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教育全文(5篇)

摘要：出色的农民职业教育是德国农业跻身世界前列的坚实基础，具有多重立法保证、“双元制”教育模式和充足经费支持等鲜明特征。借鉴德国先进经验，我国可以着力通过强化法律保障、完善培育模式和加大经费支持力度等途径，营造良好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环境。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肩负起建设世界农业强国使命。

关键词：德国；农民职业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双元制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发展与世界先进国家仍存在些许差距。实现我国农业科学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最关键。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2017年我国农业部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号召，着力增强高素质人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作用。德国是农民职业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德国农民职业教育的特征

1．1多重立法保证

自1950年始，德国陆续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企业法》等10多部法律并严令各部门执行。从界定教育范围、技术标准、参与成员权利与义务到制定考核制度、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领导机构等，力图通过立法保证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例，它是德国实施职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最基础的法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联邦政府和各州在职业教育的义务，并且对工业、农业、商业等多个领域开展职业训练作了规定，主要目的是使劳动者通过培训获得基本的劳动知识和劳动能力。

1．2“双元制”教育模式

摘要：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如何稳定就业、推动创新创业成为复工复产的首要任务。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回流，如何解决回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民工创业能够有效地促进就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职业教育推动农民工创业培训，能够提升农民工技能，提高创业的成功率。针对当前职业教育推动农民工创业教育存在的不足，分析农民工创业教育的需求，在采取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提供创业培训资源条件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推进策略，为我国农民工创业创新提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

2020年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国家面临极大的发展经济压力，从进出口贸易上看部分产业出现发展滞缓的现象，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影响了就业，疫情的发展迫使大量农民工回乡就业。国内制造业发展受限，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发展受阻，工作机会的大量减少使得国内的就业问题变得异常严峻。2020年3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下发《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民工就业，创新农民工培训教育的方式，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帮助农民工创业就业。因此，用职业教育来推动农民工创业培训，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工的创业需求，为农民工创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实现农民工就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1职业教育推动农民工创业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在技能培训上有着一定优势，但是我国的农村地区职业教育普及率低，且重视度不够，导致职业教育在推动农民工创业培训中存在诸多问题。

1.1职业教育存在与农民工创业需求项目脱节的问题

职业教育在推进农民技能提升上有着优势，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农村出现多元化的新经济形态，但是职业教育内容存在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一是职业教育忽视农民工的需求。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传统的养殖、种植的培训需求度不高，反而对电子商务、在线直播、短视频制作等需求多。但是职业教育的内容多数为政府规定的种植养殖技术，难以满足新时代的经济形态发展的需求。二是职业教育很难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趣。职业教育对新生代的农民工缺乏吸引力，而老一代农民工，其种植养殖技艺大多数已十分娴熟，在作物种植、家禽养殖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因此对政府组织的创业职业培训兴趣不高。

摘要：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得到大力推广，与之相匹配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却没有跟上农业发展的节奏。农业现代化的推广面临着高速发展的农业同滞后的农村人口素质的矛盾问题。分析了发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的迫切性，以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据此探讨了走出困境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对策探讨

受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影响，很多人对农民的理解还是靠传统经验来维持农业。随着国家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在农村得到大力推广，各类农业机械在全国达到5000万台左右。但是，机械化的推广只是低水平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广面临着高速发展的科技与滞后的人口素质的矛盾问题。大多数农民学历水平低，没有受过专业的农业培训。这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新兴农业科技难以有效运用。因此，普及农民职业教育，成为贯彻落实高水平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1发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的迫切性

首先，发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农民的生产技能与知识水平关系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发展上限。在农村普及新型的农民职业教育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需要，也是农民寻求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次，发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能够激发人们参与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农业技术培训的推广可以使农民掌握科学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最大程度转化和实践农业科技成果，实现持续增收的目标。最后，发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举措。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同时又是难点。农村是否实现小康，农民是否过上小康生活，经济收入是最明确的指征。职业教育有利于培养农户创新创业能力，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为增收提供保障。

2农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境

2．1农村人口素质问题

摘要：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各方面虽已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当前仍普遍存在培训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用于评价基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实效性的指标还比较少，导致很难通过评价反馈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为了构建基层农民教育培训的评价体系，在概述我国农民培训需求的基础上，梳理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的研究及运用，分析认为应从培训条件、实施过程、培训成效3个层次设置16个评价指标建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

关键词：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评价标准;实效性;农民需求

推进党的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总目标，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以农民为突破口，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高度重视该项工作，自2012年以来，多次下文部署，积极落实［1］。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经过多年的发展，各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具体体现在政府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财政投入力度加大，信息化管理、规范程度明显增强，已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平台，对分层培训、培训内容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以农民为中心，送教下乡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省级培训体系制度建设、工作环节及学员满意度进行全面的考核［2］。但实践中仍普遍反映，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是主要的限制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教学内容、培训方式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针对性、时效性不强［3－6］。成人参加培训的目的就是实用有效［7］。农业农村部在《关于做好2019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中(农办科〔2019〕26号)要求，农民教育培训启动3年提质增效活动，但用来评估基层教育培训满足需求的情况及实效性的指标还比较少，导致很难通过评价反馈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王守聪［8］认为教学效果的考核评价和认定改革是农民职业教育制度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是今后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重点探索方向。笔者旨在梳理多年来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标准方面的实践探索，尤其是教育培训效果指标，结合其他职业教育的标准，分析相关的指标，为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的评价体系做参考。

1农民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

该研究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指针对正从业的农民及从事农业相关者所开展的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相关的知识、技能、职业道德的学习［8－9］。目前主要包括职业培训、非全日制成人中职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模式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制定规划，提供政策、资金、落实任务，组织农广校、农业院校、推广等部门来实施，如“百万中专生计划”“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程”等项目。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面临着“谁来种地”的严峻局势，同时又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目标是培养一批能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具体讲，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让农民增收，获取稳定足够的职业收入，进而激发出发展的内生动力，逐步改变乡村面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1］。但我国从业农民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2018年21个省份41岁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占比在65%以上，初中学历约占55%［10］。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11－13］，要提高农民收入，首先是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从业农民的综合素质。江苏新型职业农民中90%以上受访者表示愿意也需要参加培训，70%基层教育培训管理者却反映培训最大的困难是农民缺乏培训意愿［3］。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的主要因素除了培训内容、方式不适合以外，还有时间、地点、个人学习困难等限制因素［3－14］。他们参加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前生产问题、提高技能，其次是学到新知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增加收入。培训内容一般首选贴近实际的特色种养实用技术、病害安全防控技术;其次是经营管理知识、市场信息、国家土地流转、惠农政策等［1，3，14－15］，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培训内容需求重点有差异［1］，农民较欢迎农业专家、农民骨干浅显易懂地授课;80%农民希望采用现场教学、田间指导、生产观摩或讨论学习等方式;77．9%农民愿意接受7d以内的短期培训，70%以上农民希望在就近田间地头、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接受培训［3］。

2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及应用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评价主体首先来自教育行政部门，通常采用全日制中职教育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学校办学水平或一个区域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指标包含发展规模、职业教育资源水平(专职教师数量、校舍、图书、设备等)、管理办学机制、教育成效、服务地方经济的水平等。非全日制农民成人职业教育在教育资源水平方面远远低于全日制的要求，今后相当长时间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同一标准来进行投入，但要持续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也必须保证相应教育资源的投入，如专职教师数量、农业技术人员、教学场所及设备、实训基地等。部分教育成效的指标仍可沿用，如获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比例、毕业率、就业对口率、毕业生满意度等指标。发展规模最好不用绝对人数，采用参加职业教育人数占本地在岗农民的比例，这样可避免地方差异的影响。对农民培训评价的研究应用也在不断发展中。以往从培训人数、经费规范使用等来检查任务完成情况。随后的研究者陆续尝试构建多层次的指标来衡量各省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2003年的研究中［16］，研究者从供给方、需求方、国家投入及政策4个方面选取了23个指标，如供方指标体系中增设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指标，它们对保证农民教育培训质量必不可少的。培训效果指标中仅采用了农民人均收入。在2008年评价各省农民职业教育水平的研究中［17］，从教育条件、教育对象、教育效果3个方面设置了13个指标，教育效果方面除了培训人数，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农机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化肥产出率等农业生产水平指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更适合中长期宏观区域的农民职业教育水平评价，在基层农民培训中应用较困难，虽然农民教育培训的最终目标确实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转化为生产力同样带有滞后性，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2014年以来，农业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开展了省级绩效考核［2］，考核体系包含工作组织、实施过程、工作效果、加分扣分项4个方面22个指标，该体系注重过程评价，有利于督促引导农民培育体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培训、信息化管理等。工作效果方面包含了学员满意度、信息宣传、信息化程度等指标，农民对培训的组织、授课教师、教学内容按5分制打分，让农民参与评价，重视农民的满意度评价是一个进步，但所打分数一般较高，如需确切获取农民对培训实效的意见仍有待改进。

摘要:我国农民工健康状况堪忧，部分原因在于健康教育主体、介体和客体的角色缺失，核心在于缺乏一个承接农民工健康教育的教育载体。基于职业教育的视角，阐释职业教育功能和农民工健康教育的现实需求，联结二者形成耦合推进的职业健康教育模式。基于职业教育基本规律，形成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为三级主体、以培训机构—企业工会—职工小组—家庭为四级介体、以农民工为首要客体、以公益组织为全方位环体的职业健康教育体系，最终实现基于职业教育服务农民工健康教育的联动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民工健康教育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总体呈现“现实紧迫需求，但是开展难度较高”的现状:一是教育者组织单位(主体)缺失;二是教育体系(介体)不健全;三是主体受教育(客体)意识淡薄;四是教育环境不良。因此，基于职业教育活动探索农民工健康教育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一、职业教育功能与农民工健康教育现状

职业教育是指通过一定的专业培训，让行业新入门者获得一种或者多种岗位或生产劳动所必须具备的岗位常识、技能手段和从业道德的教育活动，其中，岗位常识包括业务规范、行业法规、职业危害以及健康预防等知识，这就决定职业教育不仅具有教会人“如何做”的功能，还有教会人“如何防”的功能，而且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说明，职业教育具备教育行业从业者进行健康管理和防护的功能。然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农民工健康教育却在制度、法律甚至生产规范中被遗忘。在生产过程中，开展农民工职业健康管理工作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推行的一项重要安全生产政策，2014年，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将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但是在实施农民工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健康保护工作的同时，却将管理与防护的基础———教育忽略不计，致使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成为行政管理体系中被遗忘的角落［1］。以至于制度和政策缺失下的学界研究，也将农民工健康教育忽视。农民工健康问题虽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归纳总结学界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关注要点，却更愿意将职业健康问题设想为职业活动必然结果，从而竭力从完善医疗体制、改善农民工医疗条件等方面来解决［2］［3］［4］，难道不是亡羊补牢吗?而对于通过教育来提前预防农民工健康问题的“扎紧篱笆”措施研究相对匮乏。基于上述论点，结合职业教育所具有的“如何防”功能，通过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进行防护性的健康教育具有可行性，二者可以在实践中实现耦合联动。

二、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健康教育的耦合推进

在我国，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农民工健康教育相对匮乏，构筑农民工抵御职业健康风险的预防体系的基础薄弱，就连我们法定政策中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的目标，即“以人为本、综合进步、持续发展”，都难以有效地实施。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管理和教育工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开展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已成为企业管理制度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控制工作场内职工受到职业健康危害，建立“健康的工作场所”。但是，由于技能相对较低，同时缺乏在城市里的关系网络，农民工进城之后以从事脏、苦、险的工作为主［5］。在起初阶段，由于此类工作对劳动者体魄要求较高，一般情况下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往往具有健康的体魄，他们还能够透支生命资本来维持生产。但由于这些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面对更恶劣甚至危险的工作环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健康优势也就逐渐消失。因此，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年龄逐渐衰老，经历过恶劣生产环境洗礼的农民工呈现职业病危害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全国粉尘行业从业人员调查中，从事金属矿山、隧道施工、建筑、硅酸盐等行业的农民中超过80%患有尘肺病，尤其是近年来群体性发病事件不断出现，“农民工已成为职业病主要高发群体”，已经成为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推进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健康教育耦合联动已经势在必行。(一)职业教育能够推动农民工健康教育快速发展由于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整体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各类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我国农民工健康教育开展较晚、发展较慢且相对匮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城乡二元分隔机制长期约束，农村地区蕴藏着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加之长期受贫困的肆虐，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向城镇的转移是盲目的、激进的，无任何自我保护意识，能在城镇找到弥补家庭开支的工作岗位比什么都重要，多数农民工连工作合同都不签，更谈不上要求企业提供劳动安全保障设施等。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工矿、建筑等高污染行业干活，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生产防护条件，无任何保护措施作业是常有的事。无保护作业在短期内无职业疾病征兆，但是长此以往导致其职业亚健康甚至恶性职业病问题不断产生。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民工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不去追求企业责任，企业也抓住这一点频繁更换作业人员来降低自身责任。正是农民工的自认倒霉、企业的自保行为以及社会信息不对称等认知障碍因素，职业健康问题一直未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农民工职业健康问题并没有在社会矛盾中得到激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群体整体职业素养较高，自我维权意识增强。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回到家乡后各种职业疾病逐渐在他们身体上显现，产生21世纪之初尘肺病高发，也导致产生第二代农民工群体的健康恐慌，“剖胸验肺”等职业疾病的隐疾逐渐在沉寂中爆发出来。针对“民工潮”后期所产生的农民工职业健康问题，我国制定并颁发一系列卫生安全法规，譬如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至此，我国农民工职业健康保护才逐渐开始得以重视。很显然，我国农民工职业健康保护法规体系的确立相对较晚、发展较慢，而且内容较为匮乏。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被提上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应加强生产场所职业健康的宣传教育，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组织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法规、知识、职业病防治等方面的教育培训”［6］。由此可见，教育在职业健康保护中起到重要载体作用，此后我国开展的职业教育活动中均将职业安全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极大推动职业健康教育的快速发展。(二)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健康防护机制日渐完善21世纪以来，我国根据职业健康发展状况颁发一系列职业健康的防护性规定，但均是从管理学角度开展，农民工职业疾病的安全防护措施、管理制度建立很多，似乎均是将农民工职业疾病看成必然结果，而缺乏从应然因素出发建立农民工职业疾病的预防机制，呈现一个“重管理、轻预防”的状态。一个完整的防护机制应是“预防—管理—治理”等三个环节，侧重管理而忽视预防显然是不适应的。因此，农民工职业健康防护机制首要考虑的是预防，预防的前提是有防护意识，防护意识来源于教育，职业教育就要起到关键作用。(三)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时代使命由于我国农民工职业疾病防护工作一直由企业负责执行，企业为追求过高盈利而忽视职业健康教育，将职业疾病防护工作放在次要位置，不利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疾病防护机制。同时，企业也没有构建职业健康教育体系的动机，更不用说确定教育者、教育介体，甚至教育客体都无法确定，致使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一直处于主体、介体、客体缺失的状况，最后形成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组织载体不明确且缺乏教育路径”的窘状［7］。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作为培养农民工基本技能的职业教育恰能承接这一任务，成为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载体是职业教育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