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概论全文(5篇)

摘要：供给侧经济学思想其实产生已久，我国春秋时代的管仲应是鼻祖之一。目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乏力新常态，如何走出困境，客观需要经济学新创新。另外，面对经济新形势，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学；供给侧经济改革

经济问题总是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的有机统一，分析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需求侧问题，同样，分析需求侧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供给侧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的起点或关注点不同来对二者进行区分。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供给方面的，可以认为是供给侧经济理论；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需求侧方面的，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经济理论。另外，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一、中国古代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对经济学有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现存《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看，管仲的经济理论，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第一，《管子》认为，土地是财富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同时主张四大集团不能混合杂处，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1](P21,P127,P129)第三，提倡减税。管仲在对齐国的治理实践中，采取了大规模减税措施。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农业税率为20%，收成差时农业税率为10%；有饥荒就免征，或缓征。总之，管仲的供给侧管理政策，有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崛起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经济基础。[2](P11)我国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至约前390年）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李悝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记》）。同时，李悝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治田则勤，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书'食货记》）但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1](P107)，这属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的一种政策。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需求侧的因素。

一、历史因素：国民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文作者：彭绪梅、彭绪娟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在当今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继续摸索，依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需要进一步强化与实施。我们应依据社会需求，遵循大学生成长的规律以及以生为本的原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积极的实践探索。

一个专业能否获得迅速发展，所培育学生的职业素养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首先取决于其市场定位，专业定位直接影响其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因此，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进行市场细分和调研活动，并结合地缘优势和学科特色，综合考虑生源特点、就业去向、自身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明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熟悉海洋渔业学科相关知识，能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复合性应用型专门人才。以此从目标源头上明确大学生隐性素养和显性素养的双重培育任务，并围绕此中心目标开展其它培育工作。

培养体系由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质与创新教育体系及公共关系辅修专业4部分组成。其中，理论教学体系是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长期根据地，其按知识层次共构建了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3个平台，每一平台都加入了一些素质教育课程，确保职业素养的培育贯穿大学四年整个教育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理论课课程实践、学科基础课课程实践以及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组成，在打好理论根基的基础上，提供职业素养提升的锻炼舞台；同时，还应开设包含政治课程教育、体育课程教育、军事课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共选修课、形式与政策、就业指导、科技创新、文化素养、专业技能在内的素质与创新教育体系，以此全方位、系统化的培育学生职业素养。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达到培养目标、实现良好职业素养的基本条件。从课程结构上看，本专业依据社会需求与培养目标，确立以公共基础课为基础、以专业课为主干、以方向模块课为核心、以相邻学科为辅助、以公共选修课和专业任选课为补充的课程设置结构。各模块结构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课程体系。具体而言：

显性素养培育与隐性素养培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但在实际培育过程中，也各有所侧重。首先，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是一位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各环节诸如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考评、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因此，我们依据社会对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的需求，开设《人力资源管理概论》、《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等专业课程，使学生全面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增强其实践操作技能，提升职业技能素养。其次，作为一个合格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还应掌握一定的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主要知识，特别是熟悉市场、融资、营销、商务等组织运营知识。同时，还应精通国家有关的人事制度、法律法规，能够妥善处理劳动纠纷。因此，我们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作为该专业的主干学科，并开设《管理学原理》、《劳动经济学》与《劳动法》等课程。再次，作为员工倾诉的最佳对象，人力资源管理者需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依据马斯洛的五大层次需求理论，了解每一位员工的需求，适时有效激励员工。因此，我们开设《人事心理学》、《激励管理》等课程。最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包含的内容、涉及的领域、实施的方式都非常广泛、复杂，人力资源管理者要胜任所从事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与组织协调等能力。因此，我们开设《行政秘书与公文写作》、《公共关系学》、《领导科学》与《管理沟通》等课程。

一般来说，隐性素养相比显性素养而言对一个人的影响更重要。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除了要具备相应的显性技能素养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价值观、职业思维、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等内在要素。首先，职业价值观是基础。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我们开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与政策》等课程。其次，诚信是根本。一个具有个人诚信魅力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能获得上级、下级、同事和客户的尊重，有助于他与公司内外关键人员保持有效的联系，有助于建立一个可信赖的人际交往环境。因此，职业道德的培育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为此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在学生中还开展考试诚信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做人”与“做事”。再次，创新、创业是关键。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工作中要具有创新精神，能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创新性的变革，甚至是创造出全新的、科学的、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因此，我们开设《创业管理》等课程，并开展科技创新等课外活动。最后，敬业是保障。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敬业是工作良好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为学生开设《体育》等课程，并开展了军训、公益劳动等活动，在实践锻炼中磨练学生的意志，培育他们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敬业的工作态度。

［摘要］文章阐述了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在开设学校类别、所属院系和专业、培养目标、知识体系、教学课程、实践教学等方面差异化现状，分析出本科教育目标、培养路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体系、教与学的积极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显现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关键词］医疗保险;本科教育;发展策略

1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基本现状

1．1开设学校类别、所属院系和专业存在差异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全国相继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有40所左右［2］。依据相关官网查阅和相关会议交流，全国开设医疗保险专业的高校类别有西医类、中医类、综合类，如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江苏大学等;所属院系主要有管理学院、卫生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医药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理系等;医疗保险作为专业方向分别隶属的专业名称有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保险学等，如江苏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公共事业管理、安徽医科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劳动与社会保障、安徽中医药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保险学等。

1.2体现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逐渐趋于相对稳定

纵观全国代表性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目标和要求可知，总体上培养目标逐渐趋于相对稳定和完善，基本是立足医学特色，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要“懂医学、会保险、能管理”，符合行业需求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但由于各高校自身特点、隶属的专业、外界环境等影响，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目标设置也体现出特色和差异性，有的侧重于商业医疗保险，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有的兼顾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如安徽医科大学、东南大学等。部分高校如安徽医科大学、东南大学等授予管理学学位，部分高校如江西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授予经济学学位。

艺术市场运行机制是指艺术市场运行中各市场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包括内在运行机制与外在运行机制。内在运行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交易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体现的是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外在运行机制包括政府对市场的治理机制、科技金融等市场环境因素对市场的推动机制以及国内外市场联动机制等，体现的是市场与政府、社会等外在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现有的艺术市场运行机制与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推动现行市场运行机制的创新和重构，这是学术研究亟待回答的一个问题。本文就中外有关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述，并提出进一步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建议。

一、中外关于中国艺术市场

运行机制的研究现状中外学界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研究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相关的研究主要存在于4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尚停留在观察阶段，主要是在研究全球艺术市场时将中国艺术市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观察，也有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专项市场如艺术品拍卖市场给予了关注，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赵榆2013）、《拍卖报1995—2005十年珍藏版》（郑鑫尧2010）、《中国拍卖制度研究》（刘双舟2009）、《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赵力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等，学术文章也不少，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内容涉及对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在西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主要属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西方艺术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Baumol和Bowen于1966年合著的PerformingArts:TheEconomicDilemma。国内翻译出版的艺术经济学文献主要有瑞士布鲁诺著的《艺术与经济学：分析与文化政策》、马奇和古德温主编的《两难之境：艺术与经济的利害关系》等。研究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研究决定艺术的经济力量及其经济后果；二是经济分析方法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国内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艺术经济学和艺术市场学领域，研究者大多来自艺术学界而非经济学界。艺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艺术经济史》（李向民，1995）、《作为商品的艺术》（张来民，2002）、《艺术经济学原理》（顾兆贵，2006）、《艺术经济通论》（庞彦强，2008）、《艺术经济学》（林日葵，2009）等。艺术市场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艺术市场研究》（吴明娣，2010）、《艺术市场学论纲》（成乔明，2011）、《艺术市场学》（李万康，2012）等。与西方艺术经济学研究偏重于理论建构的风格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应用问题上，论题主要涉及艺术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交易机制、竞争机制等。国外学者惊诧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快速崛起，但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具体动力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国内学者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普遍认可的发展动力主要有金融化、科技化、产业化、平台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等，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关于艺术金融的代表性成果有《艺术品金融：从微观到宏观》（黄隽，2015）《中国艺术金融概论》（西沐，2016）、《艺术品金融与投资》（刘双舟等，2016）、《当金融遇上艺术》（史跃峰，2017）等。黄隽教授《科技发展给艺术市场带来什么》（2017）一文探讨了科技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中国艺术科技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分析了世界艺术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和中国艺术科技发展的现状。艺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和《中国艺术衍生品市场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中。西沐教授发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在平台化》和《基于平台化艺术品交易模式产业生态的建构研究》两篇文章，探讨了平台化对艺术市场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是业界和学界关注较早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并未产生代表性成果。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机制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的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关于艺术市场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法律规制，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一书最早呼吁要“重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关于艺术市场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中国艺术市场法律规制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艺术市场法律制度》（刘双舟，2021）和《艺术法》（郭玉军，2019）、《艺术品投资法律风险防范》（云大慧，2019）等。

二、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艺术市场相比，中国艺术市场属于“后发型”，国外学者在学术上仍将中国艺术市场视为国际艺术市场的“边缘地带”，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近30年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助于理清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研究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是习惯性地按历史顺序简单地将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和当代两大时期，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国家发展迈入“新时代”之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更多的还是传统艺术市场的延续；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对拍卖市场的研究上，对中国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关注不够；三是研究中存在着表面化和形式化倾向，对中国传统制度智慧的挖掘不多，影响了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就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般原理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对我国艺术市场微观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价格机制的研究则偏重艺术品定价机制的讨论，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与艺术创作的研究时常混在一起，相比较而言，研究艺术市场消费端的学术成果针对性更强一些，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领域。总体上看，对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更多地限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考虑不足，研究结论指导性不强；二是在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受劳动价值论和一般资产评估理论的影响较深；三是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偏重拍卖交易模式，对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电商平台等市场交易模式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私下交易模式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不利于对艺术市场的全面认识；四是缺乏对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研究；五是对艺术市场竞争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就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研究艺术金融的学术成果对于厘清金融与艺术关系、揭示金融对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艺术金融研究主要是为满足“艺术品投资”的需要，导致了将“艺术品”工具化的倾向，且存在着理论“空转”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关于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对艺术市场推动作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艺术产业化不仅能满足艺术消费端的大众化需求，对艺术生产端和供应端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关于艺术产业化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目前还未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艺术市场平台化关涉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电商只是平台经济的初级阶段，目前对平台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电商的研究层面，有关艺术市场平台化的研究亟待深入；数字经济已经不限于互联网经济，还包含了更多数字技术衍生出的经济形式，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艺术市场国际化虽是业界和学界关注比较早的主题，但大多研究成果仅是对国际化现象的观察和描述，缺乏战略指导性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战略定位、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从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艺术市场，将艺术市场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大背景中，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清晰。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中来，并转化为指导艺术市场实践的理论，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艺术市场政策是艺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政策主要通过引导、协调和控制来起作用。《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概论》（西沐，2011）一书中提出的中国艺术市场政策的基本研究思路、架构与研究方法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没有学者继续跟进研究，且与中国艺术市场密切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专项保障政策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缺。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中的制度创新离不开法律确认和保障，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法律规制，但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立法进程明显落后。艺术市场法律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些是针对拍卖市场的研究，有些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有些只关注艺术品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从艺术市场立法角度讨论中国艺术市场法律体系建构问题的成果非常缺乏。

三、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学术研究亟待突破的空间

近30年来，我国艺术市场的学术研究氛围愈加浓厚，国内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对艺术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与重构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急需学术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下列研究主题亟待深入探讨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