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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全文(5篇)

前言:小编为你整理了5篇民族史研究参考范文,供你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帮助你在写作上获得灵感,让你的文章更加丰富有深度。

民族史研究

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

摘要:少数民族音乐作为我国音乐领域中重要的艺术形式,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是我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媒介。伴随音乐人类学在我国的不断探究和深入发展,少数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结合已渐入佳境,中西方音乐的深入融合和紧密交流以及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持续发展。新环境下,根据音乐人类学理论观点,使用科学的方法和实际的案例,从发展的方面剖析和探讨音乐人类学发展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对加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弘扬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音乐;音乐人类学;音乐与民族

一、音乐人类学方面的少数民族音乐

(一)音乐人类学的来源及涵义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音乐事实上是人类主观意识的客观反馈,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音乐已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音乐的萌芽和逐渐的长大都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不同的音乐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产生是因音乐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时民族不同,民族文化就会各有不同、生活习惯就会不同。从涵义上来看,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内容主要包含音乐的开始、音乐与时代背景的融合、音乐作品的产生、音乐规则的制定以及音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和特性。音乐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还包含民间、传统、口头说唱的音乐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含义,每个民族迥异的特色、不同民族产生的不同音乐在历史长河发展中相互摩擦、相互融合又互相独立,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多变性。在逐渐深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过程中,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各类学者们都对此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调查,他们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积累作为基础依据,与西方各类音乐全方面进行比较和探索,并通过相互沟通了解、相互探讨和相互研究,拓宽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探索视野范围和区域,促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和相互补充。

(二)少数民族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呈现发展

1.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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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术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内容摘要】党的报告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鲜明地指出了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为高校对新一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指明了根本方向。作者结合美术史教学,探讨新时期美术史课程中思政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思政教育美术史历时性

一、转变思政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水平

第一,更新教学观念。课堂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时性,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采用的方式方法都具有差异性。课程改革要想获得成功,不仅在于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更在于其教育观念的更新。美术史教学进行思政教育改革,必须始终明确这个“新”字,教学要体现时代特色。观念要与时俱进,教学的方式方法也要贴合时代特色,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针对90后、00后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在专业学科知识体系中寻找与德育知识体系的“触点”,顺其自然而不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开展德育教育。这要求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教学水平必须提高。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需要终生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第二,转变教育态度。教育态度决定着教师教学的走向,应改变教师至上的传统观念,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学生,促使其主动学习。改变空洞苍白的说教,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立足美术史内容本身,融会贯通

如何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引领?如何将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笔者认为,这是进行美术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人类的生活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组成,而人类对精神生活和美的追求,哪怕环境再恶劣也没有放弃,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所在。美术作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在带给人们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美术史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其与美术史内容之间的契合度。第一,从学习美术史意义着手。在课堂教学中,引领学生厘清从远古到当代的美术发展脉络,明确“源”和“流”之间的关系;了解人类观看(视觉)的历史,进而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特质,真正体现党的报告中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学生可能会认为,学习美术史不过就是学习图像风格演变的发展史。在这个读图时代,网上图片应有尽有,还浪费时间上什么课呢?这也是长久以来高校美术专业学生对美术史课程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上课伊始,教师必须让学生明确,美术史绝不是一门图片欣赏课程,它是一门开启心智的课程。艺术从根本上说与科学一样,是一种方法,但是艺术与科学又有区别,它是一种人类用来体验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有自身理性发展的脉络和逻辑。美术史指导人们通过不同的文化角度品评艺术作品,用图像诉说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哲学系统对美的理解与看待艺术的方式。美术史其实就是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想法、做法和生活方式在图像中的流露。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图像形式美的发展历史,其实是人类思想观念的演变史。中国美术有其自身独特的特质,它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式的哲学思考方式,注重感悟与经验,表现出来的理论研究也相对随意、零散,诸如画论、园记等,类似散文、随笔一样娓娓道来。美术史教学中应体现这种特质,多一些诗情画意,多一些切身体验,使学生从中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影响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从中西方美术比较、中西绘画的差异着手。造成两种不同美术样式的根本原因,除了材料上的差异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文化上的差异。课程中向学生传达一种新的美术观,即世界美术的发展是多元的,无所谓先进美术与落后美术之说。如画家潘天寿所说,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是两座并立的高山,同样令人高山仰止。同时,向学生说明何为“撰写美术史的话语权”,学习与研究美术史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美术观。第三,从中国美术史内容着手。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国美术史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卓越的成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在美术领域发挥了聪明才智、诞生了众多优秀美术工作者、创作了难以数计的优秀美术作品,这些艺术精品保留到现在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财产。中国美术的伟大成就足以使我们引以为傲。因此,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国美术的光辉历史,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第四,从外国美术史内容着手。西方美术史研究注重逻辑,因此它便于学习和传播。课程中抓住这一特质,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确学习西方美术史不仅是了解美术史论知识,更是对外国美术不同阶段的历史、艺术风格、代表画家等方面的综合掌握,培养学生广博的美术素养,拓宽美术史学习的国际视野。了解诸多伟大的美术家在成长过程中的优秀品质,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使其更好地践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光荣使命。

三、探索多元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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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科学化进程研究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音乐史进行科学化进程的研究,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音乐史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壮大,是科学化逐渐提高的进程,也使得中国音乐史在研究进程中取得有效的成绩。但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来观察音乐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中间依旧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还需要提高,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应更加深入,科学化进程问题应该作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重点,应该得到有效的重视。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研究;科学化进程

一、中国音乐史历史发展

中国音乐史背景是非常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根据有关考古学者发现,中国的音乐历史可以具体的追溯到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长河中,逐渐创造了其丰富的属于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素养。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多个地区的人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从孔子时期传到了六艺唐代的音乐乐器(胡琴)在到西方近代音乐中,中国音乐在吸纳外来音乐的精华要素的过程中不断的给自身带来了发展,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之国,其古代人在自身人格方面的素养是相当高的,国家礼仪方面与国家文化方面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的学习方式。

二、西方近代科学本质

西方近代科学其主张的主要是研究自然界,西方有关学者非常关注大自然所发生的事情,其西方学者尤其重视实践实验的做法,以实验为基础来确定事物对与否,注重实际来得出结果。在近代科学中,西方学者认为直接观察现象并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理论中,科学只认定其实验成果,用事实依据来得出结论,这也就相当于,不能以观察自然的现象来确定事物,而是,要采取科学性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的方式来确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有关学者达芬奇说过,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蜕变出来的,那么其就没有任何的可信性,因为实验本身就是确定世间万物的本质。科学化进程应该遵守,用实验事实来说话,不能以信口说了算的原则来进行,西方哲学中表达了,科学的理念不是武断的理念,而是尝试性的理念,其科学化是不按常理,不根据直观来表现的,而是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理论上,科学研究要有落实,踏实的人来进行,科学所推测的结果是要经过很多次的实验来进行测试的,这也是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主要特点。西方近代科学化进程的第二个特征是科学从不相信权威,是一种自身追求真理以及自由的精神理念,德国学者,爱因斯坦曾经运用犀利的话语指出,科学研究进程是需要精神上的自由的,可分为精神上的外在自由以及内在自由。精神上的外在自由是不会发表任何关于理论研究的见解,内在自由是自身思想上不受任何权利约束。在科学化进程中是不存在最终的真理或理论的,目前所有能用科学解释的事物都只是暂时的,相对应的,科学是没有永远的真理,全部都是暂时性的结论。但是,在成功的理论都只是接近于真理的一种表达形式,最后都要让给最新研究的理论认识,所以,在科学进程方面是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知识。

三、科学实践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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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史课程价值提升策略

摘要:平面设计史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本科阶段的一门专业必修理论课。内容枯燥、繁多是平面设计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重要问题,影响了艺术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多年来,平面设计史课程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对课程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实践与探索一直持续。然而,究竟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创新而创新,还是真正地适应了艺术设计类理论课程的特点与意义,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是否真的对症下药,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该文作者从事平面设计史课程教学多年,也在中外不同高校课堂中聆听过多位优秀教师的讲授。该文基于国内平面设计史教学研究成果,提出一些分析思路和实践措施,以期让学生理解并重视平面设计史课程的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关键词:设计史;教学实践;课程改革

多年来,针对平面设计史课程内容繁杂、讲授模式单一、学生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纷纷提出改革意见,呼吁摆脱固有的讲课模式,优化教学辅助手段,适当调整编排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革作业模式。作为一门专业理论课,平面设计史课程往往容易受到忽视,一些高校甚至一再压缩理论课程的课时,而平面设计史课程改革效果不显著。

一、平面设计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

目前,平面设计史课程教学主要是理论知识的传递,文本学习与设计实践缺乏综合联系,教学目标也缺乏深度。其实,平面设计史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综合而有层次的。作为历史类课程,平面设计史课程必须让学生认真学习和掌握各个时期的平面设计风格,了解平面设计的发展历史。其次,平面设计史课程能启发学生了解现代平面设计思潮的起源,在历史中寻找其根源,了解现代平面设计产生的动力,通过了解平面设计的发展历史,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平面设计。学生通过学习平面设计史知识,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平面设计,进而展望平面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康威在《设计史》一书中说:“对过去的研究能使我们明白我们从何而来,曾面临何种复杂的选择和决定才走到了现在。如果没有这种的视角,我们的理解将是有限的。我们会沦为‘现在’的囚犯,无法预见选择性或是认识到选择的可能性。”①除此之外,更高层次的平面设计史教学还应该使学生对设计物研究方法和策略有一定的了解,增强对学生综合史论分析和设计思维的培养。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拥有多年的设计史研究经验,这样才能启发学生构建历史研究的独立思维,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达到更高层次的学习境界。

2.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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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上古民族文化理念创建

一、《古史甄微》的著述背景、重要论点与学术贡献

《古史甄微》是蒙文通先生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后,正值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人曾依学术研究风气将当时古史研究中的流派区分为旧史学派、新史学派和疑古派,①并对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作出如是评价:“所谓旧史学派者,一遵往古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不稍更易;或更博采诸子,以相塗附。新史学派则依地下掘得之新史料,以补旧史之偏而救其弊……惟真是求,惟信是录,态度最为纯正,成绩亦特为卓异。其疑古一派,则稍窥皮毛,率尔立异,师心自用,如饮狂药,一切旧史,目为土饭;以现代之理论,决遂古之事实;深文周纳,惟意所欲,裂冕毁裳,靡所不至……”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区分实仅属作者一己之见,对不同学派尤其是古史辨派学术风格的评价,也并非完全公允,但从以上文字,我们大体可以领略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的时代,中国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低迷徘徊之后,正在中西文化思潮激烈碰撞背景下经历着新陈代谢,并向着科学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按照蒙氏《古史甄微•自序》的记述,《古史甄微》一书的撰著是受到其师廖平的一则命题的启迪: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

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①廖氏命题提出于1915年春,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并力求符合科学精神的新史学尚刚刚起步,受到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影响而引发的古史辨运动尚未展开,因此,从学术路径看,廖氏的这一命题大体上未超出中国传统历史考据学与疑古辨伪理论的总体范畴。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及由此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古史新证的学术实践,不断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挑战。面对异彩纷呈的各种新旧学术思潮,直接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刘师培的蒙文通先生,力图克服旧史学之杂糅、泥古等种种流弊,试图就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甄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出于此种学术动机,蒙氏撰著了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古史甄微》。该作发表后,长期受到中外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在《三皇五帝》一章,蒙氏对流传数千年的古史系统大胆提出质疑。蒙氏引述谷永之说和师古注释,明确指示:“三皇、五帝之说,起自晚周”。蒙氏引证古代文献,论及“五帝固神衹”,“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五帝固神衹,三皇亦本神衹,初谓神、不谓人也”。

在对“帝”、“皇”本义作文字学考察的基础上,蒙氏指出:“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②蒙氏在揭发三皇五帝之说发生次第的同时,依五帝、三皇说分别始见于《孙子》、《庄子》推测:“三五皆南方之说,驺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遍于东方北方”。③蒙氏在考察三皇说渐次发展演变之迹及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形成过程的同时,对九皇及盘古的传说进一步提出质疑:“上古部落而治之时,各长其长,各民其民,乌有所谓三皇、九皇、盘古之说哉!”在《历年世系》一章,蒙氏发现,早在司马迁著作《三代世表》时,古代文献有关黄帝以来的年数,已无可考。班固《世经》及以下《帝王世纪》所记唐、虞、夏年数“固一家之言,未可据为征信也”。④征诸相关文献,蒙氏发现司马迁以五帝以来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自抵牾者”,⑤并由此得出结论:“三代世系之不足据,事甚明凿”。⑥所以,蒙氏评说“郑玄、谯周皆信《生民》、《玄鸟》之诗,共言五帝三皇传世之远,……则于《世本》众家所说之纷纭缴绕,如斩乱丝,廓清摧陷而无遗也”。⑦综上所述,蒙氏以古代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体系皆晚期之说,不足信据为证,彻底打破了流传已久的三皇五帝说,蒙默先生以此即蒙氏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⑧

然蒙氏“并非娲燧牺农两皞祝共诸传说而摒弃之,故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⑨由此可见,蒙氏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瑏瑠此外,《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章,蒙氏在打破传统的三皇五帝体系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探究上古时期的部分历史真相。蒙氏尝试性地提出了“太古民族三系说”。他将我国上古居民划分为三个民族部落集团,谓其分别分布于江汉、河洛、海岱三个地区,其姓氏、部落、经济、文化各具特点。有的学者指出,蒙先生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尤其蒙氏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瑏瑡由此可见,蒙氏“太古民族三系说”的建立,对日臻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建立是有开创之功的。长期以来,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一方面慨叹上古文献的相对贫乏,同时又注意到上古史料自身的复杂性。先秦史料“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瑏瑢对史料的考据辨疑为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据守经籍,宗法汉儒学风的主导下,中国古代学者对上古史料的的辨疑长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夕,顾颉刚先生仍较为客观地批评被誉为“新史学开山”①的王国维先生受“传统学说的包围”,其“《殷周制度论》根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这是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②

由此可知,蒙氏突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彻底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首次提出“太古民族三系说”,其学术价值和此前不久顾颉刚先生“古史层累地造成”说③及“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④的四条法则一样,“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⑤被学术界盛赞为是继崔述之后中国古史学上的“第二次革命”。⑥综上所述,蒙氏《古史甄微》“运用大量经典以外的材料去揭开早已被儒家经典一元古史观所淹没的古史”,“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学术界誉其“是革命性的论述”。⑦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蒙氏有关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究,既不同于旧史学派,亦有别于新史学派和古史辨派,而是更多地在旧史学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科学方法,融入新的观念,开辟了一条旧中有新的学术路径。对此,时人曾对蒙氏学术理路有较为公允的评价:蒙文通先生“自树赤帜,发明古史三系之说,以推阐往事,不偏于新,不党于故,祛门户之成见,治今古学于一炉,博稽众籍,惟信是征,错综比较,以验厥情;其诚不缪乎近世科学精神,而深合乎培根之归纳法矣。”⑧沿着新的学术路径,蒙氏在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说的基础上,“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⑨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了对中国上古民族、文化理论的建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蒙氏以“太古民族三系说”为骨干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不断迎接着学术界的是非褒贬,但历经八十个春秋,该理论的学术地位却在学术界的臧否中不断得到彰显。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蒙氏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系统考察民国时期中国古史的学术倾向和中国古典学的路径,因而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学术视野下“太古民族三系说”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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