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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哲学,存在于否?
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治疗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治疗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治疗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治疗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治疗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治疗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一、伦理学视域下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面临问题原因分析
(一)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不够
“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指向与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伦理学理论就是为其服务的理论体系。现有的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出现的状况之一就是课堂的形式主义严重,学校的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理论灌输没有真正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没有真正坚持运用伦理学的伦理理论。如果考虑学生现有时间段的学习效果,考虑他们将来就业的能力,考虑祖国的未来等等,根本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二)坚持科学施教不够
高中英语教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目标对象,怎样有效的实现,是我们最应该关心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当前,高中英语教学环境中,一个小型班级容量一般是在三十到六十之间,教师面对的是不同的多样的学生个体,因此无法适应和满足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也许这样的教学方法适合他而不适合她,对于教师来说只能尽力满足多数学生的需求。因此,高中只有通过坚持科学施教,才能真正实现伦理思想推崇下的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的主体性地位,这是贯彻伦理学理论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高中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努力促进高中学生充分享受政治民主权利所在。
二、伦理视域下高中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思想意识培养工作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高中英语教学工作要注重塑造高中学生的理想人格
摘要:因为要对一些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做伦理审查,同时在医学相关稿件里也存在诸多有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医学期刊编辑一定要提升自身伦理审查的能力。上述所说的伦理审查能力实际上需要将伦理审查背景的了解以及重要性的认识等作为基础,同时掌握一定伦理学基本知识,对相关文件较为熟悉,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出色的伦理审查的必备素质。
关键词:医学期刊;必备素质;伦理审查;编辑
2018年引起社会热议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全面的伦理审查。事件中的教授只是一味追求个人名利,抓住当前伦理审查要求存在的缺陷来获取暴利。同时,这一事件也为医学编辑的伦理审查工作敲响了警钟。只有提高自身的伦理审查能力,才能在根本上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
一、掌握伦理学原则和理论
对于医学期刊编辑来说,掌握基本的伦理学原则和伦理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医学期刊编辑在掌握一定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需要牢记相关的伦理学原则和理论,不断积累杂志所属学科的专业知识,并储备一定动物、药物临床试验、人体等伦理审查的实践经验,才能够在实际审查工作中对不良事件进行处理时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伦理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是相同的,分别是尊重、不伤害和公正等原则。首先,尊重原则主要包括尊重病人自主性、隐私以及保密等。同时尊重人指的是要对人的生命给予一定尊重,通常要将生命内在的价值以及认同感作为基础。其次,不伤害原则中的伤害大多是指身体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伤害,当然也包括一些例如经济损失等损失伤害。而不伤害原则需要为试验人员提供相应的医疗帮助,对相关伤害利益以及风险利益等进行评价,从而让患者与受试者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在公正原则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小环节,分别是分配、程序与回报公正三大部分。并且公正原则分为公正的形式和实质性原则。前者指的是同一类型的人要给予同等待遇,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待遇;而后者其实就是要在形式上做到平等的原则。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包括公益论和后果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伦理学便引进了公益思想的概念。公益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以及人类的整体利益,要对生物医学的研究以及医疗工作中所存在的矛盾进行公正合理的解决,从而让生物医学的研究以及相关医学行为不只是对病人有利,而且还有助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的环境保护进一步发展。当前主要的观念大概有以下几个,分别是兼容观、兼顾观以及效益观念等。其次是后果论,在后果论中,可以通过借助一个行动的后果来判定人的这一行动在伦理层面的对错[1]。具体而言,想要在伦理层面判断一个行动是否正确,首先要看的就是该行动所导致的结果,结果是好是坏将成为最直接的结论。
二、了解伦理审查的背景
所谓伦理审查的必备素质,实际上就是指相关的医学期刊编辑必须要具备一些基础的伦理学修养[2]。一般来说,伦理审查的必备素质大多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体现。首先,是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与之相关的一些伦理审查原则来进行高效审查,从而做出一个满足伦理学要求的判断。其次是对伦理审查背景、当前前沿的学术信息与科学的发展水平等有所了解。通过了解审查历史的背景,能够让我们对伦理审查的重要性有一个更为深刻且直观的认识。随着近几年生物医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科学实践里出现了诸多有关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伦理审查将会决定医学的研究方向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应当这样做。只有当我们高度重视伦理问题,并逐步地去解决这一问题,才能让生物医学的研究继续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伦理审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纳粹所开展的一些人体试验。在二战彻底结束后,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对医学战犯进行审判时颁布了一个有关医学伦理的审查法案,即著名的《纽伦堡法典》。然而在这一部法典当中并未对治疗性以及临床性的研究做出区分,也并未形成有关研究人员行为的审查制度,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很难再继续作为审查的依据。而在1964年,国际医学协会又制定了一份全新的人体试验文案——《赫尔辛基宣言》,这部文案中解决了《纽伦堡法典》里存在的缺陷,至今,其中部分内容还仍旧可以被借鉴,属于一个较为成熟的文件。在当今生物医学以及生命科学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相关科学研究不断开展,数量激增,受试者人身安全、健康权益受到损害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例如,由于人们想要让自身疾病状况得到控制从而使身体健康有一定保证,在近几年间,临床医学以及生殖健康等研究开展了许多的人体试验。因为这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人类活体,所以对于人格尊严、经济利益以及权利等的保护与尊重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已经对涉及人体试验的医学研究项目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2日颁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文规定任何一个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都必须要做伦理审查。因此,医学编辑一定要对这种类型的稿件进行伦理审查。
摘要:根据药学伦理学课程特性,围绕药品的研发、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设立教学主题,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药学伦理学课程思政成效。
关键词:药学伦理学;课程思政;课程建设
按照“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的根本要求,药学伦理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理念、新模式。
1药学伦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
早在公元1116年,宋•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写道:“夫用药如用刑,刑不可误,误即干人命。用药亦然,一误即便隔生死。”这说明古人对药品特殊性的充分理解和认识。历史上许多著名医药学家在培养和选拔医药学人才时坚持将具有“仁爱”之心的要求放在首位,这在客观上表明了品德在药学人才素质构成中的重要性[1]。由于药学领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所涉及药品的研发、生产、流通、管理、使用、服务等各个环节与人的生命、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关系,是特殊而重要的社会职业领域。这就要求药学从业者必须具备技术层面的素养和非技术层面的素养,其中,非技术层面素养包括政治素养、道德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团队精神和身心素质,等等。因此,药学伦理是药学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涉及科学和人文素质培养,药学伦理学教育是药学职业的内在要求。课程是教育学中的重要术语,指基于教学计划的教学进程和安排,是保障专业教学的关键载体和支撑。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因此,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既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效果[3]。课程思政就是立足课程作为学科专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利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同致力于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理念、新模式。药学伦理学是药学及相关类专业的综合素养课程,药学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药学实践中的具体反映,是药学道德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科学。它是运用伦理学的原理研究药学实践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本质、道德理论、道德关系等,以及药学科学发展中人们行为准则与规范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内容是研究药学人员与患者、服务对象、社会、自然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药学伦理学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密切联系实际,符合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改革的实际需要。因此,药学伦理学教育是对药学专业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客观地了解医药行业、更加尊重生命,在遇到道德冲突时有客观的判断。对学生在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方面起到积极的正向引导作用[4]。
2药学伦理学课程思政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药学伦理学在课程设置上存在课时严重偏少(只有16学时),而内容较多问题。二是大多数教师对药学伦理学教育的价值认识模糊,存在忽视人的完整性,没有认识到药学伦理学教育在药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主观或客观上对药学伦理学教育在学生职业素养培养中的作用缺乏认识,尤其是专业课教师不能正确看待药学伦理学和药学专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易偏重专业知识教学,缺乏在专业知识教学中融入药学伦理学教育意识,从而忽视药学伦理学教育。三是在药学伦理学教学中往往错误地把药学伦理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处理工具作为个体道德品性的养成及培育媒介,脱离社会实际,以认知伦理为主,忽视应用伦理以及药学伦理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关系,常常采用简单的理论说教方式,导致药学专业学生对个体人格和德性养成重视不足,无法发挥药学伦理学教学提高学生分析并解决药学实践中复杂多样问题的能力。
唐代兴教授继四部生态理性哲学著作和八卷《生境伦理学》体系之后,又隆重推出三卷本《国家环境治理研究》(即《气候失律的伦理》《恢复气候的路径》《环境治理学探索》,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环境治理》),将我国环境治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它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环境治理理论研究的欧美模式,初步建立起本土化的环境治理学理论;其次,它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环境治理实践研究局部性和量化分析的治表模式,建立起了整体性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表本兼治实践方式。能够贯通此二者并创建起国家环境治理学蓝图、学科话语系统和理论框架的,却是大科际整合方法。这一研究方法被作者表述为“环境治理如何做到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实现和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回归,或曰,如何以前瞻性预防治理带动结果性灾害治理,并以结果性灾害治理推动前瞻性预防治理,亦可用‘表本兼治’来表述”(《恢复气候的路径》,第351页)。所以,三卷《环境治理》的原创性,不仅体现在对环境规律、环境原理发现和系统的逻辑表达,也不仅体现在对环境治理学新学科的开创性探讨,最为集中地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环境治理》将其研究的方法称之为大科际整合。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作者对其生态理性哲学思想和生境伦理学理论予以方法性提炼与运用。这种运用源于环境治理这一特殊对象:环境是“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存在世界”(《气候失律的伦理》,第3页);“存在世界”既是整体的,也是开放的;环境的整体性,揭示了环境既是一个复杂系统,更是一个开放系统。对这一整体、复杂、开放的环境系统展开原理探讨和治理研究,需要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界限的大科际整合认知视野和研究方法。对大科际整合方法,第一卷《气候失律的伦理》有专门阐述:“大科际整合视野,是指基于研究对象的需要,打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思想、知识、理论、方法资源进行大跨度的领域性整合运用。”(第6页)作者认为,大科际整合方法是对学科方法和科际整合方法的拓展与提升。在作者看来,学科方法是学术专业化的产物,科际整合研究方法既是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产物,更是学科高度专业化的标志。因为学科专业越分越细,形成可供学科研究的“井口”越来越窄,但高度专业划分的学科体制对学科的基本要求和由此要求所形成的学科研究的基本冲动却是“深井钻探”,而过分狭窄的学科“井口”极大地限制了学科“深井钻探”的可能性,“为了解决学科高度专业化所造成的这种矛盾,学科研究者们开始转向相邻或相近学科吸取学术研究智识、理论、思想、方法等资源,以打开本学科‘深井钻探’的视野,由此形成科际整合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论。”(《恢复气候的路径》第6页)与此不同,大科际整合研究视野和方法是基于研究对象的需要,打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思想、知识、理论、方法资源进行大跨度的领域性整合运用。比如气候环境问题的研究,既涉及气候学、气象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也涉及史学、政治学、哲学、制度学等学科资源的整合运用。客观地讲,环境治理,无论是恢复失律的气候,还是减少排放和恢复地球的自净化功能,既要从具体切入,也要关注整体,更要重视其动态生成性。并且,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治理环境,更涉及人和人的社会构成性问题和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建问题。从根本讲,环境治理探究就是探求“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这是大科际整合方法的思想精髓,也是大科际整合方法的原创性价值,它为环境治理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认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