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全文(5篇)

摘要：本文从三亚市利用外商投资的实际情况入手，分析了三亚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特点等问题。并通过建立模型，运用Eviews软件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后对如何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三亚市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各级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技术的快速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海南省作为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自办大特区以来，省委、省政府就利用中央给予的特区优惠政策，投入巨资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三亚市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省内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三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依然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外资的质量偏低、产业投向过于集中以及大型的投资项目比较少等等[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助于三亚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得更好更快。本文：首先，研究了从1990年至2014年三亚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并将发展历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其次，通过构建以三亚市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分别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影响程度做回归分析和定量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三亚市不断扩大和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

二、三亚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三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不断改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三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三亚市从1990年至201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64985万美元，其发展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高速增长阶段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体系重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影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1年11月正式签订，RCEP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部分国家重合，涵盖范围、生效时间、国际地位、开放程度、合作难度和融合发展等不同，中国跨国公司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应对RCEP策略选择上，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争取主动，包括争取RCEP尽快签署生效，坚定维护东盟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大国稳定器作用，有序推进RCEP优化升级，推动RCEP与CPTPP互动发展，我国跨国公司应努力抓住这一时代机遇，扩大直接对外投资。文章围绕我国直接对外投资现状，从RCEP协定的建立对我国阔过公司的利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投资现状

1.自2000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跨国投资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强势发展，我国GDP、外汇储备增长势头强劲，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资料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约为1万亿美元，相比于2019年的约1.5万亿美元下降了35%，具体地域来说，欧洲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80%，北美下降42%等，相反亚洲地区则上升了4%，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约占全球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的一半。亚洲地区能够实现正增长主要依赖东亚地区的经济复苏，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东亚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920亿美元，而中国就占了1490亿美元，同比增长6%。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主要由技术相关行业、电子商务和研发所推动，反映了中国成功遏制新冠疫情大流行，GDP增长迅速恢复。中国还是2020年全球最大投资国，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定在1330亿美元，中国跨国企业的持续扩张和积极并购为其奠定了基础。2020年1-11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593.6亿元人民币（折合950.8亿美元），同比下降3.1%。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3828.2亿元人民币（折合1994亿美元），同比下降3.7%；完成营业额8349.6亿元人民币（折合1204亿美元），同比下降10.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5.5万人，11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3.5万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1）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不断推进。1-11月，我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9.6亿美元，同比增长24.9%，占同期总额的16.8%，较上年提升3.9个百分点。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143.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08.7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7.4%和58.9%。（2）是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1-11月，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157.6亿美元，占比16.6%；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12.2%和7.4%。（3）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较快。1-11月，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98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3%和4.3%。（4）是对外承包工程部分行业走势良好。1-11月，一般建筑、电力工程、水利建设类项目新签合同额增长较快，其中一般建筑类新签合同额4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2.6%；电力工程类新签合同额4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2.在研发支出规模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依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要求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前不久，欧盟公布了2020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100强，其中中国有10家公司进入了前100名，分别是华为第3位，阿里巴巴第26位，腾讯第46位。制造业还有上汽集团第81位，中兴第95位。由此可见，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跨国公司研发投入仍略显不足。

二、RCEP协定对跨国公司的积极影响

1.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后，对我国跨国公司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协定内既有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经济科技发达的强国，又有东盟内部泰国、马来西亚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还有印度这样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市场潜力比较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可通过协定的建立进一步深化与区域各国的合作，在合作进程中进一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利用其它协定国比较优势弥补自己的比较劣势。

2.能够开拓新市场。区域内包括16个国家，涵盖32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通过协定的建立，跨国公司可以更进一步获得贸易利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内容就要是要消除贸易壁垒，创造更加自由的环境。如果协定建立，各国间会降低关税水平、取消部分阻碍贸易自由化的非贸易关税壁垒，跨国公司可进一步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提高专业化生产趕度，形成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利益。

摘要：台商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演进与中国大陆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市场化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两岸经济合作与台商大陆投资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研究发现：在大陆新一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中，大陆内外部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成为新时代两岸经济合作深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新平台。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两岸合作；台商投资；新时代

一、引言

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建立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就经济领域来说，市场化改革是贯穿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台商是中国大陆市场化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高长，2009；王建民，2018），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两岸经济合作由量变到质变的40年。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由过去的“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出口海外”的三角经贸网络逐渐向资本、技术、区域合作、产业链等更深层次融合的方向迈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第一引擎，未来中国大陆经济从引领国际经济到引领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符合逻辑的延展，重视新时代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变化，尤其是市场化新阶段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是台商不可忽视的议题。

二、市场化进程中的台商大陆直接投资

（一）合作模式由单一转向多元1.资本合作目前，台商海外投资形态主要以独自为主，两岸合资企业占有一定比例。2017年在中国大陆选择独资投资比重为78.18%，合作投资的对象主要以其他台商为主，占10.79%，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合资比重占8.15%，与外商企业合资比重占6.96%。此外，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上市已经成为台企后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截至2019年5月，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台资公司共有28家，行业分布以制造业为主，共有25家，占比约为89.2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建筑业则分别为2家与1家。2.技术合作随着中国大陆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以及对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的完善，技术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重点，两岸技术合作已存在良好的增进态势，表现为一是大陆台商研发在地化比例不断提高，2017年达到38.8%；二是接受中国大陆的技术转移比例有所提升，2017年大陆台商技术来源于购买当地技术和当地研发机构比例共计约7%，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为3.78%①。

（二）共拓市场一方面，是对中国大陆内需市场的拓展。近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贸易的拉动作用式微，台湾外贸备受冲击。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台商在2007年后对中国大陆的首要投资动机转变为扩展大陆内需市场。另一方面，是两岸共同对海外市场的拓展。新一轮对外开放使中国大陆成为更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改变原有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国际格局，两岸企业携手“走出去”已有先例。

摘要：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国95家A股上市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结构柔性、学习能力、整合能力等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组织柔性对二者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行分样本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结构柔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整合能力则不显著。非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投向发达国家比投向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组织柔性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企业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扩大，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已经深度嵌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对外直接投资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贡献，进一步助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创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于新兴的中国企业而言，提高技术创新已成为各界的研究共识，但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速度较缓慢，“走出去”寻求技术创新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研究企业如何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迫切问题。组织柔性与技术创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柔性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具有基础作用，企业运用组织柔性，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有助于技术创新。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关键取决于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这与组织柔性理论在逻辑上一致。本文从组织柔性角度分析，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分析的变量细化到企业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组织柔性在企业O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分析视角。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选定于2010—2016年，选择在国内A股上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作为样本来源保证了数据的可信度和可获得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借鉴张海波（2017）的处理方法，样本选择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提供的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名称确定“上市公司名称集”[1]；然后，与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进行匹配合并，初步挑选出“已上市的OFDI企业名称集”。在这个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再辨别与挑选，删除仅投资于避税天堂的部分企业；最后，为了保持数据的连贯性和计量结果的可靠性，选取了95家上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样本的完整数据，能够满足本研究的数据需求。

2.变量说明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选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面，本文重点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以及廖冠民“TheBrainGainofCorpo-rateBoards:EvidencefromChina”中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其中，ln_sales是对企业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ln_size是对公司固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ln_num是对公司当年的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ln_material是对购入商品和劳务的那部分金额取对数。②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选取上市公司历年年报中“对子公司、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投资流量数据。③其他控制变量。研发投入用研发强度（rda）和研发人员占比（rdl）来代替。研发强度，用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值来表示；研发人员占比，以企业研发人员总数与企业总数之比表示；资本密度(k)用固定资产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企业规模（size），以固定资产净值表示；企业年龄（age），从企业注册之日开始计算。④组织柔性调节变量。结构柔性（M）主要指管理跨度，间接代表企业组织结构的层级多少和扁平化程度，用平均每位管理层所管理的职工数量表示；企业学习能力（learn）主要指新知识、新理念的学习吸收转化，用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表示；整合重构能力（res）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吸收合并的累计次数表示。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南非经济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存在巨大潜力。本文对南非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分析其发展特征，从地区、行业、来源结构和投资偏好等角度进行研究，最后针对目前发展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提出发展建议，为南非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参考意见，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同南非的经贸合作交流。

关键词：南非；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特征；发展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反映一个经济体对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参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南非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南非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早在殖民地经济开发时期，外资在南非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时期是比较封闭的状态，1994年新南非建立后才开始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百多年来，外商在南非的直接投资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初始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发展滞缓阶段及重新活跃阶段。（1）初始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867年霍普顿地区发现南非第一颗钻石，打开了南非的投资市场，淘金热使南非的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矿业革命”改变了南非的历史命运。1870年挖矿人数剧增给南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了大量外资投入。1886年南非开始大量出产金子，由于金矿比钻石矿的开采速度更快，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随之也快速发展。该阶段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给这个时期的外商投资蒙上了一层殖民主义色彩。（2）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除了奥兰治发现金矿这一因素外，该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殖民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非拥有美国需求量较大的战略原料，形成了需求互补。这个时期西方国家通过投资的手段试图控制南非的经济部门，巩固其殖民地位，为它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虽然推动了南非的进步，但同时也给南非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3）滞缓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这个时期外商直接投资步履维艰，种族隔离制度是影响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1960年沙佩维尔事件和1976年索韦托事件发生后，南非政局紧张，国际社会的直接投资骤减，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社会影响颇深，种族矛盾成为南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1984年南非货币贬值，国内抵制运动和罢工浪潮高涨，外资出逃现象显著，直接投资额直线减少。80年代随着冷战缓和及南非战略地位下降，西方国家对南非制裁范围扩大，程度加深[3]，以经济制裁为主，给南非吸收外资带来了障碍。（4）重新活跃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土崩瓦解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1993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陆续取消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南非经济呈现回升趋势[4]，新南非成立以来经济增长势头加快；2010—2013年，南非FDI流入高速增长，2017年，因政治不确定等因素影响有所减少[5]；2018年，南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71亿美元，同比增长446%；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直接投资有下滑的趋势。南非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疫情冲击，除资金支持以外，在税收减免、货币和金融支持方面都有相应的鼓励措施，据CEIC最新数据统计，2021年6月南非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2.338亿美元，较之前有所恢复。

2南非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

外商主要是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进行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美、英、德、日、法、荷兰、比利时等国在南非建立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直接投资占77.5%，南北美洲占16.5%，亚洲仅占3.8%[6]。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达成收购股权协议，这是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最大海外直接投资[7]；2011年，沃尔玛完成了对南非零售商MASSMART的收购，以此为契机进入非洲市场；2021年，荷兰喜力收购南非葡萄酒和烈酒生产商DistellGroupHolding。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扩大市场份额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在南非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投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由于集聚效应和贸易格局，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和各省的工业园中，以及开普敦、比勒陀利亚等地，南非共有9个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前五位的顺序是：豪登省、东开普省、夸祖鲁—那它尔省、西开普省和普马兰加省，2000年实施工业开发区计划，在国际海港、空港邻近区域建立众多集约式制造业基地，2016年后建立了十个特别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越发达的地区吸引外商的能力就越高。南非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化工、食品、通讯、汽车和零配件、金融服务业、餐饮等行业[8]。外国在南非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建立独立的分支机构，入股本地企业和投资于政府兴建的大型工程，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流向私有企业[9]。南非政府牵头规划实施了非盟“南北交通走廊”计划，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能源项目合作，重视对核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建设。由于南非对各个行业大力扶持，实施各项扶持经济发展的措施，促使南非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象。南非的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国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发展中经济体为辅，主要来源于英、德、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投资方式上，欧盟主要采用政策鼓励、财政支持、投资担保等措施，法国则是将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美英两国通过减债减贫等提高投资动力。西方国家在南非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表现在：(1)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大；(2)南非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3)好望角作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有着重要战略地位[10]，这使得西方国家与南非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南非直接投资吸引的外资来源国投资偏好各有不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资源对外依赖程度大，偏好于矿业资源的开发，同时得益于欧洲、日本等先进的制造业优势，化工、通信、汽车和零配件等也有大量参与；美国更侧重于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业、食品餐饮业；发达国家以高科技、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业为投资主要方向，更加看重非洲潜在的商品消费市场，以南非为依托，辐射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偏好于金属矿产和动力煤开采、石化领域，大型工程建设等，近年来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开发区建设、汽车制造、钢铁企业技改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