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全文(5篇)

摘要:清中期是扬州漆器的发展高峰,其时,扬州漆器形成了极具地域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扬州城市居民的主体,盐商对清中期扬州漆器的审美形态、艺术表现和图案构成形式等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审美环境中,扬州漆器逐渐形成了崇工尚巧、错彩镂金的艺术趣味。在图案表现方面,市民审美对扬州漆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图案主题的选择、图案构成形式的嬗变与图案装饰风格的转变三个方面。

关键词:扬州漆器;市民审美;清中期;盐商

作为全世界最早制作和使用漆器的国家,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是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的漆碗。漆碗为木胎,整体髹饰朱漆,木胎厚,工艺较原始。随后,经过先秦时期的酝酿,至秦汉,我国漆艺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并成为贵族喜爱的日用工艺。唐宋时期,漆艺得到进一步发展,装饰技法逐渐完善,形成了贴箔、螺钿等工艺,大大增强了漆艺的表现力。至明清,漆艺发展已完全成熟,表现技法更为多元,形成了以螺钿、贴箔、金缮、犀皮、云雕、剔红、百宝嵌等为主的十几种工艺形式,从而将传统漆艺的发展推向高峰。在此过程中,扬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唐宋时期,扬州漆器就已名满天下。清中期,受漕运经济和盐业贸易的影响,扬州漆器成为盐商夸耀资本、炫耀财富的重要工具,不仅在制作工艺上日趋完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前代鲜有的大型漆器,无论工艺形式还是图案类型,均表现出独特的特点。这种整体风格的变化明显受到其时扬州社会审美环境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关注点,详细探讨了清中期扬州市民审美对漆器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清中期扬州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古称维扬、广陵、江都。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建城可追朔至春秋时期江浙百越民族在此建立的邗国。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自战国起就开始修造的运河,使扬州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漕运贸易。从明清开始,江苏盐场便成为全国主要的盐业生产基地,商品盐于沿海地区晒制完成后,先于扬州集中,后经运河、长江,通过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为管理盐业贸易,明朝廷在扬州设置专门官员,清代延续了这种制度,顺治二年,清廷在扬州设立两淮巡盐检察院署和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专司食盐运销、征课、钱粮支兑以及查办各类缉私案件等,扬州亦逐渐成为中国盐业贸易的中心。作为生活必需品,民众对食盐的需求量极大,因此,盐业贸易利润很高。至清代,官方改变了食盐管理和销售制度,开始开放食盐销售权,任何地区的商人只要缴纳一定金额的费用,就能获得食盐销售权。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商人云集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糜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①这些商人在扬州通过盐业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后又将大量财富用于扬州的城市建设,终于让扬州在清中期进入全盛,成为东南第一都会。由于盐业贸易与扬州经济关系密切,因此,清中期扬州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强烈的盐商色彩。盐商通过盐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形成了较高的物质生活需求。于是,扬州也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商品贸易与服务业。据扬州地方志记载,清中期扬州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消费型城市,城内居民的日常所需都能够通过商品交易获得。②除一般的吃穿用度外,甚至连洗澡用的热在扬州城内都有门市专门销售。扬州不但具有健全的商业门类,而且商业活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并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其时,除有商人自发组成的商业行会负责日常商业管理外,政府也会积极介入商业管理中,以强制力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控。此外,发达的消费型经济也催生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行为,各大商号之间的竞争与盐商对奢侈品的需求共同促进了商家和手工业者对商品质量的追求。由此可见,清中期的扬州已成为一个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型城市。发达的城市经济对周边农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效应,于是,周边人口不断向扬州聚拢,使扬州城人口迅速激增。据相关文献统计,清中期扬州人口达50余万,居世界第六位。大量的外来人口扩充了扬州的市民数量,也使扬州在人口结构上发生变化,形成了以盐商为核心的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具体来看,新涌入的人口迅速被发达的城市商业活动所消化,一部分成为城市小商业经营者、手工艺人等,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环,另一部分则成为盐商的家仆、佣人,变成盐商的人口附庸。

二、清中期扬州漆器的工艺与图案特征

清中期是扬州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扬州漆器的发展高峰。其时,扬州漆器名工荟萃,人才济济,如卢映之、王国琛、卢葵生等,他们对扬州漆器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盐商的财力投入,清代扬州漆器的制作往往不计成本,工艺日趋复杂,材料愈发华贵,审美也更加繁复。在此背景下,扬州逐渐取代北京、苏州、成都等地,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漆器产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扬派漆器。具体来看,清中期扬州漆器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工艺形态上,清中期扬州漆器在继承明代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髹漆工艺全面繁荣。扬州传统的螺钿镶嵌、百宝镶嵌、剔红等髹漆工艺盛名不衰,波罗漆、八宝灰、刻漆、填漆、戗金、描金、描银、描漆、剔彩、剔黑、嵌银丝、嵌珐琅、仿紫砂漆、绿沉漆、金髹、绿纹漆等工艺,较明代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③特别是清中期扬州漆工卢映之、王国琛等人大胆创新,将雕漆工艺与百宝嵌工艺相结合,开创了“雕漆百宝嵌”这一扬州特有的髹漆工艺,极大地拓宽了扬州漆器的表现形式,成为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漆器工艺。除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髹漆工艺外,清中期的扬州漆器还表现出崇奇尚巧的特点。作为一种实用工艺,漆器制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天然生漆防水耐腐的特性延长木质器具的使用寿命。但是,清中期扬州漆器的制作目的却远超于此,逐渐成为一种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因此,漆工在髹漆过程中往往不计工时,精心研磨,在制作技巧上更是精益求精,喜欢在一件器物上运用多种表现技巧,务必使器物外观繁复华丽,令人目不暇接。其次,在漆器品种上,清中期扬州漆器突破传统漆器以日用品和文玩用品为主的局限,通过结合髹漆工艺与家具工艺,设计出了陈设感更强的大型漆器家具。清代中期,由于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发达的社会经济,苏扬两地成为江南手工业中心,漆器工艺的发展不分伯仲。但是,对比两地漆器不难发现,较苏州而言,扬州漆器更擅长制作大型家具,如南京博物院藏海梅边玻璃面嵌玉独扇人物大地屏、洛阳博物馆藏紫檀边嵌清玉竹石挂屏、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嵌玉大屏风等。这些漆器体量巨大,具有更充分的表现空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扬州漆器的表现力,丰富了漆器的整体艺术效果。最后,在艺术趣味上,不同于其他漆器种类,扬州漆器表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漆器因其产地文化氛围与使用人群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例如,江浙一带富家嫁女要大量使用漆器作嫁妆,因多为朱漆所作,故被称为“十里红妆”。这些漆器的图案构成充满浓厚的民俗意味,具有大量凤穿牡丹、百年好合等民间美术图案。相比之下,同为江浙地区的苏州所产文房漆器则大都素面无花,专注表现黑漆的沉静、素雅之美。总之,清中期扬州漆器将民用漆器与文房漆器的艺术趣味完美融合,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由此可见,作为扬州漆器的发展高峰,清中期扬州漆器无论是制作技术、器物类型,还是艺术趣味,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漆器的艺术特征,这种特点与清中期扬州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

本文作者：王侠 单位：华厦职业学院

以泉州港为主体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宋元福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借鉴其有益经验，有助于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和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拥有“三湾十二支港”①的泉州，成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强大支撑力量。

1.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间开始，泉州地方主宰者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宋代，随着宋王朝实施对外开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贸易焕发出更大活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②的繁华港口。此时的泉州港虽不及广州之盛，却居于杭、明(今宁波)二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二大海港。正是鉴于这样的发展势头，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③。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在福建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进入全面繁荣发展时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广州，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港口，“况今闽粤莫盛泉”④。

综观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形式多样化。不但有以朝贡形式出现的政府间贸易，还有垂涎于奇珍异宝和暴利的权贵官僚私牟贸易，更多的是以发财致富和谋求生计而兴贩海外的民间贸易。二是贸易地区相当广泛。据曾于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不下60处，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三是贸易商品种类繁多。输出货品大致可分为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药材、文化艺术品、化妆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丝绸最多，故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称。

摘要：随着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低碳发展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要议题，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也已经影响到了国际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诸多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气候环境变化与低碳经济项目纳入到内容体系当中就是佐证。在这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背景下，我国也应该首先了解国际范围内低碳规则的竞争现状，关注本国区域及国境内外双边贸易协定中有关低碳经济规则的相关内容及发展趋势，与其他国家一同参与到低碳经济领域当中，为更好应对其规则，促进国家出口贸易低碳发展提出有益对策，上述内容将成为本课题讨论的主题重点。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对策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与日俱增，它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决策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此，低碳经济这一理论应运而生，它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之一。以我国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也希望通过低碳经济这一契机来适应国际规则，发展国际贸易，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在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等等服务环节，在规则方面的竞争也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为了迎合低碳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也应该及早了解并掌握低碳经济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具体影响要点，做到主动接受、主动参与、主动转化，合理利用规则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一、关于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由气候变暖所引发极端生态灾害及人类活动污染而出现的经济生态环境，因为环境的恶劣变化也导致了人类使用能源的劣化甚至枯竭，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全球气候变暖每升高2℃就会导致世界上15%～40%的物种濒临灭绝，每升高4℃就会导致全球生态系统进一步脆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必须解决能源日益短缺和高碳排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为此，低碳经济应该是人类解决当前气候恶化危机的最佳途径，也是人类寻求未来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说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所研究热议的话题，但实际上它还并没有在社会中形成约定俗成的统一定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历史还尚早，它的内容研究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交叉性，研究体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也是因为低碳经济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复杂且漫长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必须配合国际规范法则和政府政策，同时融入大量科技研发投入，确保其能够稳定的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态势，所以说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同样日新月异，而它对国际贸易规则这样的全球问题影响也是巨大的[1]。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分析

目前，低碳经济正在逐渐升温，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关键领域，为此，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借此来制定国际规则，希望主导国际低碳经济，并为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有利优势地位，就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单边及双边贸易工作，以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相关法规。可以说，全球低碳经济及投资将极大程度推动低碳经济贸易领域规则的制定方向，甚至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国必须做出正确反应，明确本国在国际贸易规则改变过程中自身在国际经济领域应有的地位变化，与发达国家一样，争取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者，最后逐渐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让国家在未来规则竞争态势中占据主动地位。

〔摘要〕胡人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在南方丝绸之路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骆驼载乐”汉画像展示的即是胡人与丝路民间艺术交流的场景。胡人有着与汉人迥异的形象，通过与汉人进行贸易、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对汉代社会影响巨大。胡人选择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巴蜀是基于“从蜀宜径，又无寇”的考量，胡人在与蜀人的贸易交流中带来了异域多样的艺术形式，与巴蜀当地的民间艺术交融化合，极大地丰富并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胡人；骆驼载乐；南方丝绸之路；和平交往

胡人，在汉代主要是指匈奴人，后来泛指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游牧民族，也泛指汉族域外的外族人。胡人是汉代墓室画像砖（石）、雕塑、青铜器、壁画等艺术题材常见的艺术形象，其造型表现多样，内涵丰富。目前在巴蜀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有“骆驼载乐”画像砖、巴蜀吹笛胡人陶俑等。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人像、面具，虽然形象迥异于蜀人，但身份尚且未有定论，有可能是胡人或更远的外国人。下面以“骆驼载乐”画像砖为例分析胡人与巴蜀的关系。

一、“骆驼载乐”中的胡人形象

“骆驼载乐”画像砖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属东汉时期。四川是目前国内汉画像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画像砖最具典型性。“骆驼载乐”画像砖是一个独幅画面，长方形，运用浅浮雕加凸线刻、阴线刻等方法雕刻而成，线条勾勒清晰，凸凹有致，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立体美感。画像砖中的胡人和骆驼的形象均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表现。骆驼昂首长啸，步伐大而矫健。骆驼前峰跪坐一胡人，头戴尖顶高帽，大眼高鼻，正卖力甩袖击鼓。从画面残损的情况看，驼峰上还有一个胡人与之对应，共同击鼓。“骆驼载乐”画像砖中的胡人有着与汉人迥异的形象，“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多戴尖顶帽、着胡服等。这从诸多汉画像的人物相貌、衣着、神态、姿势及相互比对中可以看出，而且胡人对汉代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显然，胡人和异域的文化不断地输入内地，统治者倍加追捧，上行下效且蔚然成风。胡人通过骆驼与汉人进行贸易、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当然也因领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战争纠纷，不过总体上看文明交往、友好交流远远多于争端。

二、胡人击打建鼓考究

“骆驼载乐”画像砖中，驼背上胡人击打的鼓不是一般的乐器，据考究属于建鼓。而且击打汉代建鼓的乐手是胡人而非汉人，这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骆驼载乐”中的建鼓击打者为什么选择域外的胡人？不妨做一推断，首先胡人的身份、地位相当高，或者有一定官职，或者是朝廷钦点的乐队指挥，抑或是异域的重要使臣，这样才能被官方委派为乐队要员击打建鼓。建鼓为历代宫廷所用，多用于仪仗出行、礼仪活动等重要场合，并且演奏建鼓的一般是官府人员或乐队重要人物。如《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周礼》记载：“将军执晋鼓（即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和举世瞩目的战国编钟摆放在一起，表明建鼓的地位相当权威。建鼓在宫廷也一直在沿用到明清时期。在明代中和韶乐和清皇朝祭司乐中，建鼓均为开典领奏乐器。至今博物馆收藏建鼓还将其陈列在历代宫廷乐器中。显然，建鼓非民间一般乐器，也不是一般人士就能击打。当然，从另外角度讲，汉代社会谶纬迷信盛行，相信人死后去西方极乐世界，而画像砖（石）本来就是墓葬的重要构筑材料，胡人、骆驼来自西方区域，汉人选择他们超度灵魂非常合适。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也很大。

【摘要】广西作为中国与越南接壤的省区之一，开展双边贸易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与越南贸易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广西；越南；贸易；“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广西作为中国与越南对接的门户，区位优势极其显著，双方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广西在中越陆地边境线上拥有国家一类口岸6个，二类口岸7个，边贸互市点25个，是中越双边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和“前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合作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一、广西与越南贸易合作的历程与特征

（一）贸易总量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1996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额为3.9511亿美元，其中，广西对越南出口贸易额为2.7291亿美元，自越南进口贸易额为0.373亿美元，广西对越南贸易顺差为2.3561亿美元。2003～2015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首次突破10亿美元。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建成，广西与越南双边贸易合作迈入自贸区时代。2013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当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金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26.9744亿美元。2016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额达239.75亿美元，同比微降2.69%，其中，对越南出口贸易额为123.34亿美元，降幅为31.17%；自越南进口贸易额为67.31亿美元，增长0.17%，广西贸易顺差56.03亿美元，同比下降49.97%。

（二）贸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