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研究全文(5篇)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理论。通过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中的一般规律性的认知，因此科技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方法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学习意愿也越来越迫切。《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一书应运而生，并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为基础，探讨当今时代如何运用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和规则，做好科技哲学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的有关问题。

本书以“总—分—总”的框架结构论述，共分为十六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介绍了科技哲学研究总的态度和目标、要求及能力等；第四章到第十章分别从个人、集体、创新思维等角度详细阐述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各个方面；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延伸探讨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应用的相关问题；最后一章单独分析了科技哲学研究的关键因素及制约因素。全书理论阐述全面深刻，逻辑结构清晰完整，是一本集理论性、知识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科技哲学类用书。本书紧密结合了我国的现有实际，首次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将科学发展观的四部分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全书。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依赖于正确的、不断发展的方法论指导。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哲学研究的系统复杂性特征正不断向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提出新的挑战，并且进一步要求我们不断进行科学哲学的反思与探索。为此，全书在强调哲学对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和规则，其中包括：做好科技哲学研究工作的三对核心要素——目的和要求、内容和态度、步骤和方法，主观方面的四项潜能——思想和品德、知识和能力、健康和生命、毅力和战术，客观方面的三个影响因素——机遇和挑战、环境和协调、条件和利用，工作过程中的两个动态因素——学习和致用、检查总结和提高。本书也探讨了科技哲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创新原理及创新技法，还讨论了科技哲学研究及其应用的智能化方法，列举有关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应用的若干实例。同时，本书试图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问题进行研究，对科技哲学研究的相关制约因素进行探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及发展、现状、指向和重点。

《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内容丰富全面，重视个体能力的培养和对科技哲学研究的作用，打破之前学科僵化的所属系统的界线，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科技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应用和趋向，这为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本书还通过具体实例，提出用好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创造更高人生价值、发挥个人潜能的建议。

作者：陆蓓钰 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动商的提出借鉴了智商和情商的概念，但动商的研究模式则应当参考脑科学的发展，并适当地将脑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动商的研究中来。本文认为动商的独立性有脑科学的基础并且动商又是多层次性的，对其内涵进行精准定义可能不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同的测量情境可能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动商;脑科学研究结果为动商的分类提供了新思路;可以适当探讨研究动物的动商并将其与人类的动商进行比较。

关键词:动商;脑科学;测量;分类

动商，即运动商数，是反映个体综合运动能力的新兴概念，动商指数代表了个体在与同龄人相比时的运动潜能所处的水平［1］。目前的动商研究主要分为理论探讨和测量工具的开发与完善两大主题。大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两个多世纪以来，从错误的颅相学开始到与人工智能接轨，构成了脑科学发展的历史，脑科学由少数人的猜测与爱好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身、改造自身和环境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运动领域，脑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二者相比，广义的动商包含了一切通过人的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2］，其所涉及的内容之广，即使无法媲美人脑的复杂度，也相去不远。本文通过对脑科学发展史中一些特殊现象和发现的反思，试图对动商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动商的独立性与多层次性

“动商”的概念在最初提出之时参考借鉴了“智商”和“情商”，一般认为动商与智商、情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但是国外一些学者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青少年和儿童的智力、情绪表达能力和运动能力的相关性，仅发现了微弱的相关性或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不存在相关性［3］。在脑科学对视觉的研究中，存在“会做不会认”的实例，即有的人无法通过视觉判断物体的存在，但是却能够准确地使用肢体进行操作，例如无法判断信箱开口的横竖方向，但却每次都能准确完成信件的投寄。这是因为大脑中存在着“是什么”通路与“怎么办”通路，在“怎么办”通路完好的情况下，即使“是什么”通路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人的肢体做出正确的动作［4］。而这种“怎么办”通路，应当在动商的发展中处于优先地位，也是使得动商独立于智商与情商之外的脑科学依据。此外，祝大鹏在探讨动商与智商、情商的关系时认为，王宗平等学者早期提出的“动商的发展先于智商和情商”的观点是一种常识性错误［5］，依据是神经系统是人体最先发育形成的系统，而胚胎在18～20周才开始出现胎动。但是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完整的“怎么办”通路是相对独立的，它的建立同样是包含在神经系统之内，因此祝大鹏采用的依据同样是不充分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动商、智商、情商的先后顺序问题并无太大意义”的判断。除了“是什么”与“怎么办”通路的不同，更精细的实验和脑科学研究还发现:人通过视觉收集信息并不是瞬间同时完成的，大脑对于物体的形状、颜色、条纹、方向、移动等信息的判断是有层次性的。这提示我们:动商的开发可能也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动商的判定依据是肢体动作行为的执行情况，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完成接球的动作，可能并不是他无法准确地操控自己的肌肉群，而是他对速度、距离的判断不够精准，为此所采取的后续训练方法也将是不同的。

二、大脑意识的研究与动商的定义

自2012年动商的研究逐渐增多以后，学者们就展开了关于动商概念和定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动商发展的起步阶段，亟需澄清的就是动商的内涵，一个学术概念如果没有学术思想根基，缺乏明确的研究内容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这个概念既不完善也不能持久。他们提出了在动商的研究必须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动商?为什么要研究动商?怎样研究动商?这些都是体育界、教育界及学术界十分关心但至今仍没有很好地回答的问题。如果不能探清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那么动商将昙花一现，重演“商”之“殇”［6］。但是动商的研究之难有两个难以挣脱的限制:一是智商、情商两个相似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限制，二是动商试图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行为进行客观量化，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物体。而在脑科学研究中，最困难的研究是意识的研究，因为意识是主观的体验，只有主体才能充分感知且不能与他人分享。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内涵问题，非对该领域融会贯通的大师不能解决。被誉为与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科学巨人齐名的克里克在开辟通向“世界之结”的意识难题的道路时，认为“关于什么是意识，每个人都有一个粗略的想法。因此，最好先不要给它下精确的定义，因为过早下定义是危险的［7］”、“在前DNA时代，生物学家从来不会坐在一起说‘在研究生命以前，先清楚地给生命一个定义’，我们只是一往无前地去寻找生命究竟是生命。毫无疑问，对我们所讲的东西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总是好的，不过关于术语定义之类的问题最好还是留给那些专门搞这种事的哲学家去干。事实上，清楚的定义常常来自经验研究，我们现在不再去争辩病毒究竟是不是活的这样一类问题。”同样的，动商研究者都对动商有个大概的想法，但是由于包含了一切通过人的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有与“动”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囊括在内，因此明确动商的内涵并不应当成为现阶段动商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甚至过早地对动商下定义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有可能对动商研究产生限制甚至误导研究的走向或者在未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摘要：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推进了市场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也越来越重视档案的管理工作。在当前信息时代背景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应用高科技设备与技术，最终有效提升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本文主要分析档案管理信息化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对现阶段我国档案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档案管理；信息化；科学发展；问题；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各个领域都逐渐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档案管理领域也不例外。档案在社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行。同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档案管理的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成效并不理想，加上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也让档案管理从业者更加注重信息化发展。基于此，在档案管理中必须紧随时展的步伐，将先进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到具体实践之中，强化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从而不断提升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水平。

一、档案管理信息化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的档案管理工作已开始广泛应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力求在极大程度上提高档案管理的成效。通过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能够较好地提高档案信息的收集速度，也能够进一步优化档案管理工作，从而全面提高我国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在以往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实现信息化后，这一问题就得到了有效处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和传送档案信息，也可以有效利用网络来高效且迅速传送档案文件。同时，在档案管理中引入计算机技术，可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还能够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大大提升档案信息的管理和查阅速度，实现档案管理的存档和分类，最终有效提升档案的利用率。

2.有利于实现档案管理信息资源的共享在档案管理过程中，通过对计算机信息技术加以有效运用，有利于更加有序地开展档案管理工作，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借助网络共享相关数据库，达到档案目录共享的目的，也有利于相关人员随时随地调阅档案卷宗。同时，通过将信息化技术手段检索功能引入到档案管理中，可在极大程度上提高档案信息的查询速度，仅需输入关键词就能够迅速检索到相关信息，这就大大提升了档案信息的查阅速度和数据库信息的提取速度，以此来更加高效且科学地存储和运用档案信息。除此之外，通过将信息技术手段引入到档案管理中能够大大提高档案信息的传输速度，对信息传送流程进行简化，实现档案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最终有效解决以往档案管理中效率较低的问题。

3.满足档案管理的多元化需求在我国以往的档案管理中存在管理方式单一、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足等问题，并且这一管理方式也无法满足当前社会迅速发展下不断丰富的档案管理需求，也很难有效提升档案信息的利用率。针对这一问题，档案管理从业者需要积极实现管理的信息化科学发展，以此来更好地满足档案管理多元化的需求，也就是立足于信息技术，在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促使档案信息收集、处理及存储更具高效性和安全性，还能够实现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档案信息管理的安全性及档案信息的利用率。

一、矿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劳动环境的改善使矿工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重视，从而对自身职业的性质产生新的认识，从主观上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愿意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从而增加了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使矿建企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形成团结和谐的氛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矿建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长期以来，矿建企业继承了传统管理模式中的“以物为本”的观念，忽视员工的需要，不利于员工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对人才的引进，不能建立奖罚分明的制度体系，这在无形中又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1）切实将安全文化建设归入企业管理和建设的日程中，排除安全隐患

从近些年来的矿难事故中可以看出，事故的发生大多是由于人的安全意识不到位、操作失误造成的，必须针对隐患做出有实效的行动：不断加强安全教育，使“安全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安全生产的习惯。健全制度，加大管理力度。从体制上对安全文化建设进行整体的规划，并确立检查考核的办法。通过建立奖赏机制来激励员工安全生产、积极工作。

1发展的基本伦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设必要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恩格斯在1894年的《致朱•卡内帕》信中，把这一论断看作是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这个公民找到的“所期望的题词”，除了这个判断，恩格斯认为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列宁也特别强调了这一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目标，认为社会的愿望和任务是“保证每个人获得不受阻碍的发展，以使别的任何人都不能统治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发展而不断地努力奋斗着。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结论里就指出，“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战争废墟的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全国基本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起步的，所以，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当前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毕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不能空喊口号。所以，“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实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进而，改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成为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所要解决的主要发展伦理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发展的目标在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得到重申和强调。之后，党延续了这一思路，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扩展到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的“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扩展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这都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设必要历史前提。

2发展的基本路径：小步快走

就发展的基本路径来讲，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模式，这种模式有它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它可以迅速地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完成除旧布新的历史任务，激发人的革命激情。但是，在党的主要历史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再沿用这种群众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相对来讲，理性、稳步前进的发展战略更加适合于中国这个超大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复杂性结构。基于这样的历史辩证、理性思考，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和经济发展稳步“上台阶”思想。就前者来讲，这种战略是一种基于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现状的、渐进稳妥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对“小康”社会目标的设定，较之“大同社会”的目标更为现实，更能在经验意义上为人们所感受到，也更具有政策设计上的可操作性，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和认识水平，从而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就后者而言，这种思路在话语上的提出始于1991年8月20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中，这一思想再次被他重申，“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种台阶思想不仅仅囿于经济建设，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他的基本思路也是否定突击、越级提拔方式，“坚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认为这样“有利于干部扎扎实实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也有利于党组织对干部德才水平的考察了解”。这种“上台阶”思路的着眼点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即稳定结合起来，在稳定中发展，以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有“小步快走”的形象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邓小平理论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摈弃了激进主义的发展战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较为理性、稳妥的系统发展战略。

3发展动力的基本要素：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市场

在发展动力的考量上，的逻辑是特别偏重于革命精神的激励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咸菜”，但“这个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同时，特别强调政治挂帅，倚重于道德因素。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模式是“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继承了这一著名论断，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文中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也对革命精神的巨大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重申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的论述和邓小平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由此可见，与其说邓小平的科学发展动力思想是对科学发展动力思想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前者在继承后者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动力系统中加入了新诠释和新元素的结果，体现了一种历史延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这种新诠释的动力因素有革命精神的新时代意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科技、知识分子作用，新加入的元素有社会主义市场概念等。就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等因素来讲，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话语结构中的新提法，但是，其含义却有了新的变化。对于革命精神的理解，邓小平侧重于在经济建设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背景下，把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如他所讲，“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样讲，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大多数现实的人们的思想实际，把革命精神与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产生了调动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巨大动力；新的历史条件下就生产力来讲，邓小平更加强调了生产力的巨大历史客观制约力量和历史决定意义。他指出：革命不仅仅要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现在强调要以经济规律办事”，“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就科学技术来讲，适应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的世界发展趋势，邓小平极大加重了科学技术的评价分量，“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就知识分子来讲，邓小平更加强调了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把‘’中的‘老九’提到第一”，通过落实政策，极大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思想邓小平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后来，共产党进一步把知识分子这种人才资源上升到发展的第一资源战略高度。如果说，以上因素是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动力系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话，关于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属性而只是经济发展手段的思想，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展思想。通过市场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及时、准确反映市场需求状况，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这就克服了计划经济中按照行政命令调配社会资源、生产与需求脱节等一系列弊病。市场机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动力机制中关键的一环，它与邓小平对革命精神、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定位综合在一起，构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系统。综观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思想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结合不断变化的国情、党情、世情，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既有价值维度关怀，也有科学求真旨趣，是一种全面、系统、发展的整体思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邓小平科学发展的思想，对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张秀勤 杨晓伟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