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全文(5篇)

一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

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一、社会文化观(SocioculturalTheory)

社会文化观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为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维度。维果斯基认为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机能是伴随着对符号系统的掌握和内化而发展的。符号系统作为心理工具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人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影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在符号中，词、言语是最为常用的刺激手段。词和言语先于语言社团中形成，而后成为个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采纳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者，维果斯基不仅“更重视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强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点的关系”。还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由语言工具及社会文化历史经历所决定的，言语思维不是天生的自然行为形式，而是受到历史文化过程制约。由此开辟了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和历史元素的先河。维果斯基从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动与心智发展，从而创立了社会文化发展理论，该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教学在发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认知能力与学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以传统心理学家皮亚杰为代表，认为成熟也就是智力发展是学习的前提，学习只有在心智和脑力都发展成熟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另一派以维果斯基为代表，他们强调教导对孩子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发展之前的学习活动才是有意义的。

(二)语言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媒介。学习媒介一向被人们视为是社会文化观的理论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帮助完成任务的某种工具，比方说是农夫耕作的锄头，裁缝缝纫的剪刀等。社会文化观就强调人类需要借助工具和符号系统对自身行为进行调节，其中语言作为最有利的一种符号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将外界的社会语言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

(三)社会互动和知识内化。维果斯基强调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是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先于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因此缺乏互动的学习行为与维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维果斯基认为在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水平：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著名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概念，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和促进作用，就必须确立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智力水平，二是学生借助他人的协助可以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帮助学生穿越最近发展区，向其潜在发展水平靠拢这一问题上来。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知名，影响也较大的就是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由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论。

二、支架式语言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

摘要：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个人主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不断交互的结果。社会文化理论把学习看作是一种建构过程，并关注学习的社会性、文化性。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社会文化理论提出的关于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过程等的基本教学思想，对以语言文化交流为根本目的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建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社会文化理论作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个分支，认为知识的学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等的影响。1999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明确指出：“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英语能力的提高”。［1］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才能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英语语言的学习。另外，我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中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和写作，要求学生具备用英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能力，体现了在英语学习中渗透国学的趋势。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沟通方法，在交流传播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研究，结合日常英语写作教学观察分析，笔者认为制约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的最大障碍并不是语言形式本身，如词汇、语法、句子结构等，而是语言文化知识的欠缺。因此，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理论出发，分析其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我们希望能从文化交际的角度进行英语写作教学，培养学生恰当地使用语言进行跨文化写作交流的能力。

一、社会文化理论观点

社会文化理论是关于人的认知如何发展的理论。［2］该理论认为，人的心智活动本质上是社会的，人类认知的发展是个人主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或称客体）不断交互的结果，［3］且交互并不直接发生，连接二者并促成发展的是工具及其中介作用。［2］中介通过工具和符号来实现，人们通过工具控制和调节外在行为，通过语言符号调节内在意识。工具和符号都与特定文化相关，又称文化制品。人类通过语言和符号，在人类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间接的中介关系。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即人的高级心理智能是通过中介实现的。语言学习，属于高级心理智能的范畴。社会互动和心理语言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社会互动和文化制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过程。具体而言，二语写作习得过程，就是学习者运用工具和语言在社会互动中学习写作的过程。社会文化理论把学习看作是一种建构过程，其关注学习的社会性，重视知识学习与文化、历史、风俗习惯背景的密切联系，强调知识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体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背景条件下，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一系列活动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达到活动的目标。［4］（P183）学习应该像实际活动一样展开，个体在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中解决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学习某种知识。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学生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处于主动地位，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外部支持，有利于把“最近发展区”水平转化为现实水平，推动知识和学习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社会文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在其认知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这有助于将其理论应用于教育教学实际。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特征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始阶段上具有文化启蒙的特质

中国近现代历史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性文化接触、冲突以及融合。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封建时期都具有封闭的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稳固性，外来文化往往无法动摇其根基反而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和改造。近代历史开始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性和稳固性地位，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社会时，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开始凸显出来。但是，初期人们并没有深层地把握到这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立，往往寄希望于在传统社会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器物因素。这一时期，“知识界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点和思路”。人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把西学仅仅看作应用层面的问题，没有透视到中西文化对立乃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甲午中日战争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仅仅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制度层面，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文化的弱势地位。维新派主张通过变法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则进一步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它们都缺乏社会文化的基础，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民众进行现代思想启蒙，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和梦想才能变为现实。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作了总体否定性的审视和批判，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新文化运动已经触及到文化转型的问题，但是当时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军阀统治在根本上是阻碍文化转型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一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就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创立刊物、宣传等为传播途径，是新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实践，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改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是真正致力于探索人的彻底解放的理论。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不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坚定地参加中国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层面。无可置疑，观念层面的文化启蒙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不能越过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文化比喻成金字塔，那观念形态的文化就是文化金字塔的塔尖。这就决定了通过西方先进文化在观念层面来进行传统文化改造不能触动文化金字塔的庞大基础，因为这种启蒙和改造具有外在性。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就必须深入到文化的基础层面，通过彻底改造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来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真正做到了在基础层面上改造社会文化。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实践的诉求，以改变现实世界为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改造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生成为中国独特的革命文化传统。

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重视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时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的认识曾出现偏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应该转向改造落后的物质世界，为提高人们的自由和解放奠定现实的基础。但是，错误的认识导致人们只看到革命的阶级性也即政治性，遮蔽了革命的社会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邓小平理论扩展和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内涵的理解，充分显明了革命所具有的社会内涵: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推进体制改革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本质。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全面现代化的阶段，这必然会推进城镇化建设，从而深层地改变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乡村社会具有大量的人口和地域比例，在文化上则构成一个庞大日常生活世界。传统文化主要栖身在乡村社会的庞大生活世界之中，它具有自在性、习惯性和稳固性，对现代性文明具有排斥特征。要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一个核心的步骤就是进行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先进性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发挥它的引领作用。从马克思中国化进程中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在观念上简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基础上发展自身并参与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是在历史的纵向过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和革命品质并没有成为过去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以自身继承为前提的。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启蒙作用得到了迅速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革命品质，能够坚定人们的信仰，能够把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批判始终保持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在我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解放则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又必然成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发展离不开教育，因为只有现代大学教育才能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人才。大学培养人才必然涉及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么培养的问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通过它可以很好地透视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