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全文(5篇)

引言

河南处于中国的中东部，民间素有游中原者知中华的说法，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术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和商品文化等魅力独特，异彩纷呈，为河南旅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和条件。人们可以把这些丰富的资源融入到蒙氏教学中来，也可以借鉴蒙氏教育的体系，将民族地域文化融入到蒙氏教育的各个区域中，使蒙氏教育本土化。河南丰富的旅游文化与蒙氏教育的有机结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要想使河南本地的旅游文化与蒙氏教育融合在一起，首先必须了解蒙氏教育的特点。

一、蒙台梭利教育特点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巨大的潜能，他生命的发展是走向独立。其通过具体的练习，如生活基本能力练习、五官感觉练习、智能练习（语言、数学、科学）等形式，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蒙氏教室就像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孩子在其中学习如何分享自己学会的知识技巧，学会尊重别人，接受别人，学会如何领导别人。蒙氏的教育环境培养了幼儿的情感与智商。蒙台梭利课程，包括智能、动作、感觉、道德和语言的发展等，它使个体成为一个身心统一的人。“自由”与“纪律”并存，“个性”与“群体”兼顾。蒙氏教育旨在激发幼儿本身的潜能，使他们自己主动寻求解决困难的方法，达到自我构建和心智发展。

二、蒙台梭利教育原则

蒙氏教育倡导以儿童为主，为幼儿打造的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孩子是靠感官来学习的，蒙氏教育体系中多感官刺激的教具提供能给幼儿多方面、多感官的刺激，刺激越多就越能激发幼儿的内在潜能。其提供丰富的教材（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的教材等），以诱发幼儿自我学习的乐趣。蒙氏教育是不“教”的教育，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传统教育，主张创设宽松的学习环境，提供丰富的教具，让儿童主动去接触、探索、研究，最终形成智慧。蒙台梭利认为0～6岁的儿童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会出现对不同事物的偏好的各种“敏感期”。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强调掌握儿童“敏感期”，从而适时给予幼儿科学的学习方法。蒙台梭利研发的蒙氏教具是一套蕴含无限教育价值教具，这套教具利用幼儿感觉的敏感性，通过幼儿动手操作让孩子们轻松愉快地在操作中探索，在探索中理解并掌握抽象的概念。这套教具的科学性也是其一大亮点，它尊重幼儿重复练习的特性，所有学具幼儿可以反复操作，可以满足幼儿生理、心理上的需要。蒙台梭利教育体系要求教师必须放弃传统的教育方式，做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发现、能够适时从旁地给予儿童协助与引导的“朋友”，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主体，让他们主动动脑筋、获得智慧。了解了蒙台梭利教育体系的特点后，人们可以遵循着蒙氏教学的原则科学、巧妙地把河南旅游文化融入到蒙氏五大领域中去。

（一）科学文化与自然历史文化

一、杜威与蒙台梭利的游戏思想比较

杜威与蒙台梭利的共同之处是，都注重游戏与工作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并且两者都“注意于自由自动、儿童自己教育”。杜威认为游戏与主动作业是幼儿

园的主要活动，幼儿的游戏通常指向一定的目的，幼儿的工作通常带着游戏的态度。“儿童从早期开始就没有全部游戏活动时期和全部工作时期的区别，即使很幼小的儿童，他们也期望一定的结果，而且尝试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对参与成人的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单就这一点而言，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杜威重视游戏的主动性，幼儿通过游戏与工作从做中学，从做中获取经验。在这一点上，蒙氏与杜威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然而蒙台梭利的思想与杜威的理念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杜威的学生克伯屈对蒙氏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蒙台梭利运动在美国一段时间的沉寂。“蒙氏受官能心理学的影响，按照先从感觉到观念，然后到观念的联络的方式，将活动中的经验划分得极为细致，蒙氏的每种教具，都有着其特定的目的。”然而，作为自然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则认为游戏应给幼儿带来整体性的经验，注重游戏要立足幼儿的社会与生活经验。因此，杜威更强调游戏中生活与模仿的重要性，儿童通过对周遭生活自主模仿的游戏进行学习，“他们的游戏越多，他们的用具与计划亦越精密，他们的生活亦因之丰富。因为他们所做的游戏，其全局是他们父母日常生活惟妙惟肖的一幅画面，模仿能够养成儿童的习惯、集中儿童的注意、深入儿童的思想。”此外，杜威也强调要创造适宜儿童模仿的环境，为儿童提供简单的游戏材料以及儿童游戏中想象力的作用。这对于今天的幼儿园游戏教育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德可乐利与蒙台梭利的游戏思想比较

德可乐利与蒙台梭利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也采用教具为主要材料，让儿童在操作教具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在其著作《比利时德可乐利的新教育法》中，制作了专门的游戏教具，以促进幼儿感知觉的发展，并详细阐述了其使用的方法。“与蒙台梭利游戏体系不同的是，他的游戏材料完全取自自然，取自儿童周围的日常用品，这使得他的这套游戏体系具备较强的游戏性。这套游戏教学体系共包括三方面内容：（1）发展儿童视觉的；（2）发展儿童运动觉的；（3）发展儿童听觉的。并在此基础上列入了比较的方法，如要求儿童比较近和远、过去和现在等。他认为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儿童的思维发展”。此外，德可乐利在其教材的设计中有着杜威经验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强调幼儿园的游戏活动要结合幼儿的社会生活，给予幼儿社会生活经验，因此，可以说德可乐利的游戏思想是蒙台梭利和杜威两者理念的结合。当然，德可乐利的游戏教学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提倡游戏给予幼儿社会生活经验，其教具能给予幼儿的经验较为有限，但就其游戏及游戏材料的自然性与源于生活而言，在现今开展的幼儿园游戏活动的过程中，依然需要提倡。

三、维果斯基与蒙台梭利的游戏思想比较

维果斯基作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肯定游戏的社会文化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游戏对幼儿认知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游戏就像一个放大镜，能使儿童潜在的新能力在真实情境中表现出来之前，就在游戏中首先展现它们。因此，相对于蒙台梭利对于感知训练的强调，维果斯基更加强调象征性游戏中幼儿想象力的发挥，认为当发展过程中超出了实际的，儿童不能实现愿望时就发生了游戏，游戏创造着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儿童在游戏中不断地遭遇困难和问题，通过创造性地解决有挑战性的问题而获得发展。因此，维果斯基认为幼儿通过象征性游戏进行学习，并促进其思维发展，譬如幼儿在游戏中用木棍代替马这样一个替代物的使用，是幼儿具象性思维向抽象性思维过渡的重要体现。而蒙台梭利则认为象征类的游戏只会导致幼儿漫无目的的想象，不利于幼儿内在秩序的形成。相对于蒙氏对象征性游戏的否定，维果斯基强调幼儿游戏中象征性游戏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相对蒙氏“我们教师只能像仆人侍奉主人那样地帮助儿童进行工作”的观点，他更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认为教师应把握游戏中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搭建具备发展适宜性的“支架”。在他的游戏思想的指引下，支架式游戏模式成为游戏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实践中所运用的一种重要的游戏教学方式，但在具体运用中，如何防止教育者对幼儿游戏的过分干预与指导，依然需要审慎考虑。

1让幼儿“接触”古典音乐

台湾立恩蒙特梭利教育方案将蒙氏原有的五大教育领域扩展为十大教育领域,分别为:日常生活训练、感觉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文化教育、体能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戏剧、社会教育。蒙特梭利认为,孩子能向周围的环境吸收一切,而0～6岁是最佳吸收期。因此,针对0～1岁左右的孩子,蒙氏教育设置了NIDO课程(NIDO是意大利文“鸟巢”的意思),引导婴幼儿早期建立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统合发展能力。“鸟巢”为新生儿提供味觉、听觉、视觉、触觉等多感官环境,循序渐进的对幼儿进行感官引导,以促使幼儿感觉统合。在开学初期,这间“鸟巢”里一共接收了8名婴幼儿,其中6～7个月的幼儿两名,10～11个月的幼儿3名,12～14个月左右的3名。几乎每一名刚刚来到“鸟巢”的幼儿都离不开妈妈的呵护,离不开妈妈的怀抱,不时地发出阵阵哭闹。这时,通过教室里的音响器材,轻轻地传出了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四季》是协奏套曲《和声与创意的尝试》中的头四部分,即春、夏、秋、冬。作品大约创作于1725年,其中以《春》的第一乐章(快板)最为著名。

这是一段歌颂美好春光的音乐,强弱交替的力度对比使音乐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我们惊喜地发现,刚才还流泪满面的幼儿不知何时已停止了哭闹,不时地向四周张望,想发现鸟儿在哪儿歌唱？充满欣喜、充满渴望,情绪慢慢稳定下来。音乐给幼儿带来的冲击是非常细腻而有力的。在不断重复播放《四季》时,幼儿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非常激动,左顾右盼,有的情绪稳定,静静地听,一般在播放半个小时左右时大部分幼儿会听着乐曲在妈妈的怀抱里慢慢睡着了,总的来说,这间“鸟巢”里的大部分幼儿对古典音乐的反映不太明显,还无法感知到古典音乐的精致美妙。这样过了一个多月,随着来到次数、时间的增加,那3个稍大点的孩子中有两个在听到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E大调时开始跟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自己的身体了,还不时的喃喃细语;随着音乐身体律动是这段年龄的小朋友生来具有的本能,喜欢抓握、触摸,逐渐完成从翻身到爬行、站立到行走的过程。把幼儿放置在这样一个充满古典音乐的环境中,他们将很容易受到感觉刺激。通过对这8个幼儿的观察不难发现,这3个月在“鸟巢”里播放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对幼儿还没产生什么吸引力,主要是让幼儿身处充满古典音乐的环境,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古典音乐,让古典音乐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对幼儿产生影响。

在往后的第3～4个月,继续重复播放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同时又新增加了莫扎特的《嬉游曲》和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莫扎特的音乐典雅秀丽,如同珍珠一样玲珑剔透,又似阳光一般热情温暖,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而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这首别出心裁、谐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具有十分感人的魅力,作者以生动的手法,描写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聚会中,各种滑稽有趣的情形。整部组曲由十四个分曲组成。在跟踪观察中发现,反复播放《动物狂欢节》旋律的过程中,一岁半的“琪琪”在听到(一)序奏及狮王的行进时,眼瞪得大大的,就好似威严的狮子;听到(二)公鸡和母鸡时一岁多的孩子走到音响旁,四处张望想发现公鸡和母鸡藏在什么地方？当听到第(八)毛驴时高兴地手舞足蹈,听到(十三)天鹅这段最优美、最动人的旋律时,“琪琪”和另一名幼儿静静地趴在音响旁,生怕把美丽的天鹅赶走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听、模仿并重复着公鸡和毛驴的声音,充满表情而又富有音乐性的牙牙学语;当然睡觉的时间也要听,一天要听二三十遍,还不许教师关掉,百听不厌。医学专家认为,幼儿的听觉在母体内4个月时就已经形成,在一个人经验形成的感觉通道中,聆听是最重要又最不被重视的能力之一,让幼儿反复聆听会帮助记忆,也能获得单纯的喜悦。

而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人类的世界语言,儿童天生就具有最高级的艺术欣赏能力。但也明显看出,年龄偏小的幼儿相对年龄偏大的幼儿来讲普遍存在对古典音乐反应迟缓、漠不关心的情况,甚至有一名7个月幼儿每当听到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时,总是不停地哭闹,老师只好把她抱到其它教室里去,这种现象存在了两个多月。蒙特梭利称这种倾向为“吸收性的心智”,在她的著作中,常用海棉来比喻儿童的头脑,对一个儿童来说,运用全身所有的感官,去研究他周遭这个有趣的环境而获得讯息,是一个自然而且愉快的活动。像传声板、传声简、蒙特梭利铃(分辨音高之用),这些是为训练幼儿耳朵分辨声音的能力的,大部分幼儿都能拿起来玩耍,并且还相互之间聆听,相互互换使用,在真实的生活体验中自由成长。通过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可以发现古典音乐对他们有了初步的影响。

2让幼儿“感受”古典音乐

幼儿对古典音乐的感觉，首先是对旋律的感觉；而古典音乐对幼儿的影响，应该是在节奏方面。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经过长期研究、试验，总结出儿童在音乐才能的发展上有敏感期，婴儿降生后对音响就能产生反应；大约在5个月左右就能开始对音乐的音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应和记忆力；大约在7个月就可能会模仿简单的节奏；9个月时会辨别不同的旋律；16个月可以学唱部分旋律；两岁时就会学唱较完整的旋律。而在蒙特梭利看来，儿童是永恒的求知者。他们“从周围环境中吸收各种信息，并将它们纳入自身”[1]在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引起学习者兴趣的环境中，儿童会有目的地、自由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琪琪”等幼儿在蒙特梭利幼教中心已经待了6个多月了，古典音乐继续天天播放，一部分幼儿能把听到的声音“收录”下来，然后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行动或语言“回放”出来，“琪琪”等幼儿还会把几个月前听到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片段“模仿”出来，虽然不是太完整、准确，但不难发现幼儿对听到的古典音乐有了比较长期的记忆。

朱熹是我国南宋极负盛名的大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其子孙繁衍之处。我校地处朱氏笔村。据《朱氏族谱》介绍：朱熹之曾孙朱澄，字国郎，号翔扶，是南宋理学家、教育家。生二子，长子崇德，次子崇礼。由于后来遭遇宋乱，朱澄不能返回福建，便在黄埔区横沙落籍。后卒葬广州市华南植物园内，享年53岁。朱澄之长子崇德生四子，长孙朝凤居横沙，次子朝符居笔村。笔村就是我校校址所在的地方。有此渊源，我校近水楼台，对于养成教育，更显亲切和体认。显然深受朱子学问的影响，加之众多本地孩童的入学和成长，代代相传，在丰富和发展朱子学问方面有一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朱熹的养成教育介绍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他说：“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为了说明蒙学（小学）的重要性，他还把蒙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璞”阶段，认为此阶段的任务就是培养“圣贤坯璞”。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此，朱熹认为蒙学教育对一个人得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在朱熹看来，蒙童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蒙童思想单纯，独立性不够，辨别是非能力不强，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就难以改变。朱熹强调幼儿的早期教育十分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蒙童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因为“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二、朱熹养成教育的现代心理学剖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蒙童的感知已逐渐完善，其方位知觉、空间知觉和时间知觉在教育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观察事物更加细致有序。其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过渡为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朱熹的《蒙学须知》中对蒙童读书有严格要求。小学生注意力不能长久集中，看书时难免会少看、多看，“逐字看”对于小学生来说有点难。但是若长久这样要求，就培养了他们认真细致的习惯，注意力也得到加强。养成教育，不仅仅在孩童时代，更事关人的一生。民间有谚“三岁看小，六岁看老”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故不能掉以轻心。从心理学角度看，儿童年幼，学习能力很弱，自制力又差，对其读书学习做出规定对他们的学习习惯养成很有帮助。要培养小学生的学习习惯，须有相关的规定，但规定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要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学校，教师要监督学生；在家里，父母要监督好。如此长久下来，儿童就会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了。

三、践行朱熹养成教育的措施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蒙童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的《童学须知》中对蒙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我校从2011年3月至2013年12月围绕“弘扬传统文化精华，培育文明礼仪校园”这个主题，围绕“品学兼优、身心俱健、可持续发展”的育人目标，以朱子文化教育为内容，以经典诵读为主线，以养成教育为途径，以德育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的道德力量，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学生成为具有健康的身心、优良的品性、远大的志向的时代新人。我校在渗透朱子文化的举措举隅，现以语文学科为例：读的方面：（1）低年级：《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主要是识字教学、养成教育方面）；（2）中年级：《千字文》《朱子家训》《增广贤文》《声律启蒙》（主要是文化知识、为人处世方面）；（3）高年级：《孝经》（节选）、《论语》（节选）（主要是文学、传统思想教育方面）。写的方面：（1）每天20分钟的写字，练习硬笔、软笔书法。（2）思与行的计划：通过文本学习，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组织诵读竞赛、书法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励学生广泛参与。我校以“蒙学经典诵读”为切入点，通过读、写、思、行，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传统美德、文明礼仪、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学习、生活、成长在一种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在朱熹的蒙学教育精神引导下，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下去，坚持下去，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重视孩童的养成教育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我们相信，如此养成教育定能在孩子身上有好的收获。

古代蒙学书法教育的特点

(一)蒙学书法教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科举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