闪现在我们眼前。可面对这个数码时代的全面莅临，胶片等电影传统载体真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胶片其保存的效果较之数码电子产品的优良自然不必多说，同时，胶片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更不应该就此消失。我们可以接受数码转型，但我们不能接受电影因为技术革命导致对应的艺术文化传统颠覆性断裂。当今我们正处在这一转折时期，影像的维护与修复为核心的影像文献学不仅是对电影的抢救与维护、保存，更是对电影文化的保护，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动态视觉文明的传承⑥，如此看来，文献学角度电影研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文化自觉。广西电影作为中国区域电影研究的重点，当前文献学研究并没有系统开展，资料性保存的博物馆学建设也是空白。其实，离我们时间并不遥远的广西电影代表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的胶片文本已经存在一定程度损毁。如此，出于对中国电影文献和广西电影资料的保护等方面的责任，文献学角度下的广西电影研究是必然趋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保存与修复，保存是现代资料馆学范畴，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典型是法国电影资料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库、电影文档及相关物品，资料馆目前每日放映世界各地的电影。电影作品修复则是电影文献学的主体，代表是马丁•斯科塞斯发起的致力于保护、修复老电影拷贝的“世界电影基金会”。努力将拯救电影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的国际机构是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价值核心是确保适当地保护和展示电影。国际公认的电影文献保护文件是1980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和保存电影议案》。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等单位，开始电影文献学研究和发展，而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没有开展区域电影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因此，文献学研究成为广西电影全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二、紧迫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通观电影发展史，每次技术革命都导致发生电影胶片等文献资料被人为有意无意地损毁的历史事件。一是有声片代替无声片、彩色片代替黑白片的技术革命，导致大量无声片、黑白片有意或无意的丢弃。二是1950年代以前硝酸片基的胶片众多，这些胶片在各国因为失火，导致许多经典电影影片消失。欧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多数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销毁旧的硝酸片基的胶片，导致大量电影胶片人为销毁⑦。三是因为战争或政治原因，典型是中国电影。如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导致中国明星电影公司等众多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影片拷贝因战火而丧失⑧。当然也有人为主动销毁，典型是1956年发生的在电影局主持之下，对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重要的作品胶片进行销毁的惨剧，如明星电影公司的许多电影作品以政治不正确的名义销毁了，如早期的经典《孤儿救祖记》⑨。目前，我们数字化技术代替胶片技术，大量胶片因为需要储存仓库、恒定的温度湿度等高标准保存要求、人力维护修复技术与资金投入太大且无明显收益而被多数电影制片厂视为鸡肋，不知如何处理。甚至，有的制片厂因为效益问题，直接将这些胶片丢弃。2014年8月笔者在广西电影集团的调研中，时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匡达蔼等领导均表示左右为难。广西厂的电影胶片存放在一间小房间里，虽然有空调，但是保存效果亦让人担忧。更紧迫的是并没有对胶片进行详细的维护和修复，存在着巨大隐患。服化道等实物文献只是放在一个简易的铁皮仓库里，任其自然保存，没有任何整理和保护，如此现状，更是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迫在眉睫。广西电影史学文献整理也是乏善可陈，如广西早期电影与法国殖民关系、广西地区第一家电影院、放映第一部国产影片的时间、第一位广西电影明星等，抗战时期电影名人在桂林、南宁等地区的史料文献、东南亚诸国电影与广西电影的历史关系，1949年后广西地区电影发行和观影数据、放映队等内容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十分匮乏，如1956年《桂林山水》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奖，这是中国科教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对这次获奖史料文献整理成果就很少，可见，开展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非常必要。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为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因为，区域电影研究和文献资料发掘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基础，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不能闭门造车，要包容性……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基于创作实践的跨领域认知电影成为题中之义……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方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起系统化的中国电影学派”，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磊磊教授更是强调：“中国电影学派要回归电影的本体。”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影戏”提出者钟大丰教授认为：“把政治社会伦理化作为艺术的核心方法，是认识中国电影学派立足的文化根基在哪儿的关键……它是利用中国人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语。……我们更应该关注传递的有效性。”⑩可见，作为中国电影学派重要内容，民族性、系统化、包容性、本体性、有效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这些内容获得充实的重要来源，同时，广西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跨文化、多元化等契合了以上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要求。通过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广西电影影像文献和史料、传播数据等，以生动、具体的电影文献，为“中国电影学派”构建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确证性资料，因而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合理的。

三、跨界与融合

一个新的专业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支撑。电影文献学学理架构的基础是跨界、多元与融合，本底是文献学。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核心精神，包括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两大类，包含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子系统，这些专业都可以拿过来作为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指南。由于突出历史存留和资料性存在，史料学、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专业则是开展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支撑主体和方法论来源，如广西电影史研究最迫切的是史料学。考古学则是历史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如广西早期电影、电影院、演员明星等考证研究就需要考古学专业知识。文字学突出考古和实证性，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是代表，我们在考证广西电影版本、电影剧本、电影改编史料等内容时候，均可借鉴。档案学三原则：“整理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编纂以普遍编目为原则，陈列以就文物之性质相互连贯照应为原则”，亦是广西电影资料档案整理、归类、保存的基本原则，广西各地县市地方志亦是广西电影史料文献的多样来源之一。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离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专业的支撑。电影人类学已经是人类学一个专业，民族学角度对广西电影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电影民俗学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需要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一方面用于广西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数据与文献资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采取传播学专业角度，加强电影发行、传播效果等方面资料的研究。例如广西电影的东南亚传播史文献资料和数据研究，法国与广西电影关系等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等内容。综上，唯有跨界多元融合才能让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形成理论体系、发现新的文献史料、构建全新的广西电影叙述话语。

四、路径与策略

摘要:随着“互联网+”教育的逐步融合，线上教学已成为高校教育模式创新的新方向，教育部一系列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的实施，为线上教学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进入“教”与“学”的过程中，高校正在经历由传统教学模式向在线教育模式的全体系快速转变。该实践是在Canvas平台上进行课程和教学管理，采用Classin平台开展直播课，针对“科技考古”本科生专业必修课程的要求开展线上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信息化时代的教学活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关键词:网络视频；课程管理；直播课；Canvas平台；Clas‐sin；高校教学；科技考古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教育的逐步融合，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大学必须关注的核心议题[1]。教育部2012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一系列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的实施为线上教学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线教育不仅是教学场所的转移，更是从旧的教学范式转变为与信息化功能相匹配的新方法[2]。科技考古网络课程的建设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所驱动，为中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多学科人才队伍，更是响应对中国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重要批示的有力举措。2020年，科技考古线上教学开展首次实践，其经验有助于在线教育方式的重新塑造，并引发传统课堂教学的变革，将对未来的教学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1科技考古课程概况与教学设计

科技考古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设的本科生考古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小班讨论课。课程以《科技考古学》作为指导教材[3]，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实例，对现代科技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介绍，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及时掌握最新考古科技动态，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帮助学生建立文理兼修的考古学学术体系。选课学生既有文科生也有理科生，能形成思维活跃的一个群体。和大多数高校教师一样，笔者之前没有线上授课的经历，在疫情封校的大环境下，从零开始了解这一全新的教学方式。为使全体师生快速掌握在线教学所需技能，北京大学在线上开学前的极短时间内组织了数场线上培训，并通过网络提供各类资源供全校师生学习。为教学提供了北大教学网+Classin平台直播课、Canvas平台+BBB直播课、北大资源、华文慕课等网络教学平台，在了解不同教学平台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开设课程的特点并进行教学试验，科技考古线上教学课程最终决定通过Canvas平台组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以及通过Classin开展网络直播授课。另外，建立班级微信群，通过微信群课程相关通知，进行课程内容的即时讨论。

2Canvas平台课程管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

Canvas是一个可用于教师与学生合作的学习管理系统，有课程资源访问、作业、成绩管理等功能[4-5]。Canvas主页上有非常详细的使用手册[6]，在此不做详细介绍，仅就感受比较深的方面谈一谈。Canvas平台是针对异步教学而设立的，为教授和学习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方便灵活。教师可以在平台上各种教学资料，并且可以分章节、分层次地对资料进行管理。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方式也是多元的，比如布置作业时，可以是书面的作业，也可以视频或音频，利用平台的studio功能录制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插入若干测验，请学生回答。学生完成作业的方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文字、音频或者视频。平台中还可以设置讨论区，其中的一个功能非常好用，教师可以在讨论区设置“学生提交自己的讨论之后才可以看到别人提交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学生发言，并且帮助学生独立思考、开拓思路。Canvas平台还有一项功能对于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内容有很大帮助，即教师可以进入学生界面看到学生所能看到的教学内容，这样方便教师管理作业布置、教学材料的等，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各种任务和作业都可以设置时间范围，这种方式允许教师提前把学习材料和作业提交在Can‐vas平台上，在设定的时间。作业和学习材料一旦，网络会自动给学生发送邮件提醒，学生就可以登录自己的Canvas界面看到，在规定的时间提交作业以及完成学习材料的阅读或视频观看等。学生提交作业之后，在教师的任务栏中就会出现提示，教师可以及时审阅或者批改学生的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批改作业的环节界面也非常友好，教师可以在相应的地方加入批注，也可以最后给出评语。同样，学生可以给教师留言，进行交流。如果教师在布置作业或任务时设置评分标准，那么批改作业后，学生成绩就会被记录。如果教师将所有学生作业批改完成，就可以看到所有学生每次作业的成绩列表。学生也会在自己的界面上看到成绩、评语、批注等。另外，学生登录Canvas平台，利用平台资料进行学习，后台可以记录学生在线时间，这样也很方便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了解所布置任务量是否合适。由于科技考古课程涉及多学科内容，而参与学生的学术背景也是多样的，理科生与文科生兼有，利用这种章节分明、节奏清晰的教学模式，可以及时地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动态，便于教与学的互动。科技考古课程关注学术前沿，除教科书上的内容之外，还需要学生阅读一些科研论文，以了解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和学科最新动态。Canvas平台中的资料库功能可以很好地满足本课程的这一需求，教师可以把资料提前上传到资料库中，方便管理教学资料，也便于给学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