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监管全文(5篇)

一、警惕诸多资本涌进影视行业的不良效应

资本对所有行业的发展均是一个“双刃剑”。多样化资本进到影视行业，会给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使得竞争对象的多样化，激励新的竞争方式纷纷出现。简而言之，资本可以促进影视行业的发展。但是，资本不仅能够处理产业发展经费不够的现状，还会给产业发展造成泡沫影响，影响产业的持续发展。诸多资金短时间内涌进影视行业有可能引起泡米，从而阻碍国内影视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经整合跨行业进到影视行业的上市企业长远发展前景遇到挑战。很多进到影视行业的上市企业经常是由于原有业绩遇到瓶颈，以期进到影视行业寻找发展空间，例如湘鄂情以及熊猫烟花等现象。但是，如果整合完成，这类企业会遇到较大的挑战：其一，大股东不清楚影视行业，在大型决策上缺少一定的战略前沿性与判断力；其二，大股东资源不能与被合并影视公司出现互补，不能形成业内公司合并所具备的协同效应；其三，对赌结束到期后，被合并影视公司的业务股东会得到退出途径，谁来负责影视业务属于较大挑战；其四，原有业务和影视业务出现多样化运营，两大业务差别明显，关联度小，在资源配置与取舍方面也会考验上市企业战略决断水平。简单基于行业估值差异追求利润的整合现象对国内影视行业长远稳定发展并没有好处。因为资本环境对影视文化公司的估值大，经常高达50-60倍市盈率，而有些业内的上市企业估值小，只有10-20倍市盈率。因为整合影视公司的其余行业上市企业大都处在亏损状态或是市值很小，所以，研究市净率指标相较于市盈率指标更加可以反映市场估值区别。因为有估值差别，有些处在低估值产业的上市企业具备较高的动机整合影视企业，经过升级变成高估值的影视文化公司刺激股价升高，得到财富增值。从整合一开始，这类上市企业开展整合的真正动机便是获得估值差额效益，而不是真正要完成朝影视行业的战略转变。

二、政策导向影视资本需求顶层策划

政府监管中心要采用措施，促使影视行业和资本市场理性衔接，避免太多泡沫出现。这要求资本市场监管中心与影视行业管理中心的配合，并积极组织顶层策划。在顶层策划中，各政府机关应科学引导各种影视资本，激励战略性影视资源，控制投机性影视投资[1]。首先，资本市场监管中心不得直接干预具体的影视行业合并业务，如此方可保障更好尊重市场行情；其次，监管中心能够用宏观政策大力推动影视资本，加强投资监控，体现政府本身的立场与态度。激励影视龙头公司业内合并。国内影视行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影视行业集中度过低，影视公司规模不大，缺少可以促进行业升级转型的跨国影视企业。各政府机关要大力激励业内并购，加速提高市场集中度，注重已上市、具备较大规模、关键能力清楚、发展战略确切的现存影视龙头公司。政府不用主导行业并购，仅需在龙头影视公司根据本身战略计划进行整合时提供金融扶持、政策扶持与税务优惠。政府要强化影视行业标准性监管，依靠制度环境逐步淘汰规模不大、从业者素质不高、作品比较媚俗的影视公司，不断提高市场集中度。管理跨影视行业整合的数量及规模，避免短时间内打乱影视行业竞争市场。2014-2015诸多整合结束后，资本市场文化理念板块的规模不断增多，监管中心应避免这个趋势混乱发展。大量资本涌进影视行业必定会打乱产业市场，监管中心应采用科学措施，管理跨行业的影视整合数量与规模，激励业内整合，为影视行业长远发展带来保障[2]。当前，影视公司和资本市场整合步伐的缓慢表示，政府监管中心已充分了解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并非依靠一拥而上实现的，监管中心开始有意识的管理资本涌进文化影视行业的规模及节奏。加强影视公司业绩审计监控，惩罚业绩虚构现象。因为影视行业存在赢者通吃的情况，业内诸多影视公司具有盈利水平有限与盈利不够恒定的特点。为了实现对赌业绩，有些不能满足业绩要求的影视公司可能选用多种方式虚构业绩。加之原来影视行业在项目运营阶段有很多白条现象与现金交易，导致很多成本支付不标准，难以满足上市企业审计的需求。很多影视公司为了把成本入账，出现了虚构发票的情况。因为法不责众，我国税务局对于该种历史沿袭的不标准运营并未严格监管。所以，该种不满足财务规定的方法给影视公司造价财务绩效带来了方便。影视行业长期有大小合同情况、票账不符情况导致影视公司可以灵活管理成本高低，虚构效益[3]。政府有关监管中心要对该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避免3年对赌期到期后，上市企业影视业绩明显降低造成投资上蒙受损失。简单的说，政府要在影视行业方面大力推行工作室方法，完善各个阶段的发票与审计，加速整个产业的标准运作与正常运营，不断推动国内影视行业的稳定成长。

三、结束语

总之，针对影视公司并购项目来说，当前资本市场逐渐由市值运作的冲击转为理性，上市企业开始发掘有些影视公司的业绩不能满足预期要求。预测还将有很多已对赌的影视公司因为不能实现与上市企业的对赌绩效，最终黯然脱离资本市场。充满责任感的上市企业对影视公司的收购会越来越谨慎。影视公司在资本对接方面应遵循“产业机遇为重点、关键能力为本”。从长远角度来说，运营业绩恒定、关键能力明显、具备影视情怀的公司会最后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参考文献：

摘要：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信息是会计信息，投资者通过了解和分析会计信息作出合理的决策，会计信息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对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债权人、各级管理部门等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也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与研究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提出改善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步健康发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会计信息;信息披露

1我国资本市场概述

1.1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伴随着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萌生。(2)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随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全国性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3)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中央政府提出建设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创业板的开设，股指期货的推出，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流通融通和健康发展阶段。

1.2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

资本市场是政府、企业、个人筹措长期资金的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和长期债券市场。因为在长期金融活动中，涉及资金期限长、风险大，具有长期较稳定收入，类似于资本投入，故称之为资本市场。

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第一，对于投资者而言，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透明度高的会计信息，可以为投资者在对公司的价值与股票的内在价格之间的关系做判断时提供正确依据，从而帮助投资者做出适当的投资决策。同时可以通过减少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透明度低的会计信息必然会给投资者带来潜在的损害。第二，对于公司而言，会计信息作用在于向市场正确地传递出有关公司价值的信息，消除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吸引投资。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产生积极地经济后果.。第三，对于资本市场整体而言，会计信息透明度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石。透明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优化机制、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等功能的前提。

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现状

(一)会计信息透明度实现过程。目前，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主要依靠会计信息披露来实现，会计信息要经过三个环节才能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些环节的执行效果共同决定了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的高低：第一，是会计信息的产生(即会计主体在经济业务发生时，根据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并编制会计报表等会计信息)。会计信息提供者委托注册会计师对会计报表等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取得审计报告。第三，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由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阅批准后对外公布。在这个过程中，会计准则及制度、会计主体以及注册会计师作用的有效运行是保证会计信息高透明度的基础，这三方面作用的实现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高低。

(二)会计信息透明度存在的问题。第一，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经常弄虚作假。上市公司一般通过多种手段来操作会计报表上呈现的信息，从而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误导投资者。第二，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不充分。尽管随着法律法规对披露内容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力度的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充分性有所提高，但从我国会计信息内容披露现状来看，上市公司只是以自身利益作为非充分披露会计信息的出发点，投资者的利益需求得不到重视和满足，这就增加了证券市场的监管难度，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披露不充分；二是有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三是对有关本公司的重大事项存在重大的遗漏或披露不充分。第三，会计信息披露滞后，缺乏时效性且决策有用性差。

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

(一)法律环境因素。纵观全球，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总体上往往强于成文法系国家或地区，且研究表明法律体系不完备、执法力度不严谨以及会计准则质量较差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可能采取预防性法律措施，由此表明以法律体系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纷纷改革改制成为现代公司制企业，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两权分离为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已经拥有经营管理权的管理层制造了通过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来获取额外利润的机会。而法律机制通过事前法律制定、公布，事后严格执行相关约束规定，从而有效的遏制了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拥有经营管理权的管理层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促进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

(二)市场监管因素。证券交易所是一线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上市公司提供的报告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可以要求上市公司不断解释以澄清疑问，但不能对问题作出质的判断，对上市公司没有调查权，监管有限结构；证监会是我国证券市场最直接、最权威的管理，有更大的调查权和处罚权，其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充分性和公平性，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为广大的利益相关者服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要负责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审计准则的监督监督执行、执业素质和执业水平的考核。由此可见，市场监管对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必须强化市场监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监管作用，必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且执行到位，从而促进上市公司提高基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自觉性。

一、现状和问题

在公司层面上，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情况下的信息披露，如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等定期的会计信息披露;另一类是非定期的或者非正常的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论哪一类信息披露都与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在我国，从会计上讲，很多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盈余管理甚至是过度的利润操纵和财务造假行为，比如许多公司利用关联方关系输送利润或者设立空壳公司虚构利润，这些做法都极大的扭曲了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交易和事项的真实性，这就无法保证企业定期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和准确，使得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这些被隐瞒和造假的会计信息会给投资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而对于一些企业非定期和非经常性的可能导致企业存在潜在重大风险的重大事项，虽然我国明确规定要及时地对外披露，但是处于个人利益，往往一些重大的突然事项信息掌握在少数知情人手中，使得他们利用这些消息进行内幕交易，信息不能及时公平地披露给公众，极大损害其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近年来信息披露已经成为中国证监会对于资本市场监管的核心问题，在信息披露有关司法体系建立，从中国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执法工作情况来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存在一些新变化、新特征，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与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多种违法违规相互交织的情况，危害极大。一些上市公司，一些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挪用公司资金，董事、高管背信损害公司利益，同时公司又不对外披露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信息，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恶意性质。甚至一些上市公司连续多年财务造假，多次被立案查处，仍然铤而走险编造重大交易事实粉饰业绩，表现出了对法律法规的极大漠视。如2014年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接受立案调查的博元投资，虚构重大交易，将经过严重财务造假的财务报告进行披露，给不知情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扰乱了市场秩序。

二、对策

对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建议和对策主要从涉及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考虑，分为投资者、公司和监管部门三个方面。

(一)加强投资者教育，培养高素养的理智的投资者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在我国，就连这些个人投资者本人都不免称自己为“散户”。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最重要的使用者是政府而不是投资者。由于会计信息的专业性对投资者的知识素养要求较高，许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否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也就形成不了统一战线来促使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监管的严肃。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都有专门的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保护专栏，给投资者提供证券期货知识学习的机会，提示投资者防范风险，并对一些重大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问题进行通报批评等案例警示。除了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投资者不同的是，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方面偏向于长期投资，不追求短期效益，它们挖掘、使用会计信息的效率更高，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更高。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市场作为一个发达市场，机构投资者占了很大比重，我国对于机构投资者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有序。

(二)建立完善高效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一、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应计异象

P1ncus、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07）首次对应计异象的国际存在性进行研究，发现仅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存在应计异象。Lafond（2005）发现，应计异象是一个全球现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5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应计异象，且应计错误定价大部分集中在营运资本应计项目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激起了学术界关于资本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刘云中（2002）沿用斯隆（Sloan）1996年的方法，使用1998—200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首次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应计异象研究。经过数据研究，他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应计的持续性低于现金流量，但他按照斯隆的投资策略组合，得到的超额回报率却只有大约3.1%。对其提出的三个假设和检验结果，刘云中并没作更为深入的评述和解释。根据其结论，不能合理排除中国资本市场不存在应计异象。王庆文（2005）以1998—2002年深沪两市A股为样本，以应计项目作为会计盈余质量标准，研究其对公司下一年度会计盈余及未来两年内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年会计盈余高而经营现金流量低的公司在下个年度的会计盈余会降低，而会计盈余低而经营现金流量高的公司下年则相反；（2）投资者会高估那些会计盈余高但经营现金流量低的股票，而低估那些会计盈余低但经营现金流量高的股票，据此构造的投资策略可获得显著超常收益。在剔除ST公司和PT公司之后，其累计超额回报率9.7%。在结论中给出的解释是，一方面是公司存在盈余管理，另一方面是1998年上市公司刚刚披露现金流量表，可能市场的反应较弱。林翔、陈汉文（2005）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应计持续性与现金流持续性的差异，他们发现会计应计的持续性显著的低于现金流量，例如现金流量的持续性系数为0.595，而会计应计的持续性系数为0.525，该文进而讨论盈余管理行为和增长对会计应计持续能力的影响，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市场是否能识别持续性的差异。姜国华、李远鹏、牛建军（2006）针对AB股的研究表明，中国AB股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应计异象，并且还存在着国内外盈余报告差异异象，从而说明会计准则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市场的效率。

二、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应计异象的专门研究

中国资本市场应计异象的研究得益于1998年上市公司开始披露现金流量表，同时也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李远鹏、牛建军（2007）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退市监管，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应计异象进行了研究并对结论给出了解释。研究认为，在正常状态下亏损是比较普通的，例如在美国，亏损公司占到上司公司总数的35%左右（Hayn，1995），而在中国由于ST制度以及退市制度的存在，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带来的风险，便会对会计盈余进行操纵，他们会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去避免亏损，而一旦亏损很难避免，则会采取洗大澡的措施，使得来年更容易扭亏。这就导致了亏损公司主要集中在应计最小的两组中，这些公司的扭亏或“洗大澡”行为会严重地干扰下一年的回报率，因为这些公司的扭亏并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而是公司盈余管理的结果。如果仅仅基于Sloan（1996）的应计设计套利策略，买入的会计应计最少的公司中，大部分是亏损的公司，这样导致无法利用现金流量和会计应计持续性的差异套利，而这并不是由于投资者看穿了财务报表，完全认识到应计与现金流的持续性差异造成的，而仅仅是因为公司层面的治理因素决定的。在构建套利组合时将亏损公司进行剔除，则未来一年可以赚取7.4%~9%的超额回报。这个提高是非常显著的，在控制了传统的风险因子后，结论依然成立。可见，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应计异象问题已经开始考虑中国特殊的因素，中国独特的市场监管政策和公司治理环境被充分考虑。这对应计异象乃至市场异象的研究都是有益的尝试和思路的开阔。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特殊的制度背景，中国的应计异象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相对于国外的研究，中国还基本处于存在性的研究阶段。李远鹏、牛建军、姜国华（2008）对中国应计异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回顾了应计异象在国外的研究脉络和研究现状，同时对国外研究与应计异象有关的理论：市场有效理论和市场非有效理论对应计异象的解释，套利与应计异象等都作了一一介绍，对于开阔研究思路，理清研究脉络具有很大的意义。

三、国内资本市场应计异象研究的延续

1998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对外披露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的现金流量表。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统一实行新会计准则。李志文、宋云玲以1998—2006年的上市公司A股为样本，用Fama-MacBeth计算法，扩展了李远鹏、牛建军（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股市确实有应计异象，也发现中国股市对A股盈余和盈余成分的定价错误与美国资本市场并不一致。在分年度的检验中，发现中国股市对盈余、应计项目及现金流的错误定价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对现金流与盈余的错误定价程度基本相同。相对于现金流的错误定价，应计项目的错误定价偏上。同时，当市场乐观时，应计项目被市场高估的程度更大；当市场悲观时，现金流被市场低估的程度也更大。同时指出，盈余、应计项目和现金流的错误定价可以出现三种组合。从2009年开始应计异象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很多高校的研究生以应计异象为主题，检测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反应，试图通过检验，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同时所有数据得到的结论，均不能排除中国资本市场不存在应计异象。四、应计异象研究的发展思路及对中国的启示会计应计是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关键所在，是为克服收付实现制的缺点而发展起来。国外应计异象解释的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应计的计量观、净经营资产增长观、风险溢价和资产定价模型误设观和高估权益的成本观以及与其他异象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

1.计量观。Sloan（1996）首次检验了应计盈余相对于现金流部分的持久性以及投资者对应急盈余的定价问题，发现应急盈余持久性比现金流量的持久性更低，并且投资者对应计部分的错误定价程度也更高。这是由于现金流部分计量的客观性高，应计的计量中存在更高的主观性，即会计上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差异。Collins和Hriba（r2000）发现市场对总应计定价过高。Xie（2001）将应计部分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两部分，发现应计的更低的持久性主要来自于操控性应计部分，认为应计的更低的持久性是盈余管理导致的会计扭曲引起的。Penman、Zhan（2001）认为，更高水平应计意味着后续的盈余反转，并因此认为存在盈余管理。Richardson、Sloan、Soliman和Tuna（2006a）分析了包括营运资本应计在内的所有的应计，并按可靠性进行定性的评价和分类，经验分析发现，最不可靠的应计的持久性最差并且市场对其错误定价程度最大，该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应计计量上的相对不可靠性导致其低持久性的观点。Richardson、Sloan、Soliman和Tuna（2006b）认为，与持久的稳健会计两者的结合的解释相反，恰恰是激进会计或暂时性会计扭曲导致了应计的反转。此外，他们还使用代数变换将应计分解为增长部分和效率部分，发现效率部分在解释应计的低持久性方面比增长部分更显著。