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概论全文(5篇)

摘要：供给侧经济学思想其实产生已久，我国春秋时代的管仲应是鼻祖之一。目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乏力新常态，如何走出困境，客观需要经济学新创新。另外，面对经济新形势，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学；供给侧经济改革

经济问题总是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的有机统一，分析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需求侧问题，同样，分析需求侧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供给侧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的起点或关注点不同来对二者进行区分。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供给方面的，可以认为是供给侧经济理论；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需求侧方面的，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经济理论。另外，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一、中国古代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对经济学有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现存《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看，管仲的经济理论，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第一，《管子》认为，土地是财富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同时主张四大集团不能混合杂处，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1](P21,P127,P129)第三，提倡减税。管仲在对齐国的治理实践中，采取了大规模减税措施。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农业税率为20%，收成差时农业税率为10%；有饥荒就免征，或缓征。总之，管仲的供给侧管理政策，有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崛起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经济基础。[2](P11)我国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至约前390年）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李悝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记》）。同时，李悝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治田则勤，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书'食货记》）但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1](P107)，这属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的一种政策。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需求侧的因素。

艺术市场运行机制是指艺术市场运行中各市场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包括内在运行机制与外在运行机制。内在运行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交易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体现的是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外在运行机制包括政府对市场的治理机制、科技金融等市场环境因素对市场的推动机制以及国内外市场联动机制等，体现的是市场与政府、社会等外在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现有的艺术市场运行机制与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推动现行市场运行机制的创新和重构，这是学术研究亟待回答的一个问题。本文就中外有关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述，并提出进一步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建议。

一、中外关于中国艺术市场

运行机制的研究现状中外学界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研究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相关的研究主要存在于4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尚停留在观察阶段，主要是在研究全球艺术市场时将中国艺术市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观察，也有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专项市场如艺术品拍卖市场给予了关注，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赵榆2013）、《拍卖报1995—2005十年珍藏版》（郑鑫尧2010）、《中国拍卖制度研究》（刘双舟2009）、《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赵力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等，学术文章也不少，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内容涉及对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在西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主要属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西方艺术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Baumol和Bowen于1966年合著的PerformingArts:TheEconomicDilemma。国内翻译出版的艺术经济学文献主要有瑞士布鲁诺著的《艺术与经济学：分析与文化政策》、马奇和古德温主编的《两难之境：艺术与经济的利害关系》等。研究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研究决定艺术的经济力量及其经济后果；二是经济分析方法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国内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艺术经济学和艺术市场学领域，研究者大多来自艺术学界而非经济学界。艺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艺术经济史》（李向民，1995）、《作为商品的艺术》（张来民，2002）、《艺术经济学原理》（顾兆贵，2006）、《艺术经济通论》（庞彦强，2008）、《艺术经济学》（林日葵，2009）等。艺术市场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艺术市场研究》（吴明娣，2010）、《艺术市场学论纲》（成乔明，2011）、《艺术市场学》（李万康，2012）等。与西方艺术经济学研究偏重于理论建构的风格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应用问题上，论题主要涉及艺术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交易机制、竞争机制等。国外学者惊诧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快速崛起，但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具体动力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国内学者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普遍认可的发展动力主要有金融化、科技化、产业化、平台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等，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关于艺术金融的代表性成果有《艺术品金融：从微观到宏观》（黄隽，2015）《中国艺术金融概论》（西沐，2016）、《艺术品金融与投资》（刘双舟等，2016）、《当金融遇上艺术》（史跃峰，2017）等。黄隽教授《科技发展给艺术市场带来什么》（2017）一文探讨了科技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中国艺术科技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分析了世界艺术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和中国艺术科技发展的现状。艺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和《中国艺术衍生品市场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中。西沐教授发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在平台化》和《基于平台化艺术品交易模式产业生态的建构研究》两篇文章，探讨了平台化对艺术市场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是业界和学界关注较早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并未产生代表性成果。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机制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的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关于艺术市场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法律规制，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一书最早呼吁要“重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关于艺术市场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中国艺术市场法律规制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艺术市场法律制度》（刘双舟，2021）和《艺术法》（郭玉军，2019）、《艺术品投资法律风险防范》（云大慧，2019）等。

二、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艺术市场相比，中国艺术市场属于“后发型”，国外学者在学术上仍将中国艺术市场视为国际艺术市场的“边缘地带”，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近30年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助于理清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研究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是习惯性地按历史顺序简单地将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和当代两大时期，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国家发展迈入“新时代”之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更多的还是传统艺术市场的延续；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对拍卖市场的研究上，对中国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关注不够；三是研究中存在着表面化和形式化倾向，对中国传统制度智慧的挖掘不多，影响了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就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般原理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对我国艺术市场微观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价格机制的研究则偏重艺术品定价机制的讨论，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与艺术创作的研究时常混在一起，相比较而言，研究艺术市场消费端的学术成果针对性更强一些，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领域。总体上看，对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更多地限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考虑不足，研究结论指导性不强；二是在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受劳动价值论和一般资产评估理论的影响较深；三是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偏重拍卖交易模式，对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电商平台等市场交易模式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私下交易模式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不利于对艺术市场的全面认识；四是缺乏对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研究；五是对艺术市场竞争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就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研究艺术金融的学术成果对于厘清金融与艺术关系、揭示金融对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艺术金融研究主要是为满足“艺术品投资”的需要，导致了将“艺术品”工具化的倾向，且存在着理论“空转”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关于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对艺术市场推动作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艺术产业化不仅能满足艺术消费端的大众化需求，对艺术生产端和供应端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关于艺术产业化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目前还未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艺术市场平台化关涉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电商只是平台经济的初级阶段，目前对平台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电商的研究层面，有关艺术市场平台化的研究亟待深入；数字经济已经不限于互联网经济，还包含了更多数字技术衍生出的经济形式，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艺术市场国际化虽是业界和学界关注比较早的主题，但大多研究成果仅是对国际化现象的观察和描述，缺乏战略指导性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战略定位、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从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艺术市场，将艺术市场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大背景中，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清晰。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中来，并转化为指导艺术市场实践的理论，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艺术市场政策是艺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政策主要通过引导、协调和控制来起作用。《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概论》（西沐，2011）一书中提出的中国艺术市场政策的基本研究思路、架构与研究方法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没有学者继续跟进研究，且与中国艺术市场密切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专项保障政策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缺。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中的制度创新离不开法律确认和保障，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法律规制，但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立法进程明显落后。艺术市场法律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些是针对拍卖市场的研究，有些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有些只关注艺术品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从艺术市场立法角度讨论中国艺术市场法律体系建构问题的成果非常缺乏。

三、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学术研究亟待突破的空间

近30年来，我国艺术市场的学术研究氛围愈加浓厚，国内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对艺术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与重构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急需学术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下列研究主题亟待深入探讨与突破：

摘 要：  

理论的形成与构建离不开相关出版物的载体传播。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在这一时期的财政类出版物中得以反映。本文从分项数量、框架比例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统计分析，以时间序列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以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其进行区分，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进行再现，也对其结构特征展开了分析，从而清晰地描绘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关键词：民国时期; 财政理论; 出版物

一、引 言

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理论化。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历史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平民大众的 “需求”与 “意向” 基础之上激发的能动。正如梅尔茨所说: “潜在的思想”包括 “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仅除不去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众所代表的一般性属性。而长久以来，针对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成为重中之重，在评定影响的过程中，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占据了所有的决定性，进而在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的选择中失之偏颇。财政思想史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针对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对思想史仅仅是精英史和经典史，提出精英与经典未必就起决定性作用，认为还有一种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2］不容忽视。这并不是否认精英与经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之间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更强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知识源泉———平民大众 “潜在”思想的性。民国时期，财政成为经济领域内一大内容，财政理论在经济学界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财政现实问题面前，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学者，从业界精英到报刊记者，无不投身激辩、讨论当中。借出版物表达自己言论更是成为常态，或以书籍出版为窗口著书立说，或借有 “短平快” 的期刊为论辩阵地。可以说，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发端于现实财政问题，交织糅合进西式财政学理解中，而催熟于财政类出版物的载体交流中。因此，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出版物为样本，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再现，可以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还能清晰地掌握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的选择

( 一) 研究方法

工程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讲解与研究工程建筑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做到最佳结合，是经济学知识融入到工程建筑领域的相关学科，具有交叉性与渗透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复杂性与深奥性相结合的特征。随着人类社会欣赏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价值观的不断升级与完善，任何一栋建筑施工前进行规划与评估时，人们不仅仅看重这栋设施的建筑价值，更为看重的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这就给我国工民建专业的学科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每所相关院校都应重视工程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课程教学，着力培养土木类毕业生的经济学思维。这门学科的教学离不开课外实践环节，如何有效组织课外实践活动、发挥实践环节对课堂教学的互补作用，就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工程经济学的教学意义

工程经济学也是一门复合型学科，涉及到工程建设概论、现金流量管理、建设项目评价、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投资效果评价、建设工程的时间价值与社会价值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门学科可以实现一些独特的教学目的。

（一）可以培养土木工程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思维

传统的土木工程类学科的专业教学中，一般院校和教师都重在传授建筑领域与施工环节的相关知识，学生也重在学习规划、设计、画图、预算、造价等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些学生一旦毕业进入工作领域，都会成为建筑型人才。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人群的审美水准也在不断提升，而且经济领域中投融资体制的不断变革，这就要求我国建筑类人才在进行施工设计、项目建设规划时，不仅仅要评估技术领域的可行性，更要分析每一个项目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是否能顺利实现盈利并及时收回投资、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与欣赏习惯、是否与社会文化观念和周边人文环境相吻合等等经济与社会指标，这就要求我国一些院校重在培养土木类学生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思维。

（二）可以培养学生满足施工企业多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能力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入进行，我国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施工经营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和建筑企业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主体，这些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也从单一化的技能需求演变为多样化的复合需求。在这种社会趋势中，我国相关院校在进行建筑类专业的学科教学时，就应及时改革与调整教学安排与教学计划，适当增加工程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向学生讲授工程经济学的理论内容，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让学生明白他们不仅仅是在要学习相关施工技艺，更要学习经济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建筑施工领域中预算、控制、分析、评估、规划等环节中的具体运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最终满足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建筑施工企业的人才需求，使这些学生具备提升建筑施工类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能力。

一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