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全文(5篇)

摘要：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文章首先阐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然后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包括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扩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最后论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现代教育技术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这无疑加大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难度，进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出现了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与师生使用的教材用书相区别，教辅材料是指除教材之外的能帮助学生学习的各类辅助性教学材料，其作用是辅助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效果。相较完整成型的教材而言，教辅材料的建设更能够为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舞台，也是发掘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称的教学过程中“技巧”和“艺术”两大源泉的重要发力点[3]。破解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的现有问题，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质量，都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加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建设和运用。同时，促进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多元化教辅材料的灵活运用，也将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本科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根本上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然后将理论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在实践中，授课教师不仅要熟悉运用教材本身，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授课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组织教辅材料进行辅助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学生在大学课程学习中普遍存在的被动学习状态。学生一旦处于这种被动学习状态，必然陷入只求学分、死记硬背的低层次学习方式，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并与现实相联系的知识点，也就难以发挥自身在理论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合理学习状态的形成，既有学生对过去学习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又有大学课程自身教学方式和内容方面的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而言，后一种原因恰恰体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

（一）守初衷：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探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必须锁定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实现其多元化发展，不能陷入“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思维囹圄，而是要紧紧扣住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点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因此，无论是运用传统手段还是运用新兴技术，这个目的必须明确锁定。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先生所秉持的方式和理念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艾思奇先生在上海参加《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用一种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回答读者提问，引领大批进步青年更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树立牢固的马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同志曾对由这些问答集结形成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表示赞许：“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4]同样，在新时期，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我们应运用更多可供选择的新兴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

一、基于远程教育的高校辅导员专业能力培训的课程体系构建

（一）辅导员专业能力的基本构成

笔者认为，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和学生发展指导等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指辅导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工作实践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是指辅导员对学生所有非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的管理能力。学生发展指导能力是指辅导员通过自身的专业特长帮助学生在某一领域获得长远发展或长远影响的指导能力，如学业指导、职业规划、创业指导等。

（二）专业能力培训课程体系设计

高校辅导员的知识结构应包含核心知识层次、重要知识层次和外围知识层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不仅是辅导员知识结构的核心，也是其智能和优势的核心，在辅导员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中起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可作为辅导员知识结构的重要知识层次，文学、哲学、美学、法学、社会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等可作为辅导员知识结构的外围知识层次。基于此知识结构，辅导员专业能力培训课程应包含通识课程、校本课程。通识课程主要是指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理论知识课程；校本课程主要是指所在院系学生所学的专业通识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丰富辅导员与学生的知识。

（三）专业能力培训基本实施方案

参照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综合辅导员日常工作和长远发展的具体情况，可将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设计为核心课程、重要课程和拓展课程三个层次。其中核心课程包含教育学基础、管理学基础、普通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重要课程包含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发展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论等；拓展课程包含西方哲学史、美学概论、民法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创业学、艺术教育等。要求参与学习的辅导员能够根据自己入职前的专业学习情况与现有的课程体系形成互补，即已经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的课程不再要求重复学习。参与学习的辅导员根据工作中的实际需要选择课程，不要求在固定时间内修完既定课程，但在一定时间内修完一定学分的课程，培训基地可以授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一大学教育与文化战略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将“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课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课程。由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了理论方向。作为对通论性知识的展开与补充，还有一些大学以经典阅读的形式开设此类课程。但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已经形成？其中应由哪些知识或学术内容组成？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文明冲突与对话日益激烈，能够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观应该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文化观有何关系？知识不是凭空创造的，因此，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鉴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观念关涉文化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结合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确立新的文化观。

二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化观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事实上根源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走向崩溃。面对强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复兴中国文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体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战略的规划。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和深厚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他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提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专门史撰述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柳诒徵撰写于2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撰写于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撰写于4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傅伟平开始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编成八十种，因抗日战争中止，共计出版了四十多种，多为中国文化专门史的开山之作。这些著作大都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和融汇中西、与时俱进的学术取向。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表明其书宗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突破了以善恶褒贬和评判兴亡成败为主的的传统史学疆域。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产生了论战。此后又连续发生“科玄论战”，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文化论战，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现代中国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同时熔铸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新的文化理论，如“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热”兴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陆也得以发展。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的主体是新儒学思想，旨在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已经设置了人种学的课程，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中国开展调查与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学习人类学，受到系统完整的人类学教育。他们在国外就已经发表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等。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黄文山《文化体系学》、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陈序经《文化学概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文化人类学者受欧美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影响，他们的学术取向异彩纷呈，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张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遗址中去调查研究，创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以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在一个大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国家而努力。进入21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文化自觉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但不是‘复归’，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情景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文化观念，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关注的诸如“文化本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提倡“国学”等问题，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视域中深入阐释中国文化，提出对策，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思考、应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可以说，文化史学、文化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大学术构成，在此系统中，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得到科学的研究和思考，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尽管他们的解释方法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但由于中国文化既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乡土家园，所以他们无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为课题。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出于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与重新设计。他们科学而冷静的剖析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洗礼，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重要内涵。因此，大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应该总结、研究、借鉴上述三个学术领域的内容。

三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观

摘要：21世纪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新世纪，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中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并贯穿全程。由此可见，德育教育的培养在树立大学生正确意识形态、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体系作为价值观中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分析出三种音乐社会类型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有较大影响，由三种类型展开论述，用以辅助思想教育工作者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社会性的文化艺术品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音乐社会观；大学生；德育教育

一、音乐社会学的概念

音乐社会学是一门研究音乐的社会运动全过程的学科，它包含了音乐与社会的双向关系。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在研究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中发现：站在社会成因的立场上观察，音乐作品的形成本身是社会政治形态的产物，同时音乐又作用于社会。不止是西方音乐社会学的形成，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社会政治历史流程，其实就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形成。早在夏朝，作为统治阶级的夏桀，因过度利用靡靡之音进行狂欢，导致政权衰落，民不聊生；先秦时期，周朝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已有相当认识，他们把礼、乐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春秋时期因社会变革与政治改革，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持有不同观点与态度，并在音乐领域展开尖锐斗争，孔子认为音乐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具有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加强道德情操修养之用。所以，不论什么时期所产生的音乐形态，都深刻反映了社会时下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音乐作品出现了繁荣发展，能够充分反映当时人民大众辛勤耕作的代表作品有《南泥湾》、《社会主义好》等；反映抗战胜利的代表作有《游击队之歌》等；表达爱国歌曲有《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艺术家：冼星海、贺绿汀、李叔同等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出现迅猛发展，大众的生活节奏变得快了起来，同时这一时期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形式出现全球大融合倾向，为了满足商品经济时代的需要，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爆炸音乐、网络音乐在这一时期悄然出现。

二、音乐社会学观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阿多诺在研究音乐社会学观发现，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音乐本身属于社会自律与倡导自由的艺术产物。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进阶，延展自由的音乐类作品成为了实时社会文化的产物，且资本主义政治意识与文化无所不及的渗透到音乐作品的各个方面，由此而言，音乐成为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商品交换的产物。商品化是音乐社会观的第一种类型，也是影响大学生音乐审美与政治审美的第一要素。21世纪音乐类型出现复杂化、跨界化、夸张化，为了满足商品经济时代的需求，很多创作人将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歌词进行夸张表达，例如在一首rap作品中写到：你开着大奔，泡着妞儿，手里举着二锅头，这对于思维正在萌芽发展的青少年是一个危险的误导，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第二种类型是标准化，阿多诺对音乐产品的产生和消费给出标准化解释，即音乐产品的产出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所以它成为市场输出的一种大众化商品，缺少了思考价值与引导价值。目前中国市场上绝大数音乐作品结构单一、旋律单调，尤其是乐队配置与和声走向简单粗暴，节奏过于生硬与干燥，歌词粗俗无逻辑性，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口水音乐”，这些所谓的音乐作品只为了让听众为此买单，点击网络流量赚足人气，同时让听众对其产生依赖性。因此，作为大学生群体不仅审美得不到提高，反而会影响到审美情趣的退化、生理与心理退化乃至未来人生观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技术化。艺术产品产生初期是由独立的个体根据个人艺术修养、基层采风、合理作品配置及极富心思的灵感创作而成，是一种经历了多年的文化沉淀修炼的成果，随着商业化模式的组建，音乐产品被工业化替代，甚至产生专门快速制造一系列音乐作品的技术团队。这类技术团队会在较短时间内针对不同的人物群体创作出“麻痹”大脑思维的音乐作品让特定人群消费，用以满足经济商品化的需求，因此，快而短的“技术化作品”是毫无生命力、持久力与感染力的，但他们却深深模糊了大学生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与思想文化形态的形成。

三、音乐社会学观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思考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逻辑学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都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根据当前国内外趋势，对我国的逻辑学教学进行批判性审视，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和5G技术，建设在线开放课程，改革逻辑学的教学形式。其教学内容，可以从如下方面改革：对教学内容进行区分，因材施教；面向日常的世俗生活，开展以论辩逻辑为主的通识教学；将逻辑学与技术性学科和社会科学结合，面向市场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对专业型的纯粹逻辑学研究规模进行适度控制。针对当前逻辑学教学中的弊端进行改革，进一步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对策;民主法治

一、教学形式陈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变化日益加速，传统的“满堂灌”教学形式显得陈旧而滑稽——因为互联网上有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在线精品课程，有足够丰富的知识。一般而言，传统的教学形式，有如下两个弊端：

（一）讲台上的“独角戏”

现在的大学教育活动，因为职称评价体系的导向性作用，加之时代的浮躁之风盛行，仍然有大部分教师满堂课都是念PPT，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不少的大学课堂，教师在讲台上照着PPT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学生在课桌前低头耍手机，这种配合默契的“二人转”，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通病。如此沉闷的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也使教师的教学活动蜕变成了单口相声。

（二）课桌前的被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