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全文(5篇)

一、劳动力结构变迁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本文作者：朱恒金、马轶群 单位：南京审计学院、河海大学商学院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业化率等19个指标的评价体系综合评价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构建指标体系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但是，在研究中可能会遗漏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潜能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王积业（2001）[9]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并以此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刘树成（2007）[10]也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能够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样界定的优点在于可以给予经济增长质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范围，避免遗漏经济增长质量中较重要的要素，缺陷则在于不利于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弥补两种界定的不足，本文考虑可以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不难发现，三个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能较全面的揭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由此，本文将在明确的范围内构建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探讨劳动力转移如何从这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潜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为高效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粗放型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长不能满足经济递增的要求，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集约型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发展中国家要素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克服资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认为有两个原因决定粗放型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长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递增是不可能的；二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即使是资源投入递增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地趋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约型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增长，集约型方式能够保证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或者是使用较少的要素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水平。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在降低。集约型不仅应体现资本要素使用的集约，也应体现劳动要素使用的集约，特别是在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期（蔡昉，2006）[11]，劳动力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劳动力转移是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其能够提高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过程是稳定、协调和持续的。首先，稳定性是指经济增长过程的平稳性，较小的经济产出和价格波动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维护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屡遇“民工荒”，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其次，协调性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协调的产业结构，协调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协调的生态环境结构，协调性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协调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力是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转移中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进而实现不同产业就业和产出的协调发展。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为主，通过转移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较少，李晓春（2005）[12]使用扩展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国内劳动力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认为在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在增加工业产出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环境污染增加。但与李晓春的理论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马轶群（2011）[13]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目前并未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特点有关；再次，持续性主要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上，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能够推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它是经济实现腾飞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经济增长状态的客观表现。当企业通过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收益时，劳动力转移就形成了企业维持或降低现有投资水平的动力，同时，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农村生活形成的消费习惯不会因其转移到非农产业就发生较大改变，这说明劳动力转移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过程的持续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2a：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假设2b：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假设2c：劳动力转移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出水平不断持续地提高，并通过社会产出的增加和产品的丰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流动是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转移即为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就业数量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会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动经济增长（Lewis，1954）[14]。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3：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总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钞小静和惠康，2009）[15]，这样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指数就反映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但是，考虑到经济增长质量是多方面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总的指数无法清楚的看到经济增长质量不同方面的变化，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为了从不同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依据前文的分析选取不同指标来分别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其中，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分解为稳定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三个部分（见表1）。2.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反映劳动力转移（LTRAN）的状况，因为两大产业从业人员总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越大，说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越多。这样的度量可以体现出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即永久性地从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的转移。

本文处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是1978—2010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其中，资本存量使用单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国总资本存量数据，由于单豪杰估算的资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本文将资本存量数据重新换算1978年的不变价。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指数（EGMOD）、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EGSTA）、经济增长协调性指数（EGCOO）、经济增长持续性指数（EGCON）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指数（EGRES）等五个指数。由于经济增长质量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标和逆指标，首先，要消除量纲差异，本文将采取如下指数化方法：在上述标准化方法中，xi为每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数值，maxx和minx分别代表了该项统计指标中的最大样本数值和最小样本数值；其次，要进行逆指标转正，本文的逆指标主要有单位产出能耗比、产出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乡收入比、单位产出废气排放、单位产出废水排放、单位产出废弃物排放等。这些指标的数值越高，则对总体评价存在更高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把逆指标转化为正指标，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上面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转变为正指标标准化分值。在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过程中，这些指标首先按上面的公式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用100减去数值，所得结果便是与逆指标对应的正指标数据，由此实现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对计算结果再次标准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计算指标的数值。

本文作者：杨十二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产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国的进出口产品类型，也就是贸易模式。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解决了国内匮乏的资本、技术问题，外来的资本、技术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使我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见表1）。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使得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张丽峰(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进口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如前所述，我国外贸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关键要素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廉价要素投入来维持外贸的增长，也就是长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上（张曙霄、王爽，2006；耿协威，2005）。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外贸增长模式的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以来，我国偏重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就是各行业产能、产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因而大量产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长时间保持较快的增长。由于进口在数额上远小于出口，同时增速相对于出口较为缓慢，加上我国汇率管理政策，形成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9.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通过结汇售汇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加上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高增长。由此可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并带来了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

本文给出2004-2008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高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加工贸易不仅比重高，而且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链条不长，对国内产业的带动能力弱；多为贴牌、按订单生产，工序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人力劳动上，技术含量低，对产业的技术贡献率低；加工所产生的附加值低，只赚取了简单的加工劳动费用，导致贸易增加值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使得国内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贸易利益低下。总之，加工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传统加工贸易的比较利益正逐渐降低。

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价格低廉所形成的竞争力，价格低廉源于企业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还有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由于产权模糊和行政垄断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过人为扭曲资源的价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行政垄断、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了过度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各种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的外贸增长，相当于为国外输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洁净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第二消费大国，过量消耗国内资源，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负外部性的增加导致外贸产出的净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显然，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得不偿失，不可持续。

外贸增长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加上我国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除了低价优势之外，外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大多数外贸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虽然机电产品、信息技术产品代替“两高一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但许多企业需要向国外企业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品牌使用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净收益。二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人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业形成了廉价要素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不足，妨碍了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外资企业主导了外贸进出口（见表3），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拉动力与推动力

本文作者：杨十二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解决了国内匮乏的资本、技术问题，外来的资本、技术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使我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见表1）。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使得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张丽峰(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进口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如前所述，我国外贸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关键要素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廉价要素投入来维持外贸的增长，也就是长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上（张曙霄、王爽，2006；耿协威，2005）。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外贸增长模式的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高，宏观经济失衡。一直以来，我国偏重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就是各行业产能、产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因而大量产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长时间保持较快的增长。由于进口在数额上远小于出口，同时增速相对于出口较为缓慢，加上我国汇率管理政策，形成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9.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通过结汇售汇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加上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高增长。由此可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并带来了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

加工贸易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方式，贸易利益低下。本文给出2004-2008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高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加工贸易不仅比重高，而且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链条不长，对国内产业的带动能力弱；多为贴牌、按订单生产，工序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人力劳动上，技术含量低，对产业的技术贡献率低；加工所产生的附加值低，只赚取了简单的加工劳动费用，导致贸易增加值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使得国内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贸易利益低下。总之，加工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传统加工贸易的比较利益正逐渐降低。

外贸增长的负外部性增加，增长不可持续。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价格低廉所形成的竞争力，价格低廉源于企业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还有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由于产权模糊和行政垄断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过人为扭曲资源的价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行政垄断、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了过度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各种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的外贸增长，相当于为国外输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洁净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第二消费大国，过量消耗国内资源，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负外部性的增加导致外贸产出的净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显然，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得不偿失，不可持续。

国内外贸企业的竞争力不强，贸易所得较低。外贸增长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加上我国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除了低价优势之外，外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大多数外贸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虽然机电产品、信息技术产品代替“两高一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但许多企业需要向国外企业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品牌使用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净收益。二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人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业形成了廉价要素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不足，妨碍了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外资企业主导了外贸进出口（见表3），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拉动力与推动力

摘要: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是培养复合型旅游人才的有效模式，是突出本科院校旅游特色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以延边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和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合作案例为例，做出了相应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为以后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并完善校企合作的运行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校企合作;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一、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的作用和意义

(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学校可以以酒店的便利设施和场所为依托对学生开展实地拓展训练，让学生们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知识和技能。而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尽管学校已经早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开始通过设计模拟酒店实验室的形式尽可能的让教学环境更贴近于实际工作，但是模拟与现实毕竟还有很大差距。此外，酒店通过接纳实习生可以获廉价劳动力，而且学生群体的可塑性较高，纪律性较强，对于公司的文化和管理理念都会现在时代潮流的角度来提出新颖的观点，十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实习机会挑选合适的人才与企业长期合作，建立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二)推动课程设置

学校与企业合作不仅可以让学生通过实践找出学校实际教学内容的缺失和不足而且也可以让企业在提供实习机会时吸收学生们的建议，找出自身不足。所以对于学校而言要把学生们在实习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做成系统的工作计划，并将其投入到未来的实际教学工作中，要加快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实用性，要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实务教学工作，让学生在接受理论熏陶的同时，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都能得到显著提高。而企业也要吸取实习生们的宝贵建议，适时的改变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让公司发展更接近时尚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