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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语文》是以母语为基础,以优秀文化为精髓,全面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一门课程,其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健全人格、人文底蕴、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优势功能。但是,仅仅依靠课堂解读文本的方式显然无法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从“知人论世”的教学方法研究入手,以“立德树人”的品德养成为研究核心,探讨思政教育视野下本课程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式,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大学语文;知人论世;立德树人;培养方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育的核心乃是育人,而育人之本在于立德。立德树人是华夏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在当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个人品行之中,成为高校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语文学科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载体,应引领学生步入中国传统文化之门,让他们了解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作为一门以母语为基础、以优秀民族文化为精髓,旨在全面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家国情怀、人文底蕴、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在大学阶段开设公共人文必修课程《大学语文》就是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其爱国热情,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人文品质、德行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个人修养。故此,《大学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拟以“立德树人”的品德养成研究为核心,探讨思政教育视野下《大学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式,探索师范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路径。
一、知人论世: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孟子·万章下》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从中可以看出孟子对人格品行和道德修养的重视。距今2500多年前的儒学大家孟子就强调优秀的诗文作品、经史典籍皆渗透着为人处世的智慧思想与深刻哲理,可以启迪阅读者的智慧,使阅读者感同身受且受益良多,这正是所谓的“知人论世”。后世的文学家亦极其赞同此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由此可见,引导大学生从优秀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知识、开启智慧以及学习作者正视并处理社会生活问题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知人论世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大学语文》课程包含古今中外的人文哲学名篇,其教学目标不仅仅在于通过分析文学作品引导学生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还要借此解析经典文艺作品扩充学生的阅读范围、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也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品德修养,铸造其良好品格。当下,《大学语文》课程的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对学生语文应用能力的培养,较少涉及对学生人文内涵精神培养方面的研究,亦缺少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挖掘及其培养方式的研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笔者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当代的大学毕业生并不缺乏专业技术知识,但其在步入社会后却非常迷茫,很难快速应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很难快速融入群体,适应新身份。中国经典优秀文学作品中蕴含了先贤们对自然宇宙、人生态度、处事方法的哲思感悟,《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出发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让学生真正去适应社会生活,胜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那么,传统的文本篇目应该怎样讲授才能真正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优秀品德的目的,“知人论世”的学习方法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阿多诺文学批评活动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延续着他碎片化、星座化的写作风格,这并非仅仅是对某种形式的偏爱,而反映出阿多诺对一切系统性理论话语包括阐述性文学理论话语的不信任。就集中收录阿多诺文学批评文章的作品集《文学笔记》这一书名确定之周折也能看出此特点。据说阿多诺最初想把作品集命名为后接受编辑的建议采纳名.英译本的标题为notestolitera-ture,这里用了介词to,而不是on,英译者解释说这就是对阿多诺作品形式特征的最好说明,因为阿多诺的文本有着类似音乐的特征。note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其一表示音乐的音符,从字面上看,notenzurliterature就是musicalnotestoliterature;其二note又可以理解为注脚,这提醒读者,作者对文学的看法都是一些细节之处的观察。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文章比较零散,但数量庞大。具体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涵盖面极广,内容十分庞杂,其文学批评对象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流派均有涉及。这些批评文章主要收集于《文学笔记》中从这些文学批评文章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家及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对其他文论家理论之批评,关于作家作品集的书评,等等。其中一部分是已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电台的讲演,也有若干篇论文如等是从未发表被收录到此文集中的。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对象涉及到众多作家及作品,主要包括艾兴多夫(Eichendorff)、海涅、卡尔•克劳斯(KarlKraus)、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瓦莱里、普鲁斯特、弗兰克•魏德金(FrankWedekind)、托马斯•曼、布克哈特(RudolfBorchardt)、格奥尔格(StefanGeorge)、荷尔德林、贝克特、卡夫卡、弗里茨•封•温赫(FritzvonUnruh)等,涉及到的理论家有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布洛赫、卢卡奇、本雅明、萨特、海德格尔等。从这份长长的名单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内容驳杂,涉及众多文学派别,其中诗歌尤其抒情诗是阿多诺文学批评文章的一个重点,具体而言,其中包括歌德、艾兴多夫、海涅、布克哈特、荷尔德林、格奥尔格、瓦莱里和波德莱尔等诗人,涵盖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不同风格。阿多诺另有《抒情诗与社会》一文,着重探讨了抒情诗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通常被视为作为诗人个体情感抒发的抒情诗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观点。阿多诺的诗歌批评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如《纪念艾兴多夫》、《海涅的创伤》、《并置:论荷尔德林的晚期诗歌》、《格奥格》、《富有魅力的语言:论布克哈特的诗歌》等批评文章无一例外关注诗歌语言,阿多诺主张语言应当从交换和交流的逻辑中解放出来,语言是独立的,语言不是诗歌得以形成的手段,诗人只有在语言面前剔除主体自身,要为了语言牺牲自己,他强调的是纯粹语言或语言自身。另外,小说是阿多诺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点,有《阅读巴尔扎克》、《关于普鲁斯特的简短评论》、《论卡夫卡》、《关于托马斯•曼的一幅肖像》、《论狄更斯的〈老古董店〉》、《尝试理解〈终局〉》等文章,涉及到巴尔扎克、狄更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等作家,除此之外,有《承诺》和《扭曲的和解:论卢卡奇的〈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等文章对萨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进行批判,凸现出阿多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爱。
二、阿多诺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
尽管阿多诺的星丛文体抗拒任何概括性的总结,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最突出的方面对阿多诺的文学批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
其一,阿多诺对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论往往有别于文学史中的流行观点。比如在《纪念艾兴多夫》一文中,阿多诺反对视艾兴多夫的语言是重复的、过时的和陈词滥调的这种流行观点,他高度评价诗人的语言,认为艾兴多夫的诗歌语言并不是主体情感的表达而是诗人失去自我后语言之流的一种自由流淌,“他的诗歌并不像通常认为浪漫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而是对诗歌主体一种沉默式的反抗,是对语言冲动的一种牺牲”。他将艾兴多夫置于一个德国文学的潜流之中,主张“德国文学正好与经典的德国音乐和哲学相反,目标并不在于完整、系统和多样性的统一,而是松散、分离的,艾兴多夫秘密地参与了德国文学的这股潜流:从狂飙突进运动到青年歌德,再到毕希纳(Büchner)、霍普特曼(Hanptman)、魏特金(Wedekind)、表现主义和布莱希特”。阿多诺对德国文学史的梳理得出的结论与流行观点完全不同。在《论歌德〈依菲革涅亚〉的古典主义》一文中,阿多诺认为歌德的这部作品与古典主义并不相容,虽然这部戏剧取材于希腊神话,戏剧形式也是古典主义提倡的五幕剧,但它并不是对希腊悲剧的模仿。阿多诺对这部戏剧的解读集中于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与通常对‘形式’的理解相反,歌德的古典主义是出自于它的内容。引用歌德自己的话或是同时代席勒的观点,应该称其内容为‘人性’”,而从作品中体现的内容看,“剧本《依菲革涅亚》中的希腊人并非是脱离经验世界的永恒不变人性的体现,而是属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性”,阿多诺拒绝通行的对于古典主义的理解。或许正因为阿多诺的结论往往有别于主流的文学史观点,他常常被批评为只是一位非专业的充满激情的业余批评家而已。
其二,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哲学化特征,这与阿多诺美学理论中的“理解”(解释)观息息相关。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对“理解”概念进行了阐释,他首先批判了传统哲学中的“理解”观念,认为从哲学上说理解(解释)的概念被狄尔泰和他的伙伴们简单等同于“同情”(empathy)。我们知道,狄尔泰的解释学在20世纪早期对德国的文学批评非常重要,他把文化现象中的“理解”看作是一个生命(作品解释者)“进入”另一个生命(作品创作者)的过程,强调主体的、生动的体验(Erlbnis),而阿多诺则将经验认为是“Erfahrung”,这两者在德语中的字面意思都是“经历”、“经验”之义,但阿多诺在这里对此作出了严格区分。狄尔泰的经验强调连续性,在狄尔泰的理论中,艺术作品能够让读者进入创作主体的经验中,接受者能够通过同情的方式重建意义的连续性;而阿多诺深受本雅明的影响,着重的是经验的震惊、破坏等否定性。与传统解释学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不同,阿多诺强调“艺术的不可理解性”,主张艺术具有谜语特征,“目前美学的任务不是把艺术作品当作解释学的对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需要理解的东西正是作品的不可理解性。”阿多诺强调艺术作品的谜语特征与其真理性内容相关,“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就是对某一单个作品之谜的客观解答或揭示”,把握真理性内容需要的是批判,是反思。阿多诺论贝克特的《尝试理解〈终局〉》一文可以看作是阿多诺以其哲学观与美学观来具体阐释文学文本的一次示范,在该文中他侧重从词语、句法、修辞、结构等因素进行文本分析,指出《终局》一剧以自身特有的艺术形式体现出对意义、主体性、历史、自然、个体等概念的探讨,这与他的非同一性哲学观念正相吻合;又如在《论歌德〈依菲革涅亚〉的古典主义》一文中,他试图通过该作品尝试与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联系起来,认为歌德的戏剧是对启蒙转向神话的一种预言,“作为成熟主体的阶段,文明驱除了神话的不成熟,却因而对此充满罪责并被卷入罪责的神话之网”,文明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实现,这正对应着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中关于启蒙与神话之间辩证转换的观点。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实践与他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美学的任务就是要辩证地沟通哲学反思和审美经验,并由此达到艺术真理内容,美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艺术,还需要哲学。“唯有哲学才能发现那种真理性内容,艺术和哲学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此汇聚在一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哲学并非从事那种以外在方式来应用或实施哲学信条的活动,而是以内在的方式对艺术作品进行反思。”
其三,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内在批判”。阿多诺反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他既不关注作者的生平威望也不以外部的社会标准来衡量作品,他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一种“内在批判”,是从文本出发寻求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尤其强调通过艺术形式的自律来实现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如在《承诺》一文中,阿多诺重点批评了萨特的文学观,指出艺术作品中有意的政治立场会侵害作品,政治意见在艺术中毫无用处,“这不是艺术作品政治化的时代,政治应移入自律艺术作品中,它渗入艺术作品的最深处以至于以一种与政治毫不相关的态度来表达自身”。可见,虽然阿多诺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将内容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形式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种对批评的“内在性”的强调与同时代影响较大的英美新批评派所强调的文学的“内在规律”不同。新批评派反对印象式批评,主张细读法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在这种批评中,批评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文学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这种内部研究的方法关心的仅仅是文本本身。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共同之处在于,阿多诺也注重从文本出发,所以在他一系列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作品的引用很多,会逐字逐句地对作品进行阐释,尤其在他大量的论述诗歌作品的批评文章中十分关注作品的语言层面。在论述艾兴多夫、格奥尔格、布克哈特、荷尔德林的诗歌时,阿多诺特别着重于对诗歌的语言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在论及歌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时,也赞扬他们作品的语言与音乐之间的类似之处。但不同于新批评派的“内部研究”,阿多诺的“内在批判”最终指向的是他的哲学思考。
摘要:为加强素质教育,提高高职院校的育人质量,数学教师应把德育教育有效地融入数学教育中。数学教师应强化育人意识,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创新教育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诚实可信、乐于合作和勇于创新等优良品质。
关键词:数学教育;德育教育;素质教育
1前言
随着我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以及素质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我院所有的教师和管理者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由此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育人与合力育人局面。与此相适应,在高职数学教育中,我院数学教师也自觉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强化育人观念,融思想政治教育于数学教育中,在数学教育中有效地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并将其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2高职数学教育有效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2.1贯彻高职育人目标的需要
我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总要求:培养德才兼备、企业欢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爱校意识,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诚信意识。因此,我院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高职数学教育中有效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对我院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高职数学教育有效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有助于数学教师有意识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同数学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树立长远理想目标。总之,高职智育教学资源与德育教育资源有效整合是贯彻高职育人目标的需要。
究其本质,“生态整体主义”仍旧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外沿扩张后的结果。因此,生态整体主义要为文学批评提供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理论,其自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否认了人类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积极位置,而将自然赋予某种意志,使之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将这种价值观或理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去,无疑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和生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只是人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生态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出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去。将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引入到文学评判中来,不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强行介入“人学”的一切文本的理论,必然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生态批评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类型(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相比,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等只标明了范围和方法,生态批评则更清晰地提出一种主张。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基于此,为了让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单纯生态意识的传声筒,生态文学批评不仅要具备生态文学外观,而且还要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涉及生态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涵,即观念的传达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审美批评原则,这样就面临如何抽取、形成生态思想的审美内涵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是文学文本与生态批评的契合,从而使得所构建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获得范式意义,这就要求其理论思想内涵必须区别于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模式、方法和知识系统特征。同时,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认同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标准,否则,其理论必将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
生态审美原则作为生态批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和评价的尺度,应当是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的主要层面包括: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生态世界观作为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的现实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生态伦理作为运行轨迹,通过生态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促发人们深度感受生命的机能及生命活动的意义;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向,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那种充蕴、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原则不能单纯的停留在文学文本所描述出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而应该将生态的审美本质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中去,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过程中的生态审美研究还应该廊括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与生态审美原则的契合点,以此来避免为迎合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性认知而强行制造一种审美意识,从而为人们所诟病。如果这样,则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就是构成对审美活动的根本背弃,注定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而遭到唾弃。因此,生态批评理论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是有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远远不能生存一种生态批评,它不能肩负起给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批评提供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担。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态批评理论,注定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构想;生态批评必须吸纳并整合其他理论资源进行自我建构。
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建构
一、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
对人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现代企业管理积极推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也是人。其目的是要培养树立职工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观念,工作的事业心、责任心,艰苦奋斗勇于创造的精神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等。作为企业管理对象的人和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人不是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虽然从逻辑抽象上看有两个人:一是企业管理中的人,这时人是作为人力资源的人,是执行完成管理目的的人,是作为“经济指标”中的人;二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这时人是作为有政治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中的人,是作为“思想指标”式“政治指标”中的人。但从现实上看,企业管理中的人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实际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方面。从企业管理来看,对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行为、服务行为的要求和规范上。从思想政治工作来看,它做人的工作也必须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之中。人的思想、认识、情绪和观念,不仅根源于,而且作用于现实活动之中,不可能有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它和生产、经营密不可分,分开了,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素材,没有依托,没有生命力,没有作用。再者,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任务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责无旁贷,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思想工作只有融人企业管理之中,才会有力度、有作为,才能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企业管理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而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与实际工作特别是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特别是随着我们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加快,许多新的管理方式、科学方法和行为模式逐步渗透到现实生活中来,思想政治工作相应也出现了如何处理与现代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职业道德建设等工作的关系问题。应当承认,完全否认思想政治工作与这些工作的区别,是不恰当的,但这些工作在实际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确实有与思想政治工作交叉、相关的共同点,有在针对的对象、工作的目的和所解决问题等方面的一致性。
二、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促进
虽然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性质上,前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后者属于宣传教育范畴;实践中,前者是使人行动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但是人本管理理论的提出,使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融为一体。
1.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
在人本管理思想指导下,企业管理所制定的管理规范是在把握了解、激发和满足人的潜能、价值、压力与动力等基础上制定的,通过管理激励、培训和激发人的潜能及生产积极性、责任感、创造精神等,而这些管理的内在基础和前提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目标和任务。因此按照人本管理的内在逻辑,思想政治工作应处于优先地位。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进行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统一认识,为实现生产建设任务和经营管理目标而奋斗。思想政治工作的绩效如何,很关键的一点是能否落实到企业管理上,为企业管理服务,从而真正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张皮”问题。因此,在人本管理思想指导下,企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亲和力大于二者相互制约的排斥力。
2.压力转化为动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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