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全文(5篇)

一、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机本质的系统性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学者也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刘骏民、伍超明研究发现，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是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主要原因，而收益率差异又根源于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1］。Crochane通过建立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2］。运用ARCH模型，并利用美国股市的阅读数据，Gregoriou等研究发现，股市波动情况能较直观地反馈实体经济的变动状况，并对金融部门的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及短期内的实际货币供应量，故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比股市回报更为敏感的经济变量［3］。周莹莹、刘传哲的研究也表明，长期内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尽管短期内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负向冲击，但长期内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著，且对实体经济发展变化的解释程度不断提高［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但是，鲜有学者从结构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试从结构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为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全球视角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关系

经济虚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本部分基于全球视角，从虚拟经济的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

(一)存量分析

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实体经济。由于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以股市市值、债券市值、金融衍生产品未清偿合约之和来衡量虚拟资产的存量规模，以GDP来衡量实体经济，以两者的比例来衡量全球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数据，全球虚拟资产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1997年以前(除1993年)，全球虚拟资产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处在1．5－4．0的水平;1998—2000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平稳，两者比值稳定在5．5附近;2001年后，该比值开始迅速上升，在2011年达到8．5。这表明虚拟经济发展迅猛，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是，虚拟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发展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全球虚拟资产总量的增长速度来看，增长最快的是金融衍生品。衍生品未清偿合约名义余额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95．3万亿美元，增长了172倍多;同期，债券余额从18．02万亿美元增加到80．22万亿美元，增长了大约4．5倍;股票市值从8．89万亿美元增加到62．75万亿美元，增长了大约7倍。就不同的虚拟资产而言，其存量规模占GDP总量的比值变化趋势也存在明显不同。比如，金融衍生品未清偿合约余额占GDP的比例变动趋势，与虚拟资本存量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趋同，二者都呈现出持续快速的上升势头。具体而言，1997年之前(除1993年)，金融衍生品未清偿合约余额的增长速度在年均15%左右，但1998年以后，该比值增长速度加快，1998年该比值增长到31．9%，到2003年该比值为64．7%，增长了1倍多。与金融衍生品不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和债券市值占GDP的比值变化趋势就显得比较平缓，而且二者的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在1990—1999年期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9年达到峰值1．17，随后呈下降趋势，而且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基本上处于0．4－1的范围内，变化幅度较小;而债券市值占GDP比值在1990—2003年期间却一直处于缓慢上升中，虽然增长势头不强，但上涨趋势不变;2001年之后的增长趋势变强，增幅变大。由此可见，不同虚拟经济产品占GDP规模的比值变化趋势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虚拟经济的规模来看，全球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于1999年底首次超过全球GDP总值，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虚拟经济占实体经济的比值远远超过了100%。特别地，全球期货交易规模在不断上升，尽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全球69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该年期货及期权的总交易量仍同比上涨13．7%。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2005年底，中国A股市场总市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7．7%，而美国股票市场市值占GDP的比重为130%，韩国、印度、日本等国约为100%，东盟国家在70%－80%之间。2005年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票市场实现了大跨越发展。沪深证券交易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达24．69万亿元，其中流通总市值为19．55万亿元，已占2012年GDP(51．93万亿元)的48%。

(二)流量分析

自1986年开始，国际清算银行(BIS)每间隔三年就会公布一次外汇交易额数据。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报告中的数据存在估计成分，汇率波动被夸大等原因，导致国际清算银行年报的数据不是精确数据。因此，本文只是将这些数据作为流量分析作为参考。1980年，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仅为87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了32100亿美元，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近36倍，这体现了全球外汇交易的巨大而强劲的增长。从占全球出口额的比值情况来看，1980年全球外汇交易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值仅为11．18，而到1986年该比值迅速上升为35．93，到1998年更是猛增到74．99，之后略有下降，但是2001—2007年间，该比值一直稳定在55附近波动，虽然相对稳定，但是此比值仍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在2001—2007年期间全球服务于外贸的外汇交易额所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比例不足2%。这表明，全球外汇交易额与出口额之间的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随外汇交易额的增长而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全球外汇交易与全球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脱离，全球的实际贸易对全球外汇交易的影响十分微弱，外汇交易的目的主要来自于贸易之外的纯粹金融因素和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的实体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虚拟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结合虚拟经济存量分析发现，股票市值占GDP比值在不断上升，并且其发展趋势与外汇交易占出口比值的增长趋势相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不管是虚拟经济存量分析还是流量分析，结果都是类似的。

[摘要]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事件、美国退出TTP等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关键词。文章首先阐述逆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兴起、分析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以及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冲击,最后重点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探索逆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调控转型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逆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

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事件、美国退出TTP等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关键词。当下,全球经济形势呈现出弱复苏、低增长、通货紧缩、高失业等主要特征。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明显地不确定性。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亦面临着一些压力和难题,如何理性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现状探索宏观经济管理转型策略,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逆全球化”含义及其兴起

(一)逆全球化的含义

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相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特定水平之后市场再度表现出分割态势,其与全球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逆全球化既包括市场全面开放转变为有条件的限制性开放,也包括市场完全封闭。其表现是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一些隐性或显性的阻碍因素使得市场中的产品、劳动力或资本无法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折射出一个国家对于多边开放态度的转变或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度的转变[1]。通过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然而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GreatSatgnation),使得各国极为迫切的想要回到经济复苏的理想轨道,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对逆全球化问题加以重视,也正因此,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显得十分紧要。

(二)逆全球化的兴起

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一些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1］刘志强认为，一国内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关键词：经济绿色化；人民币国际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指数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深入，再叠加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原先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忽略了环境保护，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目前国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经济需要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发展。绿色金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新兴清洁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绿色金融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以绿色金融作为切入点，能够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增长结构转型。2020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更新全球贸易预测报告，该报告指出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第一季度商品贸易额同比下降3.8%，预测第二季度贸易额下降18.5%，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也下调至4.9%。面对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强烈冲击，各国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使得家庭、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继而造成银行坏账率的上升，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引发经济下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企业向绿色化企业进行转型，转型导致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会造成投资者的财务损失，甚至会造成企业破产，引发经济下行。虽然此次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萎缩，但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得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开始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并将其纳入宏观审慎体系，经济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在恢复经济的后疫情时代，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

1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分析

1.1跨境人民币结算

当一国货币能够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和使用，该国所发行的主权货币就称为国际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作为充当价值储藏、记账单位以及交易媒介的商品存在。国际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同样具有这些货币的职能。从货币职能的角度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要求货币首先要成为结算货币。一国货币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作为结算货币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只有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储备职能时，才是实现了一国货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降低了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减少境内外企业的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跨境人民币结算实现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结算职能，也增加了国外央行国际储备中人民币的占比，推动了其储备货币功能的实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年，中国人民币跨境结算收付总额达到了19.67万亿元，人民币结算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金额比重的38.1%。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使得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人民币份额提升，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跨境人民币结算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其便利度有效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功能，拓宽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资职能和储备职能。

1.2人民币币值稳定

维持货币币值稳定是实现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当一国货币有升值预期时，国际投资者基于投资获利的心态，持有以该国货币计价资产的意愿强烈，非居民会增加该国货币计价的资产。但是，当一国货币升值预期结束或者货币升值结束，非居民持有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意愿减弱，就会抛售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货币预期升值从短期来看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从长期来看，通过货币升值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是不健康的。只有使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任程度提高，才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人们对货币的信任程度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货币政策的稳定程度以及币值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